以前我在街边的水果摊买樱桃、葡萄之类的水果时,总想挑出其中最新鲜好看的,但是常常受到摊主的阻挠:不许挑!不许挑!也是,如果我把好的都挑走了,坏的他怎么卖呢?其实岂止卖葡萄樱桃,卖企业也是一样:几年前中国产权改革如日中天的时候,为了甩掉一些不良企业,据说一些地方政府采取的办法是:哪个投资者要想买好资产,就得接受与之“搭售”的差资产。可见无论是卖葡萄还是卖企业,好坏搭配是推销之道。
后来我慢慢意识到,很多集权政府的治国之道亦是如此,甚至可以说,很多集权政府的成功秘诀正在于此:为了推销强权的苦咖啡,得搭售道德的白砂糖,咖啡加糖,专制也就打开了销路。其实道理很简单,要说服民众放弃权利、财产、自由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能让民众在打倒假丑恶的过程中“不知不觉” 地放弃其权利和自由,那么民众对集权政府俯首帖耳就水到渠成了。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朱元璋,其治国之策可以说是政治酷寒和道德狂热的成功会和。一方面,其治下不但有锦衣卫这种秘密警察制度,明初的里甲制度也比任何时代更严密,志在把全民都变成秘密警察,“如鸟之在笼,兽之在柙,虽欲放逸,有不可得”。朱元璋不但利用胡惟庸案、蓝玉案等清洗成千上万潜在的政治威胁,而且还用强制民众迁徙的方式开发地广人稀之地,用强制子承父业的方式干预民众的从业自由。其暴虐到什么程度呢?据说某个街头老妇没有尊称其为皇上,而称之“老头”,朱元璋一怒之下,不但杀掉老妇,而且顺便干掉了老妇所在街区的所有其他人。
但是另一方面,这位老头又对道德纯洁性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他不喜酒肉,不荒淫无度,别的皇帝用金制物品,他要求以黄铜代之,“朕本农夫,深知民间疾苦”。对贪官他嫉恶如仇,“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贪污六十两银子,就剥皮实草。他甚至对地方官员的“截访”行为也深恶痛绝,认为应当给民众伸冤开绝对的绿灯,有个地方官员试图截访,被他发现后,阉之为奴。他还要求各乡各里建申明亭作为思想品德教育的宣传站,提醒人们尊老爱幼长幼有序。
如果他是纯粹暴君,民间可能早就揭竿而起了。但是朱元璋同时又是这样一个道德清教徒,很多人喝着咖啡加糖就给喝晕了:杀贪官?好!于是在迎接道德的特洛伊木马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也迎接了“木马”腹中的皇权统治。
朱元璋肯定不是这种治理术第一个或者最后一个使用者。在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期间,如何动员亿万群众加入残酷的政治斗争?很大程度上还是要靠权力和道德的“打包”上市。要让民众接受“错抄一句语录就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收听外国广播就要挨批斗”的制度安排,当然很难,但是假如接受这一安排的“收益”是可以批斗那些以前颐指气使的、享受特权的“修正主义走资派”,“出一口恶气”,也许这个交易还算划算?所以革命的历程似乎就成了民众在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张子善刘青山、打倒官僚主义的道德欢呼声中逐渐拱手交出个体自由和权利的历程。
权力和道德捆绑也不是中国特产。比如今天的伊朗,女人穿衣服不能有伤风化,同性恋被抓住甚至可能被绞死,好莱坞电影一概取缔——谁让它充满了色情和暴力?这种对“道德”纯洁性的追求在某些宗教原教旨主义者中深得人心,而这些原教旨主义者刚好构成伊朗政教合一政权的统治基础。
道德和权力的这种结盟不足为奇。早在中世纪,马基雅维利就在《君王论》中指出,一个成功的统治者要同时具有狮子的凶猛和狐狸的狡诈,要在被惧怕的同时被爱戴。当然,道德和权力的共生性未必只是统治策略:一些专制者很可能“真心”地追求道德纯洁性,而这种追求恰恰与人类对纯洁性的迷恋契合。纯洁固然美好,但是它对世界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敌视,它天然的非黑即白世界观,本身就为专制提供了最好的精神土壤。因为深知道德如何在历史上给权力如虎添翼,所以我虽然敬重一切洁身自好的个体,但是对一切来自有权阶层的整风、反低俗、打黑运动都心存疑虑,此类口号一出,总想看看这是不是一只特洛伊木马,肚子里有没有藏着什么猫腻。
2010年10月29日星期五
2010年10月14日星期四
埃及民主路仍漫長
埃及议会下月举行大选,多次联合抵制投票的主要反对派穆斯林兄弟会(Mu slim Brotherhood)表示参与,并寻求取得百分之三十议席。外界将之视为来年总统选举的前哨战,因为八十二岁的现任总统穆巴拉克(Mohammed HosniMubarak)年事已高,未决定参选。外界一直盛传其儿子贾迈勒(Gamal Mubarak)将继承父志,但包括穆斯林兄弟会在内的反对党已密谋借来年总统选举,取代自一九八一年起执政的穆巴拉克,造就埃及史上第一次政党和平轮替。
一九五二年军事政变, 苏丹法鲁克一世(Farouk I)被流放,翌年转行共和制,但埃及民主一直停步不前。不论是纳赛尔(Gamal Nasser)还是之后的萨达特(Anwar El Sadat)都是一党独大。萨达特一九七六年推行的多党制,不过也是由执政党阿拉伯社会主义者联盟(Arab Socialist Union, ASU)「分拆上市」。
一九七八年,他创立国家民主党(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NDP),又略为开放,容许一些左翼政党存在。不过,无论他还是接班的现任总统穆巴拉克,都拒绝穆斯林兄弟会组党,原因是避免世俗主义的埃及伊斯兰化。
独裁的世俗派与穆斯林兄弟会就此敌视对方几十年,直至二〇〇五年的议会选举。穆巴拉克「拉一派,打一派」,暗助全以独立人士名义参选的穆斯林兄弟会取得八十八个议席,成为最大「反对党」。
其目的是打击要求真民主的政党,以免动摇他的总统地位。因此经过是次选举后,造成的客观效果是,人民要么选择连任数次的穆巴拉克,要么选择可能更为专制、保守的穆斯林兄弟会。
虽然穆斯林兄弟会的少壮派近年也要求民主,部分甚至希望在伊斯兰法律基础上实行多党制。尽管兄弟会创办人班纳(Hassan al-Banna)曾说过,民主与伊斯兰文明没有矛盾,但环顾中东国家,没有成功例子。伊朗由一班教士掌权,最为开放的黎巴嫩,重要职位的宗教背景也是有所规限。看来埃及距离民主仍要走漫长道路。
一九五二年军事政变, 苏丹法鲁克一世(Farouk I)被流放,翌年转行共和制,但埃及民主一直停步不前。不论是纳赛尔(Gamal Nasser)还是之后的萨达特(Anwar El Sadat)都是一党独大。萨达特一九七六年推行的多党制,不过也是由执政党阿拉伯社会主义者联盟(Arab Socialist Union, ASU)「分拆上市」。
一九七八年,他创立国家民主党(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NDP),又略为开放,容许一些左翼政党存在。不过,无论他还是接班的现任总统穆巴拉克,都拒绝穆斯林兄弟会组党,原因是避免世俗主义的埃及伊斯兰化。
独裁的世俗派与穆斯林兄弟会就此敌视对方几十年,直至二〇〇五年的议会选举。穆巴拉克「拉一派,打一派」,暗助全以独立人士名义参选的穆斯林兄弟会取得八十八个议席,成为最大「反对党」。
其目的是打击要求真民主的政党,以免动摇他的总统地位。因此经过是次选举后,造成的客观效果是,人民要么选择连任数次的穆巴拉克,要么选择可能更为专制、保守的穆斯林兄弟会。
虽然穆斯林兄弟会的少壮派近年也要求民主,部分甚至希望在伊斯兰法律基础上实行多党制。尽管兄弟会创办人班纳(Hassan al-Banna)曾说过,民主与伊斯兰文明没有矛盾,但环顾中东国家,没有成功例子。伊朗由一班教士掌权,最为开放的黎巴嫩,重要职位的宗教背景也是有所规限。看来埃及距离民主仍要走漫长道路。
2010年10月12日星期二
中国如何应对全世界的“反华势力”?
当中国的GDP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国内人均收入却排名世界一百多位。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却与49个国家签署了免债议定书,免除到期债务374笔,并将继续免除13个国家对华到期无息贷款债务。官方还透露,2010年中国累计向120多个国家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并向30多个国际和区域组织提供了捐款。而2008年,中国免除46个国家400多亿债务;2009年,中国免除32个国家150笔债务;……
甘肃舟曲遭灾时,中央电视台在同一天新闻联播中播出了两则捐款新闻,一则是“为支持俄罗斯抗灾,我国将捐赠100万美元现金和价值2,000万人民币的物资”,另一则是“甘肃舟曲缺乏饮用水和速食面,政府号召大家积极捐款”。相比之下,世界最富的美国对俄罗斯火灾捐款才5万美元,但对中国大陆持续多发的水灾捐了20万美元;美国对中俄的捐款总额,不到中国捐给俄罗斯的四分之一。对当权者一面在国内动员民众捐款、甚至强迫公务员捐款,一面动用纳税人的血汗钱在国际上摆阔显富的行为,国内民众反响非常强烈,被斥为“国际主义精神病”。
但这种“国际主义精神病”由来已久,从毛泽东时代就蔚然成风了。在文革之前,一个中小学生一学年的书费、学杂费只有3元,最发达的地区也不超过4元,另外每人每年补贴6元午餐伙食费;读完初中共计9年,每人合计需要90元。每年6元午餐伙食费补贴,折合每天3分钱,当时两分钱可购买粗粮3两,一分钱可买时蔬0.5斤,足够中午饱餐一顿;但这在大多数贫困地区,6元已相当于农民大半年的人均收入。然而,中国当时每年援助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金钱,却达到90亿人民币!正好可以资助一亿农村儿童读完初中。可是根据中国政府1980年的报告说,文革前中国大陆有一亿学生因为没钱而失学。
不过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金钱还是小巫见大巫。那时候,中国援助越南200亿人民币,援助朝鲜200亿人民币,援助非洲国家100多亿人民币。如果按照中国当时的人均最低生活费4元计算,这些钱可以让全中国百姓白吃白喝不干活,就能养活一年。
为此,毛泽东换来了亚非拉一些领导人的肉麻赞颂;什么“毛泽东是世界性的领导人,是鼓舞世界各地热爱自由和人类尊严的革命者”、“毛泽东是第三世界的榜样”,“永远是各国人民的抵抗和斗争的象征”等等阿谀之声不绝于耳;毛泽东也真以为自己是全世界的“大救星”。为了马屁,就肆意挥撒中国百姓的血汗,将中国经济推向崩溃边缘,民不聊生。
如今,这种“精神病”有增无减。今年两会中,中央政府指出:中国实现全民免费医疗每年需花费1千6百亿元,目前中国不具备这个经济实力!今年西南五省大旱,6000万人受灾,损失200多亿,中央拨付旱灾救灾资金1.6亿元。为了赢得金正日的高兴,中国承诺援助朝鲜700亿;2009年,中国累计对朝鲜援助达8千亿元。
对朝鲜就援助8千亿,却没有1,600亿解决全国百姓的免费医疗。看看满街的下岗工人,看看贫苦的失学儿童,大陆当权者就是这样奴役国人,笼络“友邦”!
然而,这种用金钱维系的“友邦”,没有一个不和中国大陆翻脸。
最早翻脸的是苏联。大陆执政党在建政前,跟在前苏联的后面亦步亦趋的战战兢兢;建政后更是把苏联尊为“老大哥”,自己以小弟自居,但赫鲁晓夫上台后,中苏之间的友好关系出现了破裂,后来更是因为一场著名的珍宝岛战役,彻底翻脸。第二个翻脸的“友邦”,是越南。相比于把苏联称老大哥自称小弟的做法,越南开始是对中国称大哥,大陆则称越南为“同志加兄弟”。大陆把越南比作“同志加兄弟”的时候,越南还处在南北分裂的状态,类似现在的南北韩;北越想要统一南越,最后引入了美国的干涉,大陆出兵越南虽然不如出兵朝鲜那么高调坚决,但私底下的支援却也“很无私”。北越当时的领导人胡志明在中国受到了极高的评价,被称为“胡伯伯”。但随着北越统一了南越,“同志加兄弟”露出了青面獠牙,对中国反噬一口,1979年的时候,中国还被迫进行了“自卫反击战”,大国被迫对小国进行“自卫反击”,成为一个国际先例。第三个翻脸的“友邦”是最著名的日本。中日友好是依托于中美友好的次生友好,如果不是和美国改善关系于前,中日之间无所谓关系的正常化。但中日之间一经友好,很快就超过了中美友好,成为了新一个的中国超级友好国家。以“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新兄弟”出现的日本,给大陆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安慰;“一衣带水”成为日本友邦的专用名词。但是进入2000年之后,“一衣带水”的“水”出现了污染,先是中日两国在教科书问题上互相攻击,接着在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上再起波澜,最终导致了钓鱼岛问题的针锋相对。虽然双方还没有兵戎相见,但双方却都在咬牙切齿。
如今的中国大陆“友邦”,似乎只有用“鲜血凝固”起来的情谊而“弥足珍贵”的朝鲜了。不过,这“弥足珍贵”的友邦,却象一个市井泼皮,除了给中国惹祸,就是对中国耍赖。
有人说中国大陆的当权者真傻,用钱买气受。其实,统治者从来都不傻。无论是毛时代中国外援高达国家财政总支出的6.92%,名列世界榜首,还是最近中国在朝鲜、非洲大搞无偿贷款、巨额投资等,当局之所以这样处心积虑的做,都是为了在国际社会争得一席之地,以巩固其统治,以牺牲本国民众利益为代价,为其在联合国舞台上争取一点点话语权。中国权贵阶层需要在国际上豢养一帮小喽啰,为其生存危机壮胆吆喝;因此,官方的外援有着内在需求的必然性。
目前,大陆当权者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援助津巴布韦、苏丹、朝鲜等邪恶国家,正如世界银行所谴责的那样,中国的援助抵消了国际社会“以经贸促政改、以经援换人权”的努力。当权者以“不干涉内政”为藉口,在政治上充当这些腐败政权的代言人和所谓协调者,并以此为筹码,与民主社会讨价还价。
尽管这种金钱外交有些效果,比如联合国至今还没能通过任何谴责中国大陆人权状态的议案,但中国大陆纠集独裁国家组成灰色阵营,与文明世界分庭抗礼的做法,已经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效果也很快就显现了。2010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11.1%,应该是全球最高的;不过,同期中国大陆的“敌人”增长得更快,有人在谈论对中国的“C型”包围圈,还有人在谈论亚洲版的北约,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像坏孩子弹弓上弹出的石子,今天弹到南海,明天弹到黄海,后天还会弹到东海,激起周围国家千重浪……。
中国历史上对外关系的三种模式:天朝时期的“朝贡模式”,毛时代的“革命模式”,和邓小平时代开创至现在集大成的“互惠模式”。按照前两个模式,中国少不了敌人,凡是“拒绝朝贡或拒绝认同中国革命的国家”都“可能是潜在的敌人”。互惠模式就不同,“它既是平等的,也是普适的”:说它是平等的,因为它的基础是全球化时代的平等自由贸易,不是殖民主义时代的殖民与被殖民的不平等关系;说它是普适的,因为它不具有任何政治与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排他性,也不预设任何非经济的先决条件。这种现实主义模式把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看成是高能加速器,发生外交关系的国家就像两束高速相遇的粒子,通过 “热烈拥抱”而增加双方的能量。正是因为这种模式的巨大吸引力,中国才能史无前例地一次同时拥抱这样多的非洲国家。当然也热烈拥抱了其它几乎所有国家,包括美国和俄国。
可是,现在某些国家突然在中国的怀抱里动起了刀子。为什么?因为国家和个人一样,决定其决策的有两个基本模式,一是“后果模式”,第二种是“身份模式”。“后果模式”,类似经济人模式,就是利益最大化模式,当人们按后果模式做决定前,要掂量可供选择的各种方法和途径,评估它们的价值,然后选择能带来最大利益的方法。“身份模式”则不同,为了确认自己的身份,不计后果。210年3月以后至今,中国大陆为了袒护“血盟兄弟”朝鲜,将自己逼离了“后果模式”,进入“身份模式”轨道。在此事件上,中国大陆的作为,已经不考虑国家利益,而考虑的是国家身份。30年来国家身份的战略模糊,被朝鲜牌的显影液显影了。中国大陆在这次事件中,彰显了自己的身份,让人进一步看清了真面目,所以周边国家突然在中国的怀抱里动起了刀子。
所以,世界上的“反华势力”突然多了,几乎到处都是。
对此,其实大陆高层和中国社会底层都看得非常清楚了。然而时至今日,仍然有部份中国人似乎出自“本能”,拒绝接受这个社会现实,充当睁眼瞎。近一个月来,中日钓鱼岛事件沸沸扬扬,国际社会没有一个国家表示支持中国。凤凰名博杨恒均先生说,“如果就事论事,这次钓鱼岛事件主要责任在日本,有争议的岛屿,已然被你霸占,却还要进一步宣示‘主权’,逮捕我船长,实在欺人太甚。可是,这样一起是非分明的国际事件,当中国需要国际上‘人心’支持的时候,你看到200多个国家,几十亿人,有几个站出来为中国说过一句话?这种情况,中国学者,以及中国当局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这是很罕见的现象。想一想,怎么会走到今天的?奥运会插遍各大洲的五星红旗在哪里?中国崛起的豪言壮语换来了什么?成吨成顿的人民币堆砌起来大外宣,得到了这样的回报?”
他说,十几年前,当和我同龄的那几个人还没有拼凑出《中国可以说“不”》的时候,我就在共和国最前沿的阵地上对西方列强说“不”。这些年下来猛然发现,原来我们除了对普世价值,对先进的价值理念与政治制度坚持“绝不”之外,我们的一切都西化了:你还能找到一块不是按照西方发展模式建设起来的中国土地?连电视里吸引了亿万中国青年人的电视节目,几乎都是从西方五六年前的老节目改头换面全盘引进的……。世界已经变成地球村,这一切引进本来无可厚非,可恰恰是我们对支配与指引这些物质的价值观与政治制度说了“绝不”,结果让这些东西在中国都一个一个地走样了,弄得面目全非,我们认不出,世界也认不出——这个时候,还有极少数愚弄人的掌权者在那里有气无力地主张说“不”,但谁都听得懂,他们只是不想放弃手里的绝对权力……。
如今,“海外反华势力”这个概念,虽已深深的印在了中国人的心中,但是“海外反华势力”到底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反华”?却没有几个中国人能够说清楚。它就象一段梦魇,被既得利益集团制造出来,几十年来牢牢的植入中国人的头脑中,让人恐惧,让人仇恨,但是又没有人真正的知道为什么要恐惧,为什么要仇恨。而教科书和报刊资料中,也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给它一个完整的、清楚的解释。其实,所谓“反华势力”的概念,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从来没有过,而是既得利益集团当权之后刻意制造出来的,并故意混淆概念,把全世界对“共产主义”这个幽灵的反对,故意说成是对中国的反对,挑动民族情绪。
为了让中国人盲目维护既得利益集团,而不倾向于自由社会,既得利益集团就制造一个“反华势力”的名词,然后几十年来不断的通过歪理和谎言强化这个概念。其目的就是欺骗人民,在人们心目中制造一种中华民族和国际社会的对立,让中国人从内心自觉的不接受其它国家的自由理念,不接受西方社会对中国人权的关注,不认同全世界对既得利益集团暴政的谴责,从而使政权得以苟延残喘。
然而,当中国大陆民生凋敝、人权不保,“海外反华势力”的猖獗,就再也得不到老百姓的一致抵抗。正如大陆高调“保钓”中有老百姓悲愤地说:“现在我们是生活无着落,土地都被他们抢夺光了,可以说是没有立锥之地了,作为一个公民,你没有家了,哪来的国?我们这些被压迫的、被奴役的农民,我们的国家在哪里呢?!”美国军舰在南海军演的时候,网上居然出现大量“何时到中南海军演”的呼声。
事实说明,成吨成顿的人民币堆砌起来“友谊”,在世界潮流面前不堪一击;中国大陆在国际上面临一个空前的说“不”时代,不是中国对世界说“不”,而是世界对中国说“不”。而互联网的发达,使得国内民众不断觉醒,再多的“五毛”也无法改变这个现实。现在执政党和政府如不再加速推进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恐怕真会应验温家宝的话,“只能是死路一条”了。
甘肃舟曲遭灾时,中央电视台在同一天新闻联播中播出了两则捐款新闻,一则是“为支持俄罗斯抗灾,我国将捐赠100万美元现金和价值2,000万人民币的物资”,另一则是“甘肃舟曲缺乏饮用水和速食面,政府号召大家积极捐款”。相比之下,世界最富的美国对俄罗斯火灾捐款才5万美元,但对中国大陆持续多发的水灾捐了20万美元;美国对中俄的捐款总额,不到中国捐给俄罗斯的四分之一。对当权者一面在国内动员民众捐款、甚至强迫公务员捐款,一面动用纳税人的血汗钱在国际上摆阔显富的行为,国内民众反响非常强烈,被斥为“国际主义精神病”。
但这种“国际主义精神病”由来已久,从毛泽东时代就蔚然成风了。在文革之前,一个中小学生一学年的书费、学杂费只有3元,最发达的地区也不超过4元,另外每人每年补贴6元午餐伙食费;读完初中共计9年,每人合计需要90元。每年6元午餐伙食费补贴,折合每天3分钱,当时两分钱可购买粗粮3两,一分钱可买时蔬0.5斤,足够中午饱餐一顿;但这在大多数贫困地区,6元已相当于农民大半年的人均收入。然而,中国当时每年援助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金钱,却达到90亿人民币!正好可以资助一亿农村儿童读完初中。可是根据中国政府1980年的报告说,文革前中国大陆有一亿学生因为没钱而失学。
不过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金钱还是小巫见大巫。那时候,中国援助越南200亿人民币,援助朝鲜200亿人民币,援助非洲国家100多亿人民币。如果按照中国当时的人均最低生活费4元计算,这些钱可以让全中国百姓白吃白喝不干活,就能养活一年。
为此,毛泽东换来了亚非拉一些领导人的肉麻赞颂;什么“毛泽东是世界性的领导人,是鼓舞世界各地热爱自由和人类尊严的革命者”、“毛泽东是第三世界的榜样”,“永远是各国人民的抵抗和斗争的象征”等等阿谀之声不绝于耳;毛泽东也真以为自己是全世界的“大救星”。为了马屁,就肆意挥撒中国百姓的血汗,将中国经济推向崩溃边缘,民不聊生。
如今,这种“精神病”有增无减。今年两会中,中央政府指出:中国实现全民免费医疗每年需花费1千6百亿元,目前中国不具备这个经济实力!今年西南五省大旱,6000万人受灾,损失200多亿,中央拨付旱灾救灾资金1.6亿元。为了赢得金正日的高兴,中国承诺援助朝鲜700亿;2009年,中国累计对朝鲜援助达8千亿元。
对朝鲜就援助8千亿,却没有1,600亿解决全国百姓的免费医疗。看看满街的下岗工人,看看贫苦的失学儿童,大陆当权者就是这样奴役国人,笼络“友邦”!
然而,这种用金钱维系的“友邦”,没有一个不和中国大陆翻脸。
最早翻脸的是苏联。大陆执政党在建政前,跟在前苏联的后面亦步亦趋的战战兢兢;建政后更是把苏联尊为“老大哥”,自己以小弟自居,但赫鲁晓夫上台后,中苏之间的友好关系出现了破裂,后来更是因为一场著名的珍宝岛战役,彻底翻脸。第二个翻脸的“友邦”,是越南。相比于把苏联称老大哥自称小弟的做法,越南开始是对中国称大哥,大陆则称越南为“同志加兄弟”。大陆把越南比作“同志加兄弟”的时候,越南还处在南北分裂的状态,类似现在的南北韩;北越想要统一南越,最后引入了美国的干涉,大陆出兵越南虽然不如出兵朝鲜那么高调坚决,但私底下的支援却也“很无私”。北越当时的领导人胡志明在中国受到了极高的评价,被称为“胡伯伯”。但随着北越统一了南越,“同志加兄弟”露出了青面獠牙,对中国反噬一口,1979年的时候,中国还被迫进行了“自卫反击战”,大国被迫对小国进行“自卫反击”,成为一个国际先例。第三个翻脸的“友邦”是最著名的日本。中日友好是依托于中美友好的次生友好,如果不是和美国改善关系于前,中日之间无所谓关系的正常化。但中日之间一经友好,很快就超过了中美友好,成为了新一个的中国超级友好国家。以“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新兄弟”出现的日本,给大陆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安慰;“一衣带水”成为日本友邦的专用名词。但是进入2000年之后,“一衣带水”的“水”出现了污染,先是中日两国在教科书问题上互相攻击,接着在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上再起波澜,最终导致了钓鱼岛问题的针锋相对。虽然双方还没有兵戎相见,但双方却都在咬牙切齿。
如今的中国大陆“友邦”,似乎只有用“鲜血凝固”起来的情谊而“弥足珍贵”的朝鲜了。不过,这“弥足珍贵”的友邦,却象一个市井泼皮,除了给中国惹祸,就是对中国耍赖。
有人说中国大陆的当权者真傻,用钱买气受。其实,统治者从来都不傻。无论是毛时代中国外援高达国家财政总支出的6.92%,名列世界榜首,还是最近中国在朝鲜、非洲大搞无偿贷款、巨额投资等,当局之所以这样处心积虑的做,都是为了在国际社会争得一席之地,以巩固其统治,以牺牲本国民众利益为代价,为其在联合国舞台上争取一点点话语权。中国权贵阶层需要在国际上豢养一帮小喽啰,为其生存危机壮胆吆喝;因此,官方的外援有着内在需求的必然性。
目前,大陆当权者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援助津巴布韦、苏丹、朝鲜等邪恶国家,正如世界银行所谴责的那样,中国的援助抵消了国际社会“以经贸促政改、以经援换人权”的努力。当权者以“不干涉内政”为藉口,在政治上充当这些腐败政权的代言人和所谓协调者,并以此为筹码,与民主社会讨价还价。
尽管这种金钱外交有些效果,比如联合国至今还没能通过任何谴责中国大陆人权状态的议案,但中国大陆纠集独裁国家组成灰色阵营,与文明世界分庭抗礼的做法,已经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效果也很快就显现了。2010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11.1%,应该是全球最高的;不过,同期中国大陆的“敌人”增长得更快,有人在谈论对中国的“C型”包围圈,还有人在谈论亚洲版的北约,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像坏孩子弹弓上弹出的石子,今天弹到南海,明天弹到黄海,后天还会弹到东海,激起周围国家千重浪……。
中国历史上对外关系的三种模式:天朝时期的“朝贡模式”,毛时代的“革命模式”,和邓小平时代开创至现在集大成的“互惠模式”。按照前两个模式,中国少不了敌人,凡是“拒绝朝贡或拒绝认同中国革命的国家”都“可能是潜在的敌人”。互惠模式就不同,“它既是平等的,也是普适的”:说它是平等的,因为它的基础是全球化时代的平等自由贸易,不是殖民主义时代的殖民与被殖民的不平等关系;说它是普适的,因为它不具有任何政治与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排他性,也不预设任何非经济的先决条件。这种现实主义模式把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看成是高能加速器,发生外交关系的国家就像两束高速相遇的粒子,通过 “热烈拥抱”而增加双方的能量。正是因为这种模式的巨大吸引力,中国才能史无前例地一次同时拥抱这样多的非洲国家。当然也热烈拥抱了其它几乎所有国家,包括美国和俄国。
可是,现在某些国家突然在中国的怀抱里动起了刀子。为什么?因为国家和个人一样,决定其决策的有两个基本模式,一是“后果模式”,第二种是“身份模式”。“后果模式”,类似经济人模式,就是利益最大化模式,当人们按后果模式做决定前,要掂量可供选择的各种方法和途径,评估它们的价值,然后选择能带来最大利益的方法。“身份模式”则不同,为了确认自己的身份,不计后果。210年3月以后至今,中国大陆为了袒护“血盟兄弟”朝鲜,将自己逼离了“后果模式”,进入“身份模式”轨道。在此事件上,中国大陆的作为,已经不考虑国家利益,而考虑的是国家身份。30年来国家身份的战略模糊,被朝鲜牌的显影液显影了。中国大陆在这次事件中,彰显了自己的身份,让人进一步看清了真面目,所以周边国家突然在中国的怀抱里动起了刀子。
所以,世界上的“反华势力”突然多了,几乎到处都是。
对此,其实大陆高层和中国社会底层都看得非常清楚了。然而时至今日,仍然有部份中国人似乎出自“本能”,拒绝接受这个社会现实,充当睁眼瞎。近一个月来,中日钓鱼岛事件沸沸扬扬,国际社会没有一个国家表示支持中国。凤凰名博杨恒均先生说,“如果就事论事,这次钓鱼岛事件主要责任在日本,有争议的岛屿,已然被你霸占,却还要进一步宣示‘主权’,逮捕我船长,实在欺人太甚。可是,这样一起是非分明的国际事件,当中国需要国际上‘人心’支持的时候,你看到200多个国家,几十亿人,有几个站出来为中国说过一句话?这种情况,中国学者,以及中国当局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这是很罕见的现象。想一想,怎么会走到今天的?奥运会插遍各大洲的五星红旗在哪里?中国崛起的豪言壮语换来了什么?成吨成顿的人民币堆砌起来大外宣,得到了这样的回报?”
他说,十几年前,当和我同龄的那几个人还没有拼凑出《中国可以说“不”》的时候,我就在共和国最前沿的阵地上对西方列强说“不”。这些年下来猛然发现,原来我们除了对普世价值,对先进的价值理念与政治制度坚持“绝不”之外,我们的一切都西化了:你还能找到一块不是按照西方发展模式建设起来的中国土地?连电视里吸引了亿万中国青年人的电视节目,几乎都是从西方五六年前的老节目改头换面全盘引进的……。世界已经变成地球村,这一切引进本来无可厚非,可恰恰是我们对支配与指引这些物质的价值观与政治制度说了“绝不”,结果让这些东西在中国都一个一个地走样了,弄得面目全非,我们认不出,世界也认不出——这个时候,还有极少数愚弄人的掌权者在那里有气无力地主张说“不”,但谁都听得懂,他们只是不想放弃手里的绝对权力……。
如今,“海外反华势力”这个概念,虽已深深的印在了中国人的心中,但是“海外反华势力”到底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反华”?却没有几个中国人能够说清楚。它就象一段梦魇,被既得利益集团制造出来,几十年来牢牢的植入中国人的头脑中,让人恐惧,让人仇恨,但是又没有人真正的知道为什么要恐惧,为什么要仇恨。而教科书和报刊资料中,也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给它一个完整的、清楚的解释。其实,所谓“反华势力”的概念,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从来没有过,而是既得利益集团当权之后刻意制造出来的,并故意混淆概念,把全世界对“共产主义”这个幽灵的反对,故意说成是对中国的反对,挑动民族情绪。
为了让中国人盲目维护既得利益集团,而不倾向于自由社会,既得利益集团就制造一个“反华势力”的名词,然后几十年来不断的通过歪理和谎言强化这个概念。其目的就是欺骗人民,在人们心目中制造一种中华民族和国际社会的对立,让中国人从内心自觉的不接受其它国家的自由理念,不接受西方社会对中国人权的关注,不认同全世界对既得利益集团暴政的谴责,从而使政权得以苟延残喘。
然而,当中国大陆民生凋敝、人权不保,“海外反华势力”的猖獗,就再也得不到老百姓的一致抵抗。正如大陆高调“保钓”中有老百姓悲愤地说:“现在我们是生活无着落,土地都被他们抢夺光了,可以说是没有立锥之地了,作为一个公民,你没有家了,哪来的国?我们这些被压迫的、被奴役的农民,我们的国家在哪里呢?!”美国军舰在南海军演的时候,网上居然出现大量“何时到中南海军演”的呼声。
事实说明,成吨成顿的人民币堆砌起来“友谊”,在世界潮流面前不堪一击;中国大陆在国际上面临一个空前的说“不”时代,不是中国对世界说“不”,而是世界对中国说“不”。而互联网的发达,使得国内民众不断觉醒,再多的“五毛”也无法改变这个现实。现在执政党和政府如不再加速推进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恐怕真会应验温家宝的话,“只能是死路一条”了。
奥巴马的当选对于汉藏民族和解的影响
白宫新主人奥巴马和家人向大家招手致意本次美国大选,不仅激发出美国人多年未见的参与热情,而且世界性的关注度也超过以往。
从正面说,美国是世界超强和自由国家领袖,美国总统不仅是美国的最高权力,也是国际事务中的最大权力,故而,美国大选总是引起世界性关注,甚至有人戏称:“美国人选的是世界总统”。
从反面讲,在金融危机与伊拉克泥潭的双重困境下,布什政府的国内支持与国际信誉双双降到最低点。华尔街危机波及世界,伊拉克困局牵动国际反恐的未来,两大困局注定了此次美国大选成为全球焦点,美国内外的主流舆论都在期待着美国的“改变”。
黑人奥巴马,既无深厚的政治背景,也无显赫的政绩,更没有行政经验,他的地方议会议员和国会议员的从政经历,与其他参选人的比起来,苍白得简直是不值一提。所以,在此次大选开始时,任何人也想不到他会成为货真价实的“黑马”。民主党内角逐党内提名的竞选时,没有人会想到崛起于草根阶层的黑人奥巴马能够战胜民主党大佬白人希拉里。奥巴马与麦凯恩的最后决选开始前,舆论也很担心种族意识对奥巴马选情的负面影响,但奥巴马却在党内提名和最后大选中连续击败了最有资历的对手,以近年来少见的绝对优势当选。
作为一个中国人看奥巴马当选美国第44任总统,让我再次感到美国的自由制度及其文化的伟大。我最感兴趣的不是奥巴马是否有能力扭转危机,而是:首先,美国式民主具有有效的自我纠错机制,特别是在遭逢大危机的时刻,美国会主动进行自我调整和自我改善,四年一次的大选就是这种全民参与的自我调整。其次,在一个以白人为主体的国家中,种族问题几乎贯穿美国二百多年的历史,美国种族歧视一直是最受外界病垢的顽疾,也让美国式自由民主蒙受挥之不去的耻辱。而现在,这个祖籍肯尼亚的非洲裔美国人奥巴马成了白宫的新主人,向世界展示了二十一世纪的美国胸怀。
在奥巴马出生的1961年,美国还是个种族隔离的社会,由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并在1964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一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民权法案》废除了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让黑人获得了与白人平等的法定权利。这一年,金博士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这一世界性的最高荣誉。但是,文化中的和心理上的种族意识仍然严重,现实中的种族歧视仍然大量存在。1968年4月4日金博士被一名种族分子枪杀,1992年爆发的“洛杉矶骚乱”,都是种族问题仍然严重的明证。
从美国二百多年的政治演进史上看,奥巴马能够成为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仅仅是一个漫长故事的结尾。自由制度的适宜土壤,黑人兄弟的自发争取,正直白人的仗义相助,共和与民主两党的共同推动,都为今天的黑人总统作出了贡献。当奥巴马入主白宫时,固然要感谢全力支持他的民主党,但从政治进步的角度讲,他更应该感谢他的对手共和党人。作为竞选对手,民主党的胜利固然是由于共和党的执政失败,但如果从首位美国黑人当选总统的角度看,共和党人就对奥巴马的当选作出了制度性贡献。
十九世纪上半期的约翰•布朗和他所领导的黑人起义,拉开了废奴运动和黑人解放的序幕。在美国黑人争取种族平等的漫长道路上,民主党人固然做出过巨大的贡献,1964年签署《民权法案》的约翰逊总统就是民主党人,民主党也一直致力于反对种族歧视,在左派占优势的美国校园文化中,种族平等甚至变成绝对的 “政治正确”,以至于出现了矫枉过正的“反向歧视”。但共和党人在推动种族平等上的贡献堪称伟大。美国历史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林肯是共和党人,他在1862 年签署了《解放宣言》,从法律上废除了奴隶制,接着是1868年《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给予所有非洲裔美国黑人以公民权。美国由此迈出了解放黑人的第一步,也为日后的民权运动奠定了法律基础。甚至可以说,没有一百年前的《解放宣言》,也就不会有一百年后的《民权法案》。
众所周知,冷战后期的伟大美国总统是罗纳德•里根,正是里根在1986年1月签署法令,确定每年一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一为“马丁•路德•金全国纪念日”,并规定这一天为全国法定假日,以纪念这位为种族平等而献身的伟人。对于美国来说,以个人纪念日为法定假日是最为崇高的荣誉,迄今为止享此殊荣者只有三位。一位是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哥伦布,每年十月第二个星期一被确定为“哥伦布日”(Columbus Day), 一位是美国的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每年二月第三个星期一被确定为“总统日”(Presidents' Day),第三位就是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了。
共和党人乔治•布什领导的政府,尽管目前陷于内外困境,但布什总统为黑人问鼎最高权力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在布什执政的八年里,开创了黑人参政的三个第一:首先是两任国务卿全是黑人,乃美国历史上史无前例。其次,第一任期,当布什任命鲍威尔为国务卿时,美国历史上的首位黑人国务卿诞生了。再次,第二任期,布什选择了赖斯出任国务卿,不仅还是黑人,而且是女性,由此诞生了美国第一位女性黑人国务卿。
连续两位黑人出任国务卿,极大地提升美国黑人的声望,激发了美国少数族裔的参政热情。在此次美国大选开始之前,鲍威尔或赖斯代表共和党参选的信息不时地见诸于媒体,也为黑人竞选总统做了充分的铺垫。
无论奥巴马能否真正改变美国的内政外交,当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于白宫新主人之时,由四个黑色皮肤的人组成的美国第一家庭,对于展示美国本身的深刻变化和新的国际形象而言,是比任何竞选宣言都有力的标志。我在电视上看到,对奥巴马的当选,世界各国的反应都非常正面,就连奥巴马的祖籍肯尼亚都在庆祝。
就美国二百多年的建国历程而言,奥巴马的当选,与其说是“奥巴马奇迹”,不如说是“美国式奇迹”:再次让世界看到了作为“大熔炉”的伟大美国,感受到了不同于发财致富的“美国梦”的另一面:最伟大的“美国梦”,不在华尔街而在白宫;美国黑人的最大成功,不仅有世界上最伟大篮球明星迈克尔•乔丹,更有问鼎最高权力的奥巴马。
正如奥巴马在胜选致辞中所言:“如果还有人仍在怀疑美国是否是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国度的话,如果还有人仍在疑虑我们美国的缔造者的梦想是否还存在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话,如果还有人仍在质疑我们民主的力量的话,今晚你就可以得到答案。”
由此,我联想到友人王力雄提出的解决中国民族冲突的设想:趁着中共还能控制局面,趁着主张非暴力的中间路线的达赖喇嘛还健在,尽早开始中共高层和达赖喇嘛的直接对话,进行实质性的谈判,极可能达成双赢结果。以达赖喇嘛在藏人的崇高权威和国际上的杰出声誉,也由于越来越多的汉人皈依佛门,如果中共政权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汉人有足够的心胸,那就把达赖喇嘛请回来担任国家主席,汉藏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首先,以达赖喇嘛在西藏的神圣地位和一言九鼎的崇高权威,他完全能够说服藏人接受留在中国之内的自治方案,使坚决主张独立的激进派边缘化。
其次,以达赖喇嘛在国际上的广泛威望,他可以成为改善中国国际形象的最佳使者,也完全能够为中国的民族和解争取到有力的国际支持。
第三,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可以为解决台湾问题以及其它民族问题提供示范,免除将来极有可能出现的由于民族矛盾的激化而爆发大规模分裂运动的危险。
第四,达赖喇嘛构想的高度自治的西藏,将是一个政教分离的民主西藏,这种民主试验已经在流亡政府的辖区内进行多年。在达赖喇嘛的有生之年,以他的智慧和威望自上而下地进行民主试验的成功率极高,如同当年蒋经国在台湾所做的一样。这对于整个中国的政治转型将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中共开始与达赖喇嘛进行实质性谈判之日,也将是中国的政治改革真正启动之时。
从正面说,美国是世界超强和自由国家领袖,美国总统不仅是美国的最高权力,也是国际事务中的最大权力,故而,美国大选总是引起世界性关注,甚至有人戏称:“美国人选的是世界总统”。
从反面讲,在金融危机与伊拉克泥潭的双重困境下,布什政府的国内支持与国际信誉双双降到最低点。华尔街危机波及世界,伊拉克困局牵动国际反恐的未来,两大困局注定了此次美国大选成为全球焦点,美国内外的主流舆论都在期待着美国的“改变”。
黑人奥巴马,既无深厚的政治背景,也无显赫的政绩,更没有行政经验,他的地方议会议员和国会议员的从政经历,与其他参选人的比起来,苍白得简直是不值一提。所以,在此次大选开始时,任何人也想不到他会成为货真价实的“黑马”。民主党内角逐党内提名的竞选时,没有人会想到崛起于草根阶层的黑人奥巴马能够战胜民主党大佬白人希拉里。奥巴马与麦凯恩的最后决选开始前,舆论也很担心种族意识对奥巴马选情的负面影响,但奥巴马却在党内提名和最后大选中连续击败了最有资历的对手,以近年来少见的绝对优势当选。
作为一个中国人看奥巴马当选美国第44任总统,让我再次感到美国的自由制度及其文化的伟大。我最感兴趣的不是奥巴马是否有能力扭转危机,而是:首先,美国式民主具有有效的自我纠错机制,特别是在遭逢大危机的时刻,美国会主动进行自我调整和自我改善,四年一次的大选就是这种全民参与的自我调整。其次,在一个以白人为主体的国家中,种族问题几乎贯穿美国二百多年的历史,美国种族歧视一直是最受外界病垢的顽疾,也让美国式自由民主蒙受挥之不去的耻辱。而现在,这个祖籍肯尼亚的非洲裔美国人奥巴马成了白宫的新主人,向世界展示了二十一世纪的美国胸怀。
在奥巴马出生的1961年,美国还是个种族隔离的社会,由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并在1964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一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民权法案》废除了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让黑人获得了与白人平等的法定权利。这一年,金博士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这一世界性的最高荣誉。但是,文化中的和心理上的种族意识仍然严重,现实中的种族歧视仍然大量存在。1968年4月4日金博士被一名种族分子枪杀,1992年爆发的“洛杉矶骚乱”,都是种族问题仍然严重的明证。
从美国二百多年的政治演进史上看,奥巴马能够成为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仅仅是一个漫长故事的结尾。自由制度的适宜土壤,黑人兄弟的自发争取,正直白人的仗义相助,共和与民主两党的共同推动,都为今天的黑人总统作出了贡献。当奥巴马入主白宫时,固然要感谢全力支持他的民主党,但从政治进步的角度讲,他更应该感谢他的对手共和党人。作为竞选对手,民主党的胜利固然是由于共和党的执政失败,但如果从首位美国黑人当选总统的角度看,共和党人就对奥巴马的当选作出了制度性贡献。
十九世纪上半期的约翰•布朗和他所领导的黑人起义,拉开了废奴运动和黑人解放的序幕。在美国黑人争取种族平等的漫长道路上,民主党人固然做出过巨大的贡献,1964年签署《民权法案》的约翰逊总统就是民主党人,民主党也一直致力于反对种族歧视,在左派占优势的美国校园文化中,种族平等甚至变成绝对的 “政治正确”,以至于出现了矫枉过正的“反向歧视”。但共和党人在推动种族平等上的贡献堪称伟大。美国历史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林肯是共和党人,他在1862 年签署了《解放宣言》,从法律上废除了奴隶制,接着是1868年《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给予所有非洲裔美国黑人以公民权。美国由此迈出了解放黑人的第一步,也为日后的民权运动奠定了法律基础。甚至可以说,没有一百年前的《解放宣言》,也就不会有一百年后的《民权法案》。
众所周知,冷战后期的伟大美国总统是罗纳德•里根,正是里根在1986年1月签署法令,确定每年一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一为“马丁•路德•金全国纪念日”,并规定这一天为全国法定假日,以纪念这位为种族平等而献身的伟人。对于美国来说,以个人纪念日为法定假日是最为崇高的荣誉,迄今为止享此殊荣者只有三位。一位是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哥伦布,每年十月第二个星期一被确定为“哥伦布日”(Columbus Day), 一位是美国的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每年二月第三个星期一被确定为“总统日”(Presidents' Day),第三位就是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了。
共和党人乔治•布什领导的政府,尽管目前陷于内外困境,但布什总统为黑人问鼎最高权力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在布什执政的八年里,开创了黑人参政的三个第一:首先是两任国务卿全是黑人,乃美国历史上史无前例。其次,第一任期,当布什任命鲍威尔为国务卿时,美国历史上的首位黑人国务卿诞生了。再次,第二任期,布什选择了赖斯出任国务卿,不仅还是黑人,而且是女性,由此诞生了美国第一位女性黑人国务卿。
连续两位黑人出任国务卿,极大地提升美国黑人的声望,激发了美国少数族裔的参政热情。在此次美国大选开始之前,鲍威尔或赖斯代表共和党参选的信息不时地见诸于媒体,也为黑人竞选总统做了充分的铺垫。
无论奥巴马能否真正改变美国的内政外交,当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于白宫新主人之时,由四个黑色皮肤的人组成的美国第一家庭,对于展示美国本身的深刻变化和新的国际形象而言,是比任何竞选宣言都有力的标志。我在电视上看到,对奥巴马的当选,世界各国的反应都非常正面,就连奥巴马的祖籍肯尼亚都在庆祝。
就美国二百多年的建国历程而言,奥巴马的当选,与其说是“奥巴马奇迹”,不如说是“美国式奇迹”:再次让世界看到了作为“大熔炉”的伟大美国,感受到了不同于发财致富的“美国梦”的另一面:最伟大的“美国梦”,不在华尔街而在白宫;美国黑人的最大成功,不仅有世界上最伟大篮球明星迈克尔•乔丹,更有问鼎最高权力的奥巴马。
正如奥巴马在胜选致辞中所言:“如果还有人仍在怀疑美国是否是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国度的话,如果还有人仍在疑虑我们美国的缔造者的梦想是否还存在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话,如果还有人仍在质疑我们民主的力量的话,今晚你就可以得到答案。”
由此,我联想到友人王力雄提出的解决中国民族冲突的设想:趁着中共还能控制局面,趁着主张非暴力的中间路线的达赖喇嘛还健在,尽早开始中共高层和达赖喇嘛的直接对话,进行实质性的谈判,极可能达成双赢结果。以达赖喇嘛在藏人的崇高权威和国际上的杰出声誉,也由于越来越多的汉人皈依佛门,如果中共政权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汉人有足够的心胸,那就把达赖喇嘛请回来担任国家主席,汉藏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首先,以达赖喇嘛在西藏的神圣地位和一言九鼎的崇高权威,他完全能够说服藏人接受留在中国之内的自治方案,使坚决主张独立的激进派边缘化。
其次,以达赖喇嘛在国际上的广泛威望,他可以成为改善中国国际形象的最佳使者,也完全能够为中国的民族和解争取到有力的国际支持。
第三,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可以为解决台湾问题以及其它民族问题提供示范,免除将来极有可能出现的由于民族矛盾的激化而爆发大规模分裂运动的危险。
第四,达赖喇嘛构想的高度自治的西藏,将是一个政教分离的民主西藏,这种民主试验已经在流亡政府的辖区内进行多年。在达赖喇嘛的有生之年,以他的智慧和威望自上而下地进行民主试验的成功率极高,如同当年蒋经国在台湾所做的一样。这对于整个中国的政治转型将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中共开始与达赖喇嘛进行实质性谈判之日,也将是中国的政治改革真正启动之时。
2010年10月10日星期日
[图说]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
爱情契约论
在这个国度氛围之下,难建立契约般的感情。众人多被金钱,权力迷了双眼。这些东西虽经得起旁人的评价。但终究能经得起岁月冲刷的唯是这契约般的感情。
刀客
鲁迅眼里的宅男
君子闲居为不善尤其是男性,大概都靠不住,即使在陆上住久了,也还是希罕陆上的女性。
与我又有何干!
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布,获奖者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
国人的事业,大抵是专谋时式的成功的经营,以及对于一切的冷笑。
关于暴露
暴露者揭发种种隐秘,自以为有益于人们,然而无聊的人,
为消遣无聊计,是甘于受欺,并且安于自欺的,否则就更无聊赖。
因为这,所以使戏法长存于天地之间,也所以使暴露幽暗不但为欺人者所深恶,亦且为被欺者所深恶。
暴露者只在有为的人们中有益,在无聊的人们中便要灭亡。
张艺谋新片《山楂树之恋》热播
凡有可怜的作品,正是代表了可怜的时代。
扯蛋
帮闲的盛世是帮忙,到末代就只剩了这扯蛋。
诺贝尔和平奖出炉后,政府立即封锁了所有关于诺贝尔的报道
愚民的发生,是愚民政策的结果
现状
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而中国的读书
人,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所以真是无法可想。
简单与复杂
把简单的东西搞复杂是一种能力,把复杂的东西简单言出更需实力。
博识家的话多浅,专门家的话多悖的。
鲁迅或许早便预言了自己的命运
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
黑暗
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它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
愚人构成的世界
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
根性
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
关于革命
革命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
梦与钱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致绝望中的人
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
送给刘晓波
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
我们还是要文艺的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
爱憎
人在天性上不能没有憎,而这憎,又或根于更广大的爱。
在这个国度氛围之下,难建立契约般的感情。众人多被金钱,权力迷了双眼。这些东西虽经得起旁人的评价。但终究能经得起岁月冲刷的唯是这契约般的感情。
刀客
鲁迅眼里的宅男
君子闲居为不善尤其是男性,大概都靠不住,即使在陆上住久了,也还是希罕陆上的女性。
与我又有何干!
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布,获奖者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
国人的事业,大抵是专谋时式的成功的经营,以及对于一切的冷笑。
关于暴露
暴露者揭发种种隐秘,自以为有益于人们,然而无聊的人,
为消遣无聊计,是甘于受欺,并且安于自欺的,否则就更无聊赖。
因为这,所以使戏法长存于天地之间,也所以使暴露幽暗不但为欺人者所深恶,亦且为被欺者所深恶。
暴露者只在有为的人们中有益,在无聊的人们中便要灭亡。
张艺谋新片《山楂树之恋》热播
凡有可怜的作品,正是代表了可怜的时代。
扯蛋
帮闲的盛世是帮忙,到末代就只剩了这扯蛋。
诺贝尔和平奖出炉后,政府立即封锁了所有关于诺贝尔的报道
愚民的发生,是愚民政策的结果
现状
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而中国的读书
人,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所以真是无法可想。
简单与复杂
把简单的东西搞复杂是一种能力,把复杂的东西简单言出更需实力。
博识家的话多浅,专门家的话多悖的。
鲁迅或许早便预言了自己的命运
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
黑暗
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它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
愚人构成的世界
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
根性
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
关于革命
革命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
梦与钱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致绝望中的人
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
送给刘晓波
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
我们还是要文艺的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
爱憎
人在天性上不能没有憎,而这憎,又或根于更广大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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