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是一个让老少中国人都倍感亲切的华人国家：新加坡电视连续剧是最早步入中国家庭的外国电视节目之一，新剧“天涯同命鸟”曾经于六四大屠杀之后的无边暗夜中，抚慰过众多大陆人焦苦绝望的心灵，新加坡的“联合早报”是迄今为止唯一获准在大陆发售的外国非纯经济性读物;在大陆人当中，新加坡的发达和繁荣家喻户晓。
因为新加坡的发达，繁荣和与国际接轨的外表，许多中国人以为新加坡是自由民主国家，这是大错。新加坡虽然有着“三权分立”和“法治”等现代宪政民主国家的几乎所有外部特征，却毫无宪政民主的内涵。
一，新加坡言论自由的虚假性
首先，新加坡没有新闻出版自由。这是新加坡自由民主虚假的最有力佐证，也是新加坡掩饰不住的专制毒疮恶臭。任何专制独裁政权，都不会容忍新闻出版自由，钳制媒体和出版是专制独裁政权的共性，因为专制独裁政权的权力来源不合法，而新闻出版自由意味着反对的声音大量出现，这就无可避免地暴露政权的不合法性，从而动摇专制独裁国家的“国本”。因此，没有新闻出版自由，是任何专制独裁国家，不管如何伪装，都掩盖不了的共性。
表面上看，新加坡似乎没有新闻审查机制，各大媒体也没有类似于中共党组织那种专事审查和过滤的附体自律系统，实际上，新加坡的媒体完全操纵在政府（人民行动党）手里：
自1965年独立以来，李光耀政府大力“净化”媒体市场，到70年代，新加坡知名的民营报纸，广播，电视台被查禁一空，仅剩下少数对政府唯唯诺诺的不起眼媒体，被新加坡政府用以装点门面，标榜“新闻自由”，另一方面，人民行动党所垄断的政府，通过政府持股的方式间接控制了该国两大媒体集团 - 新加坡报业控股有限公司和新加坡传媒公司，在执政党的控制下，新加坡各大新闻媒体表面上独立运作，实际上其业务主管在新闻报导上必须遵从大股东（政府）所要求的舆论导向，否则轻则炒鱿鱼，重则“，”依法“严惩，而因为传媒市场政府独霸的局面，一个媒体的新闻从业人员，一旦被政府踹出来，便从此录上黑名单，再无可能在别的媒体找到工作，因此对政府的限令，新加坡的媒体业务和新闻从业人员主管绝大多数战战兢兢，决不敢越雷池一步。
同样，在李光耀政府的“法治”下，到70年代，新加坡的民营出版社也几乎被扫荡一空，现存的新加坡大出版社全都是政府控股的出版社。通过这种狡诈的方式，人民行动党就牢牢控制了新加坡的新闻和出版。
在人民行动党的种种限制下，异议的书籍和出版物既不可能在新加坡得到出版，反对的声音很难见诸新加坡的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网站，虽然，新加坡政府为了显示“自由民主“，有时也容许一点不那么“激进”的异议言论，但总是放在不显眼的版面和非黄金时间段，显要版面和黄金时段绝对没有反对党和异议言论的存身之处。
新加坡政府钳制新闻舆论的黑手，还伸向了国外。表面上看，新加坡政府容许多种西方报纸和杂志在新加坡发行，显现出一种“，”新闻自由“”的景象，实际上，能够在新加坡发行的外国出版物，都对新加坡政府做到了“自律”（没有批评新加坡政府和领导人的言论）。否则，立即会被吊销在发行许可，甚至会被以“诽谤罪”告上法庭，判处巨额罚金。控以“诽谤罪”，通过法庭进行狠狠的整治，正是新加坡钳制敢言国际媒体的的杀手锏武器：20多年来，新加坡政府以“诽谤罪”，先后把“远东经济评论”，“亚洲金融”，“彭博新闻“，”国际先驱论坛报“，”经济学人“告上新加坡法庭，并且”胜诉“，获得了巨额赔款。在1989年11月，新加坡法院就曾以判定“远东经济评论”，“诽谤”总理李光耀的罪名成立，判决该杂志赔偿23万新元。2006年8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和前总理李光耀抓住“远东经济评论“所发表的一篇文章，以”诽谤罪“将出版商和主编告上法庭，并且从9月28日起禁止这个杂志在新加坡贩卖销售。
在新加坡滥控“诽谤罪”的威胁下，在新加坡营运，发行的外媒和外国出版物要么卷摊子走人，要么乖乖实行自律。
新加坡政府对民众接收资讯自由权的剥夺，与中共的做法如出一辙。新加坡政府严禁个人和任何民间组织自行安装卫星天线接收器，审查所有的外国电视节目，对网路进行严格的管制：封锁过滤一切异议言论和批评新加坡政府的外国网站。
新加坡政府对学术自由的限制，比中共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大学人文学科教师的授课书目及授课内容，新加坡政府实施严密地审查，对外教的审查尤为严厉，甚至连授课参考书目都要审查。
对民众日常言论自由的钳制，新加坡政府更是比现今的中共犹有过之：新加坡警方和“内部安全局”至今设置奖项，奖励国民举报“诽谤政府者”，在告密的高压下，新加坡老百姓普遍对国内政治事务，领导人噤声，而只敢谈及经济，生活，体育... ...民众对政治话题噤若寒蝉的状态，一如中共国毛时代的老百姓。
新加坡钳制新闻，出版，学术，资讯，言论的恶劣表现，在国际上获得了“记者公敌”的称号，“记者无国界”组织评估的世界各国新闻自由度排名，在167个国家当中，作为亚洲首富之一的新加坡历年徘徊在140名前后，居然连非洲苏丹，辛巴威这样的国家都不如，在亚洲也是倒数，和中共国一个档次。
二，新加坡选举的虚假性
有人认为，新加坡有着完备普选，说明它是民主国家。持这种观点的人，大概被新加坡的民主假像迷花了眼睛。新加坡虽然有一人一票的普选，但是这种普选是被政府操控的普选，完全没有公正性可言：由于人民行动党政府垄断媒体和操控着新加坡媒体，因此包括反对派在内，执政党的一切竞争对手严重缺乏发声的渠道，在宣传上远不能象人民行动党那样，拥有报纸，广播，电视，网站等庞大的传媒支持。
现代社会，是一种严重依赖新闻传媒的资讯社会，公众的意见受传媒的影响巨大，在现代社会中，谁掌握了传媒，谁就拥有了获取民意支持的巨大优势。新加坡执政党和在野挑战者在传媒资源上的严重不对称，使得新加坡的普选成为大人和儿童之间的比武，人民行动党的挑战者还没选就输了一半。
在别的许多国家，缺乏媒体支援的反对派还可以发起街头运动为自己造势，拉票，以弥补媒体支持的不足，比如：善于运动群众的台湾民进党，就是在媒体资源不如国民党的情况下，成功地以游行，示威，集会，静坐等“群众运动”弥补了不足，两次击败了连战领衔的国民党。但是在新加坡这种办法却行不通，因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对一切集会（包括游行，示威，静坐）进行严格限制：新加坡原来严禁一切户外示威游行集会，今年放宽限制，允许示威游行集会在指定的新加坡芳林公园举行，但与中共国一样，必须事前向警方“申请“，而且活动不能公园门，否则以”违法“论处。
新闻出版自由的缺失和集会自由的受限，使得新加坡的在野党很难获得足以挑战执政党的名望。
除了以上述规范和“法治”的手段压制竞争者外，人民行动党政府还利用政府职权，采取一系列法外的“模糊”手段对竞选对手实施遏制，这包括在选举前重新划分选区，运用行政资源等不公平措施，甚至还包括选后报复“不听话”的选区：例如，政府在市政建设，教育，甚至交通等发展上故意压制在野党占优势的选区，造成选区的建设和发展明显落后于执政党选区，从而迫使选区选民不敢投在野党竞选者的票。这些法外阴招，屡屡得逞，而反对派却哑巴吃黄连，没有控诉政府的依凭：因为没有法律规定政府不能采取这些措施，而新加坡执政党政府所控制的议会，又故意对这些方面不予立法。
如果以上的限制措施仍然不足以阻遏挑战者的脱颖而出，人民行动党就会立即祭出其杀手锏“法治”武器 - 控以“诽谤罪”：在新加坡以往的选战中，少数对人民行动党形成了挑战的在野党，反对党竞选者，无不被政府以“诽谤罪”告上法庭，同时，遭到为政府所操控的各大媒体极力的丑化，而功亏一篑，甚至身败名裂。新加坡反对党参选人徐顺全，萧添寿的遭遇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这种一边倒有利于执政党的极端不对称的选举，反对派政党要想获胜，难于登天。难怪，在新加坡建国后的历次选举中，人民行动党党的总得票率从未低于60％综上可见：。新加坡的民主完全是假民主，其“普选”和“竞选”的国际化外表特征，其操控选举的“法治”化，精致化和多样化的手段，令其远比中共制造的橡皮图章式假民主更具欺骗性。
三，新加坡政体“三权分立”的虚假性
新加坡的假宪政民主体制之所以特别具有欺骗性，还在于它有一套深具“三权分立”外表特征的政治体制：新加坡的宪法明确宣称本国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宪法也没有规定新加坡由人民行动党一党领导，就政权的组织形式上看：新加坡采取的是虚位总统内阁总理制的政体，总理由议会中多数党领袖担任;议员由直选产生，议会掌握国家的立法权，并有权对政府实施监督;政府对法院没有管辖权... ...表面上看，新加坡的政治体制，与德国等成熟的内阁制宪政民主国家别无二致。
实际上，新加坡的“三权分立”是完全虚假的。因为种种“模糊”（变相或隐晦违宪）的操作规定，新加坡政权在运转当中，变成了行政权一权独大的结构：在政府的精致化违宪控制下，议会权屈从于行政权，议会实际上成了隶属于政府的一个“立法”和议事部门;而新加坡的法院体系，则成了政府贯彻其“法治”意志的工具。
（一）立法机构独立性的虚假
新加坡议会独立性的虚假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议会立法权的虚化新加坡议会表面拥有立法权，但与几乎所有的民主国家议会不同，新加坡议会出台的新立法，不能够直接提交国家元首签字生效，而必须先经过政府司法部门的审查批准9。新加坡政府通过这种特殊的“司法审查权”，以种种借口，如“违宪”，“不利于经济发展”，“不科学”等等，阻止一切不利于己的立法生效，更何况，由于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人民行动党议员占据着议会的绝大多数议席，不利于政府的立法提案即使被提出来，也不可能被通过。新加坡议会的立法权，基本上被虚化。二是议会对政府的监督权虚化。根据选举法的有关规定，新加坡议会议员并非全部由民选产生，还包括部分非选区议员和官委议员，非选区议员和官委议员由政府“内定”，新加坡政府不象中共那样赤裸裸地以各级现任官僚充任“人大代表”，而是一般是将忠实的亲政府“民间人士”塞进议会，这种手法不仅同样达到操控议会的目的，而且对外更具蒙骗性。
本来，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就在议会中占据优势，非选区议员和官委议员的存在，使得反对党在议会中的影响更加微不足道，任何实质性监督政府的问责提案，都不会得到通过;新加坡议会对政府“监督”活动，普遍成为事先得到政府允许的“民主”秀。
因为立法权和监督权两项大权的虚化，新加坡议会权对行政权的制衡完全瘫软无力，而行政权对议会权的“制衡”倒是实实在在地存在，在政府的“制衡”下，新加坡议会的独立性丧失殆尽，基本上唯唯诺诺，唯命是从，一如政府掌控的木偶，其橡皮图章的性质，比中共国的全国人大少不了多少。
（二）新加坡司法体系独立性的虚假
由于三个特殊职位，机构的设立，新加坡宪法所规定司法独立，成了一纸空文，这三个特殊职位，机构分别是司法委员，内部安全局和反贪局。
“司法委员”“是新加坡政府操控司法的首要工具。”司法委员“的设立，是1997年修宪的结果，新加坡79年宪法规定：高等法庭增设司法委员职位元，以加速案件的审理;拥有同高等法庭法官一样的权力。然而，增设的“司法委员”却实行任期制，其人选由总统“酌情“决定，这就为新加坡总理控制司法委员大开方便之门：由于新加坡总统只有履行礼仪，程序等象征权力，对人事任免，总统一般仅有在总理“提议”上签字的走过场“权力”：“司法委员“由总统”酌情“决定，实际上等于其人选由总理”酌情“决定，以此，总理就可以在司法委员的职位上安插亲信，由于新加坡总理长期在位，而司法委员的任期较短，因此总理就可以驱逐那些“不听话”的司法委员，换上忠于自己的人，由于司法委员拥有与同级法官同等的大权，新加坡总理也就通过各级司法委员，削夺了法官的权力，把法院体系牢牢地操纵在自己手里。
新加坡政府操纵司法的主要手法是：一切关涉到政治的的诉讼，比如对反对派的“诽谤罪“诉讼，都交由司法委员或”可靠“法官审理，而与政治无涉的案件，则一般由法官独立判案。通过这种手法，新加坡政府既把司法变成了贯彻自己意志的工具，又裹着“司法独立”的迷人衣裙，散发着虚幻诱人的“法治”光彩。
另两个特殊机构分别是“反贪局”和“内部安全局”。新加坡反贪局只对总理一人负责，拥有巨大的权力：它集政府，执法，检查三种职权于一身，有权不经过法院对一切嫌疑份子及其家人，关系人采取搜查，扣押，逮捕，清查账目，冻结资产等措施，反贪局有权不经过法院审判对嫌疑者实施关押，甚至有权对一切公职人员进行跟踪，监控... ...作为一个政府机构，新加坡反贪局拥有巨大特权，足使其不受一切法律程式的制约，完全突破了司法权的制衡;反贪局的法外之权，以“反贪”的堂皇名义，给新加坡总理带来了事实上凌驾于宪法之上的无上权力，凭借反贪局的特权，总理尽可以挥舞“反贪”利剑，轻而易举地将政敌，不听话的官员斩落马下。
因为反贪局特权，司法体系对政府的制衡权很大程度上被削夺，凌驾于宪法之上的总理，当然能够胁迫法院唯命是从，面对总理高举的“反贪”的利剑，法官们同样战战兢兢，这样的司法还能有独立性可言？
种种特点，让新加坡反贪局看上去酷似明朝“东厂”，“锦衣卫”这样的特务机构，而新加坡总理更像中国古代专制帝王。
“内部安全局”拥有与“反贪局”相似的凌驾于宪法之上的特权地位，它同样只对总理一人负责，同样可以随意捕人，关人。与民主国家不同的是，新加坡政府的这个“安全”机构主要职能并不是反特防谍，而是镇压国内反对派，一如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组织和中共国的“国保”政治员警组织。凭借“内部安全局”的特权，新加坡总理可以以“国家安全”为名，任意惩治反对派，而新加坡法院体系根本无从过问。因为内部安全局，新加坡司法体系的权力又被剥夺了一层。
在司法委员，反贪局，内部安全局三管齐下的操控，削夺和威胁下，新加坡的法院还能不按政府的意思断案？
四，披着精致化“法治”外衣的政治迫害
在没有新闻自由，没有司法独立的情况下，新加坡政府对异议人士和反对派的迫害也就得心应手，肆无忌惮。
新加坡反对党秘书长徐顺全，因为在竞选当中得票不菲，对人民行动党构成了挑战，立即被李光耀和吴作栋告上法庭，指控他的竞选演讲有“诽谤”内容，经法院审理，徐顺全“果然”败诉，被判赔偿50万美元，并且剥夺竞选国会议员资格，经此官司，徐顺全倾家荡产，并一度入狱。
在徐顺全一案中，辩护律师邓亮洪因为“不听话”，在法庭上为徐顺全说了几句公道话，即被以“欺诈罪”告上法庭，邓亮洪被迫逃亡澳大利亚。
另一位新加坡著名反对派人士，新加坡律师公会会长萧添寿律师，也曾经参选国会议员，在选战大获成功，眼看就要当选，却被李光耀控以“窝藏毒品”罪，被法院判处重刑，坐了近1年的监牢，萧添寿现今流亡美国。
除了借助法庭以“法治”的名义整治反对派外，李光耀更是动用内部安全局，肆意拘捕关押大量的反对派人士。新加坡异议份子谢太宝，是迄今为止已知的未经过法院审判被关押最久的人，他遭内部安全局监禁23年，出狱后又被软禁9年，直至1998年才获释，被监禁，软禁期间没经过任何法院审判。1965年独立以来，新加坡政府迫害反对派人士的例子不胜枚举。
司法权独立的虚假性，为政府操纵司法迫害异议者大开方便之门;而立法权独立的虚假性，又为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裹上了光鲜笔挺时髦的“法治”制服。
与其他几乎所有专制独裁国家不同，新加坡政府对反对派的迫害，一律以“法治”的面目进行，新加坡政府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靠的是一系列侵犯人权的恶法，比如，授权政府不经过法院，可以任意抓人，关人的“反贪法”，“内部安全法”，再如，新加坡至今保留严重侮辱人格且不人道的当众鞭挞肉刑;新加坡的严刑峻法全世界罕有，其滥用死刑，比起中共国不遑多让（藏有15克海洛因即可判绞刑），至少在1994年〜1999年期间，新加坡被执行死刑的人数所占人口比例，居世界第一。
这些事实上违宪的法律及有违人道的恶法之所以能够出台和保留，就是因为作为立法机构的议会实际上操控于政府之手，因此，新加坡的“法治”，说白了就是贯彻政府意志的走过场。
新加坡政治体制的这些特点，新加坡法律中的大量恶法，使得新加坡政府能够游刃有余地罗织各种非政治罪名，对政治反对人士进行“法治”化的迫害，新加坡的所谓“法治”就是当局残酷迫害政治反对派的得心应手工具，它远比中共的运动，劳教，“揭批”，“转化“，控以（煽动）颠覆罪（打成反革命）更具欺骗性。
新加坡也是将政治案件非政治化处理的先驱和大师。中共自江泽民时期开始，也开始对将政治案件非政治化处理，以“嫖娼”，“诈骗”，“贪腐”等由头和罪名迫害民运，异议，维权，信仰人士，学的就是新加坡。
不能不承认：新加坡这种精致化的假法治，远比中共国以共产党政法委操控公检法的“法治”更具欺骗性。
五，东方专制模式对中国具有特殊强大的诱惑力
综上可见，新加坡是一个穿戴着宪政民主高级晚礼服的法西斯国家。但是新加坡的法西斯政治，带有浓重的东亚式专制色彩。
新加坡政治是一种家长制家族式的专制政治，最高权力为李光耀家族牢牢垄断。自独立以来，李光耀凭借一党独大，连选连任，“合法”地占据总理职位长达35年，这实际上成了变相终身制;李光耀虽然于1990年主动宣布“退休”，实际上却退而不休：他不仅扶持亲信吴作栋继任总理，而且搞出一个“内阁资政”的特殊职位由自己担任“资政”表面是顾问，却拥有重大事物的决策权，因此，坐在“资政”宝座上的李光耀，实际上成了新加坡的太上皇，一如当年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邓小平。
李光耀“退休”后不仅以垂帘听政的方式继续操控政局，而且还亲自出任“新加坡投资局“主席，新加坡投资局掌管整个新加坡的外汇储备，李光耀执掌了新加坡投资局，等于掌控了新加坡的金融命脉。因此，李光耀虽然卸任总理，却继续牢牢掌握着新加坡政治，经济大权，继任总理吴作栋不过是傀儡;李光耀的退而不休，老人干政，比起邓小平，陈云有过之而无不及。
继吴作栋之后“当选”总理的李显龙是李光耀的长子，李显龙不仅是总理，还兼任新加坡的金融管理局主席（相当于中共国人民银行行长），为了权力上的“保险”，李显龙甚至赤裸裸地以总理身份，亲自担任政府财政部长。而李显龙的妻子何晶（李光耀的大儿媳妇）则持有新加坡主要大公司之一“淡马锡”公司的主要股份;李光耀的次子李显扬，则是新加坡最大国企“新加坡电讯”的总裁。
在李光耀“举贤不避亲”的栽培和安插下，新加坡的政治，经济，金融大权牢牢掌握在李光耀家族的手中，李光耀家族俨然成了新加坡的皇族，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实际上成了李光耀的家族政党。
李光耀搞家族政治，全世界只有朝鲜金家的共产独裁者能与之相比。
李光耀不仅是政治独裁者，还攫取了新加坡意识形态的专断大权。凭借无上的权力和新加坡“国父”的老资格，李光耀推出“亚洲价值观”，大肆宣扬中国儒家思想，竭力利用儒家的“忠孝”理念（被理学夸张异化为顺从专制统治），为自己专制统治服务，在李光耀的扶持和灌输下，儒家事实上成为新加坡意识形态的正统;借助儒家意识形态，独裁者李光耀摇身变为呵护管教新加坡人的家长，新加坡人民的“慈父”，李光耀的专制统治，也披上伦理道德的柔和外衣，在儒家糟粕的意识形态当中，拥戴独裁者合乎道德，反对李光耀专制统治的言行反而成了“不忠不孝”;借助儒家意识形态，李光耀还得以煽动文化民族主义，成功地抵制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影响。
李光耀还成功把中国传统专制王朝“内儒外法”，“霸王道”那套专制统治术引入新加坡，新加坡的严刑峻法，就带有鲜明的法家“制民之法”的特点。总之，借助“亚洲价值观“，李光耀不仅巩固了自己的政治权威，更成为道德权威，成为名副其实的新加坡”教父“。李光耀以恪守华人文化根基，维护传统为名实行家族式专制独裁统治，比起朝鲜金家以共产意识形态为名厉行家族式专制，更具欺骗性，迷惑性，更能长久。
骨子里浸淫着中国传统专制毒素的权谋大师李光耀，就是这样娴熟巧妙地以现代政治道具，摆弄出一个成熟老道的东亚家长制专制政治的楷模。
新加坡现政权极像一个用现代时尚政治材料精心建筑装潢起来的一个古怪的东方专制王朝，它既深具中国家长制特征，又充斥着现代法西斯政治的严谨和细密，它是人类政治文明进程中畸变而生的一个独特的怪物。
作为一个国家，新加坡是一个精致化假冒文明的法西斯国家：它集儒家家长制专制和现代法西斯政治于一身，却又披着宪政民主政治文明的精细画皮。作为一种专制模式，新加坡狡猾而成熟，特别适合东方土壤 - 具有儒家传统国度的土壤，专制模式一旦植根，便根深蒂固，甚至比共产专制更难以摆脱。
不能不承认：新加坡的精致化的假宪政民主，远比世界上绝大多数专制独裁国家专制独裁统治方式，更具有欺骗性。因其经济成就和文化传统的相通性，新加坡模式对中国人具有特殊的强大诱惑力，未来中国应当对新加坡模式深以为鉴戒。
2010年12月30日星期四
2010年12月13日星期一
“民主成全希特勒”，是事实？还是谎言?
德国在1918年德国战败，德皇被迫退位。当时的德国政治台前人物（主要是当时著国议会多数派的社会民主党人）在著制、君主立宪政体、民主共和政体之间仓促而偶然地选择了民主共和制度。所以，当时德国人选希特勒上台的民主，不是今天人们指的现实中的民主，例如现今英美法等健全的民主制度，而是相当于北韩选金正日和伊拉克选萨达姆那样的民主；或者是现今刚进入门槛而专制意识浓厚、民主文化欠缺的民主。多少有些与俄国、乌克兰相约。很明显，当时的德国民主是不够健全和完善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当时德国因为民主不够健全、完善存在诸多缺陷，因而希特勒有可乘之机完成其暴君历程。下面是陈述此历史真相。
希特勒到底是用甚么办法，或者说他是利用选举程式，还是利用初期民主之不足、利用反民主的资源和手段取得政权的呢？
[一]民主和非民主造就希特勒的史实
（1）“民主选希特勒上台”的事实
在意识型态方面，希特勒鼓吹极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鼓吹日尔曼种族优越，鼓吹废除凡尔赛条约、重整军备，实现民族复兴、恢复大国地位，倡导建立纳粹党的中央集权国家。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极能迎合战败以来久受压抑、挫伤的民族心理和要为一战的民族受辱报复、雪耻的思潮，所以吸引了很多人成为其支持者。当时德国，一批有骨气的知识份子例如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化学家弗朗克，哈伯尔、瓦尔堡等都被迫退休或离开了德国。但是，在鼓吹极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过程中，德国有一大批出卖灵魂的御用文人、奴才。例如得过诺贝尔物理奖勒纳德、斯塔克，自愿为虎作伥，充当希特勒的帮凶。1933年竟有近千名出卖灵魂的文人，在哲学家海德格尔、艺术史学家平德尔、医学家沙尔勃鲁赫等人带领下，公开宣誓支持希特勒与纳粹政权。为纳粹经济、政治、思想立论，参与纳粹党活动，为纳粹制造原子弹…画出一幅出卖灵魂的历史景象。希特勒纳粹党37%的230席的成就，这些奴才立下的汗马功劳不可抹。看来无耻文人奴才古今中外都存在，他们的丑恶表演大都是一样的。
其次，是希特勒的借助当时经济呆滞和600多万工人失业之机，提出由国家强力干预经济。开空头支票欺骗工人。如取消不是*工作而得到的收入；将托拉斯收归国有；将垄断性的大百货商店收归公有，廉价租给小商人；取消地租和禁止土地投机；对卖国贼、高利贷者、投机分子判处死刑；等等。相当多的人对民选政府拯救经济危局、解决民生问题的软弱乏力感到不满的情况下，也自然引起了相当一些关注生计的人们的注意和兴趣，遂令其支持率大幅度的增长。
再次是，希特勒勾结旧政权留下的军官团、司法系统、员警系统、著国文官系统中的高级官员、控制着大工业卡特尔的巨头等等反民主共和势力。
当时的德国很大部分民众、政治军事经济势力集团成了支持希特勒的基础。
希特勒的选票也随着极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加炽、欺骗力度加强、与反动势力勾结加深而增加。纳粹党从1928年国会中只有占0.2%的12席，到 1932年37%的230席成为第一大党。若说希特勒利用民主上台，或者说希特勒从民主选举中赢得政治权力，就上述事实而言，是对的。但是，让他最终让他爬上了专政交椅的就与民主无关了（下面作说明）。
（2）非民主和反民主造就希特勒的大量史实
必须说明的是上述提到的希特勒的选票也并不是纯粹用民主程序取得的；民主程序在希特勒走上专制独裁过程中并不占主要地位；希特勒主要是*非民主和反民主的势力和手段完成其希魔历程。
“不能用和平取得的东西，就用拳头来取。”这是希特勒的名言。
A、党卫军拳头打出选票
希特勒纳粹党在1932年成为大党前的十年前就建立了党私有的准武装组织：“纠察队”（后称“冲锋队”）。这些党私有的准武装组织得到正规军支援。这些准武装组织的任务是用恐怖手段对付政敌（主要是针对当时主导政治的社会民主党）。到1932年，冲锋队达几十万之众，它除了保护纳粹党举行的集会外，更捣乱、恫吓其他敌对政党尤其是社会民主党的集会和活动，甚至暗杀政敌。‘冲锋队经常在街头寻衅滋事，与其他政治派别和不支持他们的人殴斗。1932年7 月10，也就是在即将举行的大选前20天，仅在汉堡郊区的一次游行中，就有19人被打死。’（王青汉《成全希特勒的是民主制度的不健全》）希特勒的大部分选票就是“用这些流氓冲锋队的拳头”、在恐怖活动中取得的。
在今天，我们无法想像民主可以存在这样的缺陷；无法想像一个民主政权能容忍一个党拥有私养的军队。但是，它是当时民主德国的现实。
B、国家军队的枪杆子出选票
我在上面说，德国是在仓促而偶然之间选择民主共和政体的。这一仓促与偶然表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没有认识到民主建政初期枪杆子保政权的必要条件。没有来得及建立一支忠于它自己的民主精神、服从内阁和国会的新陆军。当时留下来的旧政权，未经民主洗礼的德国军队是反魏玛宪法的。它名义上是按宪法从属于内阁、议会，事实上军官集团是反对共和、民主的。“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其中就包括了陆军司令冯?西克特将军和对陆军和海军有广泛影响、并能左右兴登堡总统的决策、后来还担任了共和国总理的施莱彻尔中将），一直在暗中进行着破坏，他们秘密提供装备，在德国各地建立了许多的武装自由团，并在一段时间里还建立了秘密的“黑色国防军”，进行推翻共和政体的活动。1920年3月，柏林的一个这样的自由团，就发动了一场后来被称为“卡普政变”的失败了的武装政变。”（王青汉《成全希特勒的是民主制度的不健全》）这是一支为希特勒出选票的军队，是一支军队是民主共和送葬的殡仪队。
其二，当时德国保留了旧政的反民主共和的司法、公安、文官系统、垄断资本家，新生的共和国处于反民主的势力包围中，也处于摇摇欲坠的危机中。这些势力在选举过程中必然利用手段所握的权力，或明或暗地为布特勒增添选票。
C、党禁言禁成全了希特勒
希特勒在1933年1月30日上台后，做了如下反民主行专制的事：
他通过冲锋队、党卫军、秘密员警和集中营，进行残酷的种族和政治清洗，实施恐怖统治；
取缔除纳粹党外的所有政党，并立法规定纳粹党“是德国的唯一政党”；
取缔了工会和一切结社自由，禁止一切罢工；
取消言论表达自由权利，并完全控制传媒和舆论；
扼杀了司法独立；
取消联邦制，摧毁了在德国历史上一直有地方独立自治权的邦政府和他们的议会。
希特勒掌权后彻底地剥夺自由和人权、取消民主与共和、破坏法治和传统（希特勒这些作为我们是多么熟悉啊！）。同时也就完成了其专制独裁的历程。
这个大独裁者独揽全权后，在绝对专权和恐怖的条件下，竟然还表演了两场民主投票把戏。
其一，1933年11月，举行一党独揽、几近清一色的纳粹党候选人的国会选举；获得92%选票支持。
其二，1934年8月举行公投。当时总统兴登堡元帅去世，希特勒立即就宣布取消总统职衔，将总理与总统的职务合并为一，称为元首兼国家总理。为了取得其元首兼国家总理的“合法性”，举行了公民投票。结果是取得了95%合格选民中的90%支持票。
[二]还“民主选希特勒上台”谎言于真相
（1）希特勒上台过程的含“民主量”分析
希特勒到底是不是民主把他选上台的？
回答是：希特勒上台因素中含“民主量”很少，含“反民主量”极多。上面“（1）民主选希特勒上台的事实”是含“民主量”的史实；也是希特勒上台中仅有的“民主量”。
希特勒得到这部分狂热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者、垄断资本家、反民主共和的旧政权实力的选票，是按照民主程序行事的，是符合民主程序和民主精神的；实际上这是希特勒得到的唯一符合民主的选票。判断是不是符合民主，不能依内容作准，而应该依程式作准。按今天文明准则判断，希特勒极端民族主义和爱国热情是错误而有害的，但意识型态有害是一回事，这种意识型态是不是依照民主程序取得选票是一回事。纳粹取得极端民族主义和狂热爱国主义者、垄断资本家、反民主共和的旧政权实力的选票，是符合民主程序的。所以在这方面（部分），且仅仅在这方面（部分）来说希特勒取得国会第一大党的优势，勉强可以说是由民主选举促成的。但是，这只是一部分事实，不是全部，即希特勒上台含“民主量”很少，含“反民主量”极多，所以不能以偏概全，把它说成是民主选希特勒上台、或者说民主造就希特勒。第三著国史告诉我们：希特勒上台过程中含“民主量”的只到1932年37%的230席成为第一大党为止；更种要的是，史实告诉我们，在有含 “民主量”的过程中伴随着更多的含“反民主量”。上述“（2）非民主和反民主造就希特勒的大量史实”证明希特勒上台主要是由含“反民量”成全的。
这个事实告诉我们：民主不是必然的，是要*我们争取和斗争才可取得的；而斗争和争取是可以失败的。当一个国家进入民主门槛之后，若民主精神跟不上（特别是被专制独裁者利用狂热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或其他极端的意识型态蒙骗和误导民众）；或者不能消解旧有的反民主势力，巩固和壮大民主势力；或者民主势力方面表现软弱、策略失误；或者对民主制度中各种势力缺少必要和有效的民间或传媒监督，让某一势力独大；或者法治不能同步跟上，等等，都有可能导致民主退潮，专制复辟。
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初入门槛的民主是脆弱的，一不小心或某一环节出问题，某一必要条件缺失或不足，都可导致民主夭折。人类历史又告诉我们：民主可能失败，但人们不会因为失败而拒绝民主，反而锲而不舍，屡败屡战，到民主成功还不停息，还会为完善民主而不断努力。
（2）“民主可选出暴君，所以要拒绝和反对民主”的谬误
谬误一。充其量，民主只协助希特勒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在同一时间，希特勒用了更多非民主手段取得选票和权势；其后希特勒完成专制独裁过程全*非民主和反民主手段。这些史实说明：若仅就希特勒上台的史实作证，“民主可选出暴君”是伪命题。
谬误二。退一步，“民主可选出暴君，所以要拒绝和反对民主”判断成立，民主曾经选出希特勒这个暴君。那么请问：在这个世界你能举出一个“选出暴君可能性为零”的制度来吗？若你能举出，请，请！若不能，就是说所有制度都可能出暴君，岂不是所有制度都应“拒绝和反对”？你可能想像出一个没有制度的现实状况？正如“进食曾经噎死人”，是不是由此就可以推出“拒绝和反对进食”的结论？
谬误三。既然所有制度出现暴君的机会都不为零，那么，要选哪种制度呢？
唯一明智的办法是取其害轻者。现今社会制度其本上分为两大类：民主和专制。就算是民主选出希特勒命题正确，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民主只出现一个希特勒，而专制则出产东条英几、墨索里尼、法郎哥、史达林（及众多的如金日成等史达林们）…民主与专制出暴君之比起码小于1:100。更重要的是二战后五六十年来，在完成过度的民主国家没有一个出现过希特勒式暴君；所谓民主选独裁者的民主国家，都是那些原独裁者和野心家们在民主过度中，借助民主的程式和利用存在的非民主或反民主的势力、意识、手段上台的。这种现象在非洲中美洲表现得粗糙和野蛮，在新加坡表理得精致而娴熟。这是一种过度现象，比如马可斯、苏哈图等人利用民主的直接选举或间接选举的形式实行独裁后，经过若干时间，到阿罗若和梅嘉娅蒂时期就转入正常不出暴君了；可是千万不要忘了，今天的专制制度出的几乎清一色的程度或重或轻的希特勒式暴君或独裁者，所有人权记录坏的多是在这些专制国家里面。
现在这些反民主人士拒绝和反对偶然或在某一过度阶段出现专制者的民主制度，却选择和拥护出现千千万万暴君和独裁者的专制制度。这里可以看到这些反民主人士反对暴君是假，借反暴君为名以反民主是真，其目的是保住产生暴君的制度，爱暴君之情跃然纸上。可见其对专制制度和独裁暴君情有独钟。
民主ABC常识告诉我们：民主虽然在不断完善过程中，但是民主的缺陷总是存在的。人们之所以要选择民主并非由于它完美无缺，而是因为民主制度是各种制度中缺陷最少的一种。我们选择民主，是在各种害中取其轻的选择，是一种无奈的选择。现在的反民主人士则相反：热衷于维护为害最多最大的专制制度。
这些人的思维是这样的：有人过桥掉下河死了，为了爱惜生命（？！），因而反对过桥；涉水虽则九死一生，但是过河是必要，所以，坚持要人们涉水过河。你说，这是甚么逻辑？他们是爱惜生命还是想死多些人？
（3）“民主可被利用，可见民主有害，所以民主不可取。辨析
希特勒是利用民主上台的吗？
希特勒若利用民主程序上台，上台后又能坚持和维护民主程序的话，他不但不会成为暴君，而且只能在民主规范下行事。问题是希特勒是利用民主的缺陷和反民主实力、手段上台。民主缺陷是指诸如可让他拥有党的武装力量、利用总统可绕过国会把总理权力交给他的宪法、民主政权没有清除旧政权留下来的军政法警界的反民主势力并建立民主的军政法警系统等等。更重要的是希特勒取消民主制度和程式。例如取蒂政党实行一党专政、封锁讯息和禁止言论自由实行一言堂、以非法手段取消总统制把统总总理集中于所谓元首一身。等等。所以，以希特勒史为证，“民主可被利用”这一命题是伪命题。很明显，反民主人士把利用民主缺陷、用反民主手段的作为当作利用民主程序。
希特勒是利用民主的缺陷而不是利用民主程序（这个分别重重要）。
那么，民主可否被利用？
这里的民主指的是民主程序。民主程序是公平公正公开和有竞争的定期选举行政首长和立法者。在这个程式底下，任何人包括希特勒们都有同等的竞选权利。若希特勒完全依照这一民主程序进行选举，掌权后又不取消民主程序、制度的话，那么希特勒当权和克林顿、梅嘉阿蒂当权一样，是完全合法正当的。我们鼓吹人们利用民主程序，反对利用“破坏民主程序”和取消民主程序。
“民主可被利用，可见民主有害，所以民主不可取。”这是反民主常见的论调。这论调乎合常识、常理吗？
回答是：不！它是反常识反常理的。
人道、和平、爱心、亲情、爱情…等等无不可以被利用来为一己图利、做坏事。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道、和平、爱心、亲情、爱情…等等可以被利用，可见它们有害，所以不可取”？
（这种反民主论调就是那么反逻辑、反常理常识。但是那些反民主人士竟能反复咏叹历久弥新，还产生了戈陪尔效应。）
我认为民主是可以被利用的，或者说民主程序就是为了供人们利用而设的；利用民主是有益的，起码利多于弊。
（4）成全希魔，谁应负责？
希特勒上台成为暴君，谁应负责？
德国人民应负责：谁叫他们接受狂热爱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谁叫他们相信希特勒是德国人民大救星？谁叫他们认为日尔民族优于其他民族？谁叫他们前想统治全世界？谁叫他们把选票投给希特勒？…
民主政府应该负责：没有铲除旧政权反民主共和势力；没有取蒂希特勒党军；没有修正宪法漏洞；…
德国的民主派应该负责：把走议会道路的共产党当作头号敌人而放过纳粹党；热衷于内閧，没有团结一致对付纳粹；…
德国那些奴才走狗御用文人应该负责！
…，…，…
但是要负首要责任的是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因为希特勒攫取权力的过程中用的手段是是权术、威胁、暴力和欺诈，而且卓有成效。
“民主选希特勒上台”、“民主成全希特勒”、“民主造就希特勒”等等都是没有历史根据的谎言。
现在我们来看看当时德国因为民主不够健全、完善存在诸多缺陷，因而希特勒有可乘之机完成其暴君历程。下面是陈述此历史真相。
希特勒到底是用甚么办法，或者说他是利用选举程式，还是利用初期民主之不足、利用反民主的资源和手段取得政权的呢？
[一]民主和非民主造就希特勒的史实
（1）“民主选希特勒上台”的事实
在意识型态方面，希特勒鼓吹极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鼓吹日尔曼种族优越，鼓吹废除凡尔赛条约、重整军备，实现民族复兴、恢复大国地位，倡导建立纳粹党的中央集权国家。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极能迎合战败以来久受压抑、挫伤的民族心理和要为一战的民族受辱报复、雪耻的思潮，所以吸引了很多人成为其支持者。当时德国，一批有骨气的知识份子例如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化学家弗朗克，哈伯尔、瓦尔堡等都被迫退休或离开了德国。但是，在鼓吹极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过程中，德国有一大批出卖灵魂的御用文人、奴才。例如得过诺贝尔物理奖勒纳德、斯塔克，自愿为虎作伥，充当希特勒的帮凶。1933年竟有近千名出卖灵魂的文人，在哲学家海德格尔、艺术史学家平德尔、医学家沙尔勃鲁赫等人带领下，公开宣誓支持希特勒与纳粹政权。为纳粹经济、政治、思想立论，参与纳粹党活动，为纳粹制造原子弹…画出一幅出卖灵魂的历史景象。希特勒纳粹党37%的230席的成就，这些奴才立下的汗马功劳不可抹。看来无耻文人奴才古今中外都存在，他们的丑恶表演大都是一样的。
其次，是希特勒的借助当时经济呆滞和600多万工人失业之机，提出由国家强力干预经济。开空头支票欺骗工人。如取消不是*工作而得到的收入；将托拉斯收归国有；将垄断性的大百货商店收归公有，廉价租给小商人；取消地租和禁止土地投机；对卖国贼、高利贷者、投机分子判处死刑；等等。相当多的人对民选政府拯救经济危局、解决民生问题的软弱乏力感到不满的情况下，也自然引起了相当一些关注生计的人们的注意和兴趣，遂令其支持率大幅度的增长。
再次是，希特勒勾结旧政权留下的军官团、司法系统、员警系统、著国文官系统中的高级官员、控制着大工业卡特尔的巨头等等反民主共和势力。
当时的德国很大部分民众、政治军事经济势力集团成了支持希特勒的基础。
希特勒的选票也随着极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加炽、欺骗力度加强、与反动势力勾结加深而增加。纳粹党从1928年国会中只有占0.2%的12席，到 1932年37%的230席成为第一大党。若说希特勒利用民主上台，或者说希特勒从民主选举中赢得政治权力，就上述事实而言，是对的。但是，让他最终让他爬上了专政交椅的就与民主无关了（下面作说明）。
（2）非民主和反民主造就希特勒的大量史实
必须说明的是上述提到的希特勒的选票也并不是纯粹用民主程序取得的；民主程序在希特勒走上专制独裁过程中并不占主要地位；希特勒主要是*非民主和反民主的势力和手段完成其希魔历程。
“不能用和平取得的东西，就用拳头来取。”这是希特勒的名言。
A、党卫军拳头打出选票
希特勒纳粹党在1932年成为大党前的十年前就建立了党私有的准武装组织：“纠察队”（后称“冲锋队”）。这些党私有的准武装组织得到正规军支援。这些准武装组织的任务是用恐怖手段对付政敌（主要是针对当时主导政治的社会民主党）。到1932年，冲锋队达几十万之众，它除了保护纳粹党举行的集会外，更捣乱、恫吓其他敌对政党尤其是社会民主党的集会和活动，甚至暗杀政敌。‘冲锋队经常在街头寻衅滋事，与其他政治派别和不支持他们的人殴斗。1932年7 月10，也就是在即将举行的大选前20天，仅在汉堡郊区的一次游行中，就有19人被打死。’（王青汉《成全希特勒的是民主制度的不健全》）希特勒的大部分选票就是“用这些流氓冲锋队的拳头”、在恐怖活动中取得的。
在今天，我们无法想像民主可以存在这样的缺陷；无法想像一个民主政权能容忍一个党拥有私养的军队。但是，它是当时民主德国的现实。
B、国家军队的枪杆子出选票
我在上面说，德国是在仓促而偶然之间选择民主共和政体的。这一仓促与偶然表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没有认识到民主建政初期枪杆子保政权的必要条件。没有来得及建立一支忠于它自己的民主精神、服从内阁和国会的新陆军。当时留下来的旧政权，未经民主洗礼的德国军队是反魏玛宪法的。它名义上是按宪法从属于内阁、议会，事实上军官集团是反对共和、民主的。“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其中就包括了陆军司令冯?西克特将军和对陆军和海军有广泛影响、并能左右兴登堡总统的决策、后来还担任了共和国总理的施莱彻尔中将），一直在暗中进行着破坏，他们秘密提供装备，在德国各地建立了许多的武装自由团，并在一段时间里还建立了秘密的“黑色国防军”，进行推翻共和政体的活动。1920年3月，柏林的一个这样的自由团，就发动了一场后来被称为“卡普政变”的失败了的武装政变。”（王青汉《成全希特勒的是民主制度的不健全》）这是一支为希特勒出选票的军队，是一支军队是民主共和送葬的殡仪队。
其二，当时德国保留了旧政的反民主共和的司法、公安、文官系统、垄断资本家，新生的共和国处于反民主的势力包围中，也处于摇摇欲坠的危机中。这些势力在选举过程中必然利用手段所握的权力，或明或暗地为布特勒增添选票。
C、党禁言禁成全了希特勒
希特勒在1933年1月30日上台后，做了如下反民主行专制的事：
他通过冲锋队、党卫军、秘密员警和集中营，进行残酷的种族和政治清洗，实施恐怖统治；
取缔除纳粹党外的所有政党，并立法规定纳粹党“是德国的唯一政党”；
取缔了工会和一切结社自由，禁止一切罢工；
取消言论表达自由权利，并完全控制传媒和舆论；
扼杀了司法独立；
取消联邦制，摧毁了在德国历史上一直有地方独立自治权的邦政府和他们的议会。
希特勒掌权后彻底地剥夺自由和人权、取消民主与共和、破坏法治和传统（希特勒这些作为我们是多么熟悉啊！）。同时也就完成了其专制独裁的历程。
这个大独裁者独揽全权后，在绝对专权和恐怖的条件下，竟然还表演了两场民主投票把戏。
其一，1933年11月，举行一党独揽、几近清一色的纳粹党候选人的国会选举；获得92%选票支持。
其二，1934年8月举行公投。当时总统兴登堡元帅去世，希特勒立即就宣布取消总统职衔，将总理与总统的职务合并为一，称为元首兼国家总理。为了取得其元首兼国家总理的“合法性”，举行了公民投票。结果是取得了95%合格选民中的90%支持票。
[二]还“民主选希特勒上台”谎言于真相
（1）希特勒上台过程的含“民主量”分析
希特勒到底是不是民主把他选上台的？
回答是：希特勒上台因素中含“民主量”很少，含“反民主量”极多。上面“（1）民主选希特勒上台的事实”是含“民主量”的史实；也是希特勒上台中仅有的“民主量”。
希特勒得到这部分狂热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者、垄断资本家、反民主共和的旧政权实力的选票，是按照民主程序行事的，是符合民主程序和民主精神的；实际上这是希特勒得到的唯一符合民主的选票。判断是不是符合民主，不能依内容作准，而应该依程式作准。按今天文明准则判断，希特勒极端民族主义和爱国热情是错误而有害的，但意识型态有害是一回事，这种意识型态是不是依照民主程序取得选票是一回事。纳粹取得极端民族主义和狂热爱国主义者、垄断资本家、反民主共和的旧政权实力的选票，是符合民主程序的。所以在这方面（部分），且仅仅在这方面（部分）来说希特勒取得国会第一大党的优势，勉强可以说是由民主选举促成的。但是，这只是一部分事实，不是全部，即希特勒上台含“民主量”很少，含“反民主量”极多，所以不能以偏概全，把它说成是民主选希特勒上台、或者说民主造就希特勒。第三著国史告诉我们：希特勒上台过程中含“民主量”的只到1932年37%的230席成为第一大党为止；更种要的是，史实告诉我们，在有含 “民主量”的过程中伴随着更多的含“反民主量”。上述“（2）非民主和反民主造就希特勒的大量史实”证明希特勒上台主要是由含“反民量”成全的。
这个事实告诉我们：民主不是必然的，是要*我们争取和斗争才可取得的；而斗争和争取是可以失败的。当一个国家进入民主门槛之后，若民主精神跟不上（特别是被专制独裁者利用狂热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或其他极端的意识型态蒙骗和误导民众）；或者不能消解旧有的反民主势力，巩固和壮大民主势力；或者民主势力方面表现软弱、策略失误；或者对民主制度中各种势力缺少必要和有效的民间或传媒监督，让某一势力独大；或者法治不能同步跟上，等等，都有可能导致民主退潮，专制复辟。
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初入门槛的民主是脆弱的，一不小心或某一环节出问题，某一必要条件缺失或不足，都可导致民主夭折。人类历史又告诉我们：民主可能失败，但人们不会因为失败而拒绝民主，反而锲而不舍，屡败屡战，到民主成功还不停息，还会为完善民主而不断努力。
（2）“民主可选出暴君，所以要拒绝和反对民主”的谬误
谬误一。充其量，民主只协助希特勒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在同一时间，希特勒用了更多非民主手段取得选票和权势；其后希特勒完成专制独裁过程全*非民主和反民主手段。这些史实说明：若仅就希特勒上台的史实作证，“民主可选出暴君”是伪命题。
谬误二。退一步，“民主可选出暴君，所以要拒绝和反对民主”判断成立，民主曾经选出希特勒这个暴君。那么请问：在这个世界你能举出一个“选出暴君可能性为零”的制度来吗？若你能举出，请，请！若不能，就是说所有制度都可能出暴君，岂不是所有制度都应“拒绝和反对”？你可能想像出一个没有制度的现实状况？正如“进食曾经噎死人”，是不是由此就可以推出“拒绝和反对进食”的结论？
谬误三。既然所有制度出现暴君的机会都不为零，那么，要选哪种制度呢？
唯一明智的办法是取其害轻者。现今社会制度其本上分为两大类：民主和专制。就算是民主选出希特勒命题正确，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民主只出现一个希特勒，而专制则出产东条英几、墨索里尼、法郎哥、史达林（及众多的如金日成等史达林们）…民主与专制出暴君之比起码小于1:100。更重要的是二战后五六十年来，在完成过度的民主国家没有一个出现过希特勒式暴君；所谓民主选独裁者的民主国家，都是那些原独裁者和野心家们在民主过度中，借助民主的程式和利用存在的非民主或反民主的势力、意识、手段上台的。这种现象在非洲中美洲表现得粗糙和野蛮，在新加坡表理得精致而娴熟。这是一种过度现象，比如马可斯、苏哈图等人利用民主的直接选举或间接选举的形式实行独裁后，经过若干时间，到阿罗若和梅嘉娅蒂时期就转入正常不出暴君了；可是千万不要忘了，今天的专制制度出的几乎清一色的程度或重或轻的希特勒式暴君或独裁者，所有人权记录坏的多是在这些专制国家里面。
现在这些反民主人士拒绝和反对偶然或在某一过度阶段出现专制者的民主制度，却选择和拥护出现千千万万暴君和独裁者的专制制度。这里可以看到这些反民主人士反对暴君是假，借反暴君为名以反民主是真，其目的是保住产生暴君的制度，爱暴君之情跃然纸上。可见其对专制制度和独裁暴君情有独钟。
民主ABC常识告诉我们：民主虽然在不断完善过程中，但是民主的缺陷总是存在的。人们之所以要选择民主并非由于它完美无缺，而是因为民主制度是各种制度中缺陷最少的一种。我们选择民主，是在各种害中取其轻的选择，是一种无奈的选择。现在的反民主人士则相反：热衷于维护为害最多最大的专制制度。
这些人的思维是这样的：有人过桥掉下河死了，为了爱惜生命（？！），因而反对过桥；涉水虽则九死一生，但是过河是必要，所以，坚持要人们涉水过河。你说，这是甚么逻辑？他们是爱惜生命还是想死多些人？
（3）“民主可被利用，可见民主有害，所以民主不可取。辨析
希特勒是利用民主上台的吗？
希特勒若利用民主程序上台，上台后又能坚持和维护民主程序的话，他不但不会成为暴君，而且只能在民主规范下行事。问题是希特勒是利用民主的缺陷和反民主实力、手段上台。民主缺陷是指诸如可让他拥有党的武装力量、利用总统可绕过国会把总理权力交给他的宪法、民主政权没有清除旧政权留下来的军政法警界的反民主势力并建立民主的军政法警系统等等。更重要的是希特勒取消民主制度和程式。例如取蒂政党实行一党专政、封锁讯息和禁止言论自由实行一言堂、以非法手段取消总统制把统总总理集中于所谓元首一身。等等。所以，以希特勒史为证，“民主可被利用”这一命题是伪命题。很明显，反民主人士把利用民主缺陷、用反民主手段的作为当作利用民主程序。
希特勒是利用民主的缺陷而不是利用民主程序（这个分别重重要）。
那么，民主可否被利用？
这里的民主指的是民主程序。民主程序是公平公正公开和有竞争的定期选举行政首长和立法者。在这个程式底下，任何人包括希特勒们都有同等的竞选权利。若希特勒完全依照这一民主程序进行选举，掌权后又不取消民主程序、制度的话，那么希特勒当权和克林顿、梅嘉阿蒂当权一样，是完全合法正当的。我们鼓吹人们利用民主程序，反对利用“破坏民主程序”和取消民主程序。
“民主可被利用，可见民主有害，所以民主不可取。”这是反民主常见的论调。这论调乎合常识、常理吗？
回答是：不！它是反常识反常理的。
人道、和平、爱心、亲情、爱情…等等无不可以被利用来为一己图利、做坏事。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道、和平、爱心、亲情、爱情…等等可以被利用，可见它们有害，所以不可取”？
（这种反民主论调就是那么反逻辑、反常理常识。但是那些反民主人士竟能反复咏叹历久弥新，还产生了戈陪尔效应。）
我认为民主是可以被利用的，或者说民主程序就是为了供人们利用而设的；利用民主是有益的，起码利多于弊。
（4）成全希魔，谁应负责？
希特勒上台成为暴君，谁应负责？
德国人民应负责：谁叫他们接受狂热爱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谁叫他们相信希特勒是德国人民大救星？谁叫他们认为日尔民族优于其他民族？谁叫他们前想统治全世界？谁叫他们把选票投给希特勒？…
民主政府应该负责：没有铲除旧政权反民主共和势力；没有取蒂希特勒党军；没有修正宪法漏洞；…
德国的民主派应该负责：把走议会道路的共产党当作头号敌人而放过纳粹党；热衷于内閧，没有团结一致对付纳粹；…
德国那些奴才走狗御用文人应该负责！
…，…，…
但是要负首要责任的是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因为希特勒攫取权力的过程中用的手段是是权术、威胁、暴力和欺诈，而且卓有成效。
“民主选希特勒上台”、“民主成全希特勒”、“民主造就希特勒”等等都是没有历史根据的谎言。
2010年12月12日星期日
德国世界报 中国引领独裁政权以斗争求生存
德国世界报 中国引领独裁政权以斗争求生存
核心提示：围绕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发生的事件表明_中国已经成为那些拒斥自由民主的国家们所追随的带头大哥。
原文：China führt den Kampf der Autokratien ums Überleben
来源：WELT 世界报在线
作者：Clemens Wergin
发表时间：2010年12月11日
译者：白乌鸦（@baiwuya）
图：路透社。 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托尔比约恩·亚格兰坐在属于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空椅子旁边。
奥斯陆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为异议人士刘晓波留下的空椅子，传达了很多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信息。中国的愤怒声明和谩骂充斥着这几周的时光，它辱骂刘晓波，辱骂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卑鄙的小丑”)以及整个西方世界。中国的两面性暴露无遗：它的强大和虚弱。说它强大，因为北京成功地指使了一批重要的国家拒绝出席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它的虚弱在于，这个泱泱大国不自信的反击表明，北京的领导层被刺痛了，他们深知自己的政权有多么缺乏合法性。
这个政权如此害怕一位男士和他的夫人，以至于把他投入监狱并且不准他的夫人出国领奖，这只能说明该政权深知自己的统治基础不稳固。就像托尔比约恩·亚格兰在颁奖典礼上所讲的那样：“很多人可能会问，今日中国处处显示出强大的实力，那么，一个公民因为对国家治理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而被监禁11年，这是否恰恰显示出了中国的弱点所在。”
厌恶自由民主
然而，抵制和平奖的行动也恰恰展现了世界新的意识形态划分。中国把一批重要的独裁者和独裁政体聚集在自己的周围，从委内瑞拉到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埃及，伊朗，哈萨克斯坦，以及突尼斯，越南，苏丹，古巴，摩洛哥。这张名本单本应该更长，然而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独裁国家都收到了奥斯陆颁奖典礼的邀请，因为他们可能没有设立驻奥斯陆的大使馆。反正在颁奖典礼前，北京吹嘘“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和它站在同一边。
尽管这些国家国情迥异，但有一点让他们联合起来：厌恶自由民主。他们认识到，必须互相扶持，以对抗柏林墙倒塌后席卷全世界的民主化浪潮。
90 年代民主社会有点过于急切地得出结论：民主赢得了制度竞赛，这种社会制度将不可阻挡地扩展到全世界。可是事实上，这种趋势早已停止。几年来，美国独立组织 “自由之家”一直提醒人们，自由和民主在世界上已经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独裁政权，几年前还是濒危品种，现在重新获得了力量。
独裁政权感受到了威胁
我们正在经历新一轮自由民主和独裁专制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从美国独立以及法国大革命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了。不同于初始的１００年，那时民主政体的生存不断受到威胁，现在轮到独裁政体抗争求存了。当美国人1917加入对威廉德国的战争时，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称，他这样做是“为民主政权打造一个更安全的世界环境”。他担心的是，独裁政体在全世界取得优势可能意味着美国民主的终结。
在过去的的20年里，不再是民主政体，而是独裁政权开始感受到相似的生存威胁。因此他们开发出应对民主浪潮的防御机制，他们主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许多其他联合国机构。他们互相借鉴，制定出对付非政府组织的法律，举行事先结果已经确定的选举，来粉饰自己的合法性。在对方陷入窘境之时，他们互相伸出援助之手。
进入了新一轮的制度冲突
制度冲突再一次降临，当然没有了冷战时期那么激烈的意识形态（对抗）。中国不情愿地成了全世界反民主联盟的中心。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首先，中国是除俄国之外唯一一个处于独裁统治下，且实力正在快速上升的世界大国；还有，当前中国模式吸引了全世界的独裁政体的目光，在过去的一些年里，几乎所有的独裁政权都宣称要追随“中国模式”。即便在西方，也有很多人被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效率和速度所折服，尤其是在那些建个机场或者火车站都要讨论个十年的国家。
中国不同于前苏联，它不致力于向全世界输出一种不同于民主的意识形态。但是中国务实的独裁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给那些独裁俱乐部的国家孕育了一种希望：稳固统治，同时取得经济成功是可能的。然而有一点被很多人忽视了，中国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庞大的规模。跨国企业之所以愿意同北京合作，愿意接受在别处根本不可能接受的投资限制，是因为他们想进入庞大的中国市场。尽管如此，那些非民主政体依然愿意以中国为例，来证明自己的末日倒计时还没开始，独裁者这份职业还是有前途的。
中国和它的“和谐”外交政策
中国一再声称：愿意和平地融入世界秩序，遵循“和谐”的外交政策并且逐步地走向开放。在过去的几周里，外界已经看到，所有的这些目标只是说说而已。中国已经展示了它“藏在背后的一面”：内部镇压政治反对派，外部挑起民族主义情绪。今天，中国的表现比安德烈·萨哈罗夫和莱赫·瓦文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的前苏联还要过分。可是中国却试图让世界相信它是一个“开放、现代的国家”。
危机发生时，政治人物自然都会感到，他们必须百分之百地选边儿站队，必须以豪不妥协来证明自己对政权的忠诚。北京当局的颐指气使让人不由得联想去全盛时期的苏联，独裁者的潜在攻击性展现了出来。由于缺乏有效的事关（外交）路线的批评性辩论，执政者内部的强硬要求相对容易占据优势，这对于未来可能出现冲突事件的亚洲，实堪非福。无论如何这都显示出在北京，目空一切的强硬派很容易发展壮大。
美国有句老话：“如果走起来像鸭子，叫起来像鸭子，那它很可能就是一只鸭子。”——这句话也能用到中国身上。在过去的几周，北京的行为就像最糟糕的独裁者，显露出了他的真面目。
中原大地 世纪回眸 如果当年大陆走了台湾道路
中原大地 世纪回眸 如果当年大陆走了台湾道路（一）
⊙明居正（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宣传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可是事与愿违，几十年下来搞得千疮百孔。70年代之后开始改革开放，当时有人建议说是不是试试台湾的经验，走走台湾的道路，中共一口回绝认为台湾那条路绝对行不通。
很早以前我就曾经突发奇想，如果走不通的话，那台湾的成就是怎么来的呢？如果出于某种历史的偶然，中国大陆当年走的不是社会主义，55年前他走的是类似台湾的道路，那么中国大陆后来会怎么发展？也就是说我们把发生在台湾的事情放大三百倍，摆放到大陆上去看，然后对比一下探讨什么事情会发生？什么事情不会发生？
当然，如果要这么去探讨的话，我们要做几个假设的前提，首先就是多谈内部的发展，政治、经济、社会；少谈外部，就是少谈外交、外事的部分；第二，恐怕得假设说出于某种需要，中国共产党要进行戒严，然后它也没有去打韩战等等这些事情。有了这些前提，我们再来谈如果把台湾的经验、台湾的道路移植到大陆上去，那么大陆会怎么发展？
首先，要明白台湾这个架构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架构的特性。然后再按照时间别，分阶段来谈，譬如说从1949年到 1960年代中期、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然后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每一个阶段走下去大概在每阶段政治、经济、社会会发生什么事情？不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大家才会看见说，如果中国大陆真的当年走的是台湾的道路，可能后来会发生什么变化。
当年台湾架构的内涵
国民党政府退到台湾之后，奉行的是三民主义。因此，首先我们就必须假设说当年国民党没有失败，是留在大陆上，或者共产党出于某种考虑，它也相信了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然后在大陆上它也来推行三民主义，那会发生什么事情。
（一）政治的框架
就三民主义的架构来看，在政治上，孙中山是在第二项民权主义做了一些勾勒，当然后面很长的时间是属于训政，然后再慢慢的走上宪政的阶段。所以，在政治部分第一部分，就是采取五权宪法的制度，西方是三权分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而独立运作，但是互相制衡又形成一个整体。孙中山当年考量说三权区分还不够，又加上考试、监察两权，所以变成五权分立，制衡而形成整体，台湾所以有叫做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那么个五院制。假设中共大陆也设置个五院制度，但是在背后仍然有一个政党，当然现在我们就必须假设它是中国共产党，它是一党独大的，这个独大的一党但并不是一个专政的一党，它不民主，但是它给一些空间。
再谈第二个政治部分这个空间的问题，它给的是有限的选举，开放有限的选举，开放到什么程度呢？首先在地方层级开放，中央的选举不开放；其次，在地方层级的立法权开放得多一些，行政权开放得少一些，所以，这叫有限度的开放选举。
政治的第三个部分谈它依然会去镇压反对运动，有人起来要阻挡、要去挑战它，它仍然会去镇压。
最后就是第四部分，一路走下来走到1987年的时候才解除戒严开放党禁。
（二）经济的框架
经济的框架孙中山基本上表现在他的民生主义跟实业计画当中，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东西摆在大陆上面，让中国共产党来推行的话，我们得看看几条重要的原则：
第一、重要的原则就是尊重并保护人民的私有财产权，不没收财产、不集体化、不国有化。
第二、相信市场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运行的基本原则。
第三、积极发展工业跟商业，这个跟中共后来做法很像，但跟原来的做法并不相同。
第四、刚刚开头的时候也有国营企业，但是按照台湾的发展经验就是国营事业原来是非常兴盛，后来逐步民营之后，国营事业就开始衰退，那么我们假设中国大陆也经历这么一个过程。
第五、民营企业。鼓励中小企业慢慢发展，刚刚开始不是主流，但是后来它已经变成主流了。
所以，经济部分我们看见按照孙中山当年的理想，中国大陆如果这样走下去的话它是追求富裕的，而且从一开头就追求富裕，它还有一个重大的特点就是藏富于民，把这些富裕、把这些财富藏在民间，藏在人民的口袋里面，而不是收到国家手上。
（三）社会跟文化的框架
国民党跟儒家传统比较接近，如果我们假设共产党也走类似道路的话，那么它也尊崇儒家文化，所以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到这个时候还是社会的主流，但是走了这么长一段时间它难免僵化，后来70年代、80年代之后才逐步开放多元。然后在社会方面你只要不碰政治，其他的都没什么问题，你去下棋、跳舞、唱歌、画画，基本上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不可以碰政治，当然不可以谈台独，当然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统治大陆的话，那就没有什么台独问题，然后不能谈省籍问题、不能谈组党的问题，但是你可以谈民主理论，非常抽象的民主理论你可以去谈。
除了这些不能碰的地方之外，大体上你的生活是很自在的。所以我们很快勾勒一下，如果说从1949年之后当年中共走的不是那套马列、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道路，它走的是一个孙中山思想为主体的这么一个所谓三民主义道路，或者说台湾道路的话，我们看见它的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原则框架大概是这样子的。
（待续）◇
中原大地 世纪回眸 如果当年大陆走了台湾道路（二）
⊙明居正（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接下来我们就分几个阶段来谈谈这个框架在大陆运作会产生什么结果。
中共开始建立政权到1965年代
如果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之下走的不是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走了一条类似台湾发展经验的台湾道路的话，那么我们从1949年以后，也就是中共开始建立政权之后，到1965年代的中期，那么中国大陆会怎么发展？
为什么我们选择切割点在1965年呢？这中间有个考量，也就是台湾在那个时候采取了一个不同的经济发展的策略，我们后面再详细介绍，所以我把切割点摆在 60年代中期。那么从1949年走到1960年代中期，这差不多十四、五年当中，台湾经济上最重大的变化就是土地改革，刚好大陆在那段时间也在进行五大运动当中的土改运动。台湾从1950年到1953年采取的是一个和平的、不流血的土地改革。假设这套改革制度也搬到大陆上面，第一项土改政策叫三七五减租，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面，很多人、很多农民手上是没有土地的，所以他们跟富农，尤其跟地主去租佃土地来耕作，租佃土地要付地租，地租通常是五成往上算，所以是比较高的。
国民政府到了台湾之后推行三七五减租，也就是说你的地租最高交租不可以超过百分之三十七点五，所以你自己可以得到保证你的收入至少不少于百分之六十二点五。
第二个政策叫做公地放领，国民政府到了台湾之后从日本人手上把土地收过来，然后又重新丈量规划以后放给这些农民、放给愿意耕种的农民，只要你登记为自耕农的，你真正去耕种，土地就放给你。
第三个政策，叫做耕者有其田。孙中山当然还一个设想就是涨价归公，但台湾并没有真的作到，后续再补充说明。
假设这套制度也在大陆推行三七五减组、公地放领、也实行耕者有其田，那最后产生什么结果呢？它产生的是一个和平的、不流血的土地改革，但是土地不但是从政府、从日本人手上拿过来，政府也从地主手上把土地拿过来了，但拿的方法跟大陆不一样，大陆采取斗争地主的方式，台湾是采取用股票、用食物或用别的东西去换这个土地，最有名的就是四大股票，一个是台湾水泥的股票，一个是台湾造纸公司的股票，一个是农林公司的股票，一个是工矿公司的股票，所以这四大股票是政府最大的国营企业，它把这些企业的股票拨出来，然后向这些地主换土地。
坦白说台湾当时经济并不发达，商业并不发达，股票市场是一个非常薄弱的机制，这些股票不值什么钱的，所以拿这些股票去换土地，当时很多地主非常生气，他觉得你是拿废纸跟我换土地，也引起了一定程度抵抗，但是无论如何国民政府没有采取流血、斗争地主或杀人的手段去做这件事情。
那么它产生了哪些有利的和不利的结果呢？首先看土地变化的部分，最清楚就是农民的成分发生改变，在进行土地改革以前，台湾的自耕农占百分之三十三，也就是三分之一左右，后来经过三次改革以后，变成了三分之二，也就是百分之六十七的人有了自己土地，变成完全的自耕农。
第二个部分是半自耕农从百分之二十七掉到百分之二十。所谓半自耕农就是他手上有土地，但是这个土地量太少、面积太小，我在上面耕作产生出来的食物不足以养活我的家人，所以我还要去做别的事情，或者我要再跟地主租一块土地过来，这样来补贴我们的生活才过得去，这叫半自耕农。但是他毕竟手上是有自己私有土地的，这从27%掉到20%。
第三个部分是佃农，佃农在土地改革之前占的比例比较高，占40%，经过这变化之后，跌到13%。
所以总的来说，67%的自耕农，加上20%的半自耕农，也就是说有87%的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了，只剩下13%的人没有土地。
（待续）◇
中原大地 世纪回眸 如果当年大陆走台湾道路（三）
⊙明居正（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接周二A5版）
如果大陆也采取这个政策的话，同样的也会出现大量的自耕农，但是手段和缓的多，那么产生第二个结果就是，这些被没收土地的地主或被交换股票的地主，他心里不舒服，所以有些人家道就没落，有些人比较激愤的就外逃，当然也有少数是转型成功的。当时台湾的辜振甫家族，就是转型成功的。
农业生产这么一来，因为农民有了土地之后，由于生产诱因非常强，生产积极性非常强，所以农业生产大增，这样产生的重大结果就是，若跟大陆对比的话，那么第一，没有所谓的阶级分化，不像大陆的阶级问题非常严重，这阶级问题是怎么来的呢？这阶级是共产党凭着它的教义，用政治力量强行切割出来的。它切出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然后切出下农或者雇农。这样一切出来之后，地主跟富农就变成坏人，要进行专政，要采取流血镇压跟改造的手段。
我们初略估计一下，当时在1950年代，经过大陆土改以后，被画成地主或富农的所谓地富份子，大概有4、5千万人，在这 4、5千万人里面，有5、6百万人被处死，也就是流血斗争的时候死掉。再来有25%，四分之一的人，差不多一千多万人被劳改，然后有60%的人管制生产，差不多两千多万人，也就这4、5千万人的下场非常悲惨，台湾根本不会出现这个事情。
所以如果说把台湾制度搬到大陆上来的话，土地改革依然可以进行，但是，不产生这种恶劣的结果，生产的诱因还大幅上升。当然更重要一点是，社会关系非常和谐，中国大陆经常讲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刚好相反，阶级斗争，一抓就不灵。尤其对促进生产方面来说，特别是如此，所以在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土地改革是非常关键的一环。
当然台湾和大陆并不是唯一进行土地改革的国家，在50年代，我们可以看见东南亚，然后美洲、拉丁美洲、南美洲、非洲，甚至中欧、东欧很多国家，都进行土地改革。很多国家进行土地改革的时候，都曾经流血，但是台湾是一个最成功的不流血的经验。相对来说，大陆是一个最残酷的流血土地改革的经验。
谈完了经济的变化，我们来看政治方面，假如说把国民党那套政治制度，或那套统治方式，拿到大陆上来，由共产党来推动，那么会产生什么结果。第一，我们看见就是，共产党仍然是一党独大，仍然是威权统治，它牢牢的掌握政权，但是统治强度比较弱，没有到那么残酷。第二，它有一部宪法，比如说1947年制定的宪法，1948年开始推动。
毛泽东在这个情况下，他也依照这宪法去选总统了。他连续担任了五届的总统，1950年他当选总统，然后每6年一任，所以1956年、1962年、1968 年、1974年，连续五任总统，但是很不幸的，他在1975年的时候身体不好去世了。所以第五任没有做完，但是他的确是当了五任的总统。
第三，如果是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因为中共统治的强度比较弱，但是他依然会去镇压反对运动。在台湾这段时间，曾经有人尝试组织政党，组织反对党，我指的是民社党和青年党以外的真正的反对党，民社党跟青年党在台湾一般被看作政治花瓶，是摆着好看的，它不起真正作用。但是在50年代末期、60年代初期，的确有一帮知识分子，从国民党里面分离出来，跟民间人士结合，尤其是跟一些本土人士结合，也就是跟台籍的精英结合，然后企图组织中国民主党，时间非常短暂，很快就被镇压了。
那我们假设这个运动也在大陆发生，当然也被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如果是中国共产党的话，把它镇压掉了。那么培养这个反对党的反对运动的主要刊物叫做《自由中国半月刊》，这是当年国民党在台湾为了要塑造国际形象，在背后出钱支援办了这么一个刊物，没想到这刊物慢慢、慢慢办出自己的独立性出来，开始认真监督社会、认真批评政治。最后，国民党受不了把它镇压掉，把它收掉了。当然若这事情发生在大陆上的话，我们假设大陆也把这份刊物收掉了，所以其他的这些比较认真批评的刊物，一个一个都收掉。
(待续)◇
中原大地 世纪回眸 如果当年大陆走了台湾道路（四）
⊙明居正（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第四，我们必须讲出来的就是，即便它是一个威权统治，但是它仍然愿意有限度地开放选举，我们提到有地方选举，那么这地方选举选下什么层级呢？选省以下的县长、市长；然后监督县市长的县市议员，组成县市议会；然后在省一级，不允许选省长，但是允许选省议会，最早这省议会是由县市议员间接选举把他选出来，后来到50年的末期以后，就变成直接选举了。所以台湾在很早期，就有了老百姓真正去投票的直接选举，层级还很有限，所以这是有限度的选举。
大家会怀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个有限度的选举下，在台湾的经验当中，非国民党人士能不能真正参选？能不能真正选赢？我们按照过去的经验，在历次的、在没有解除戒严以前，也就在戒严时期，这些非国民党人士，或者反国民党人士，他们参选的非常踊跃，一般说来大概参选的比例在所有候选人数目的10%到 34%，也就是说少的话，10个人里面有1个是非国民党人士，多的话10个人里面有3.4个非国民党人士。他不但有权参选，而且他可以当选，当选的比例最小的是当然一个都没有，是0%，最高的时候超过25%，也就是每4个人里面有1个是非国民党人士，当然有一些是国民党人士假装非国民党，你再打掉一半的话，那至少每8个里面有1个是真正反对国民党的人，他还可以当选。换算成百分比的话，就是12.5%，所以我叫做有限度的选举。
那么第五个部分，我们看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不会搞大规模的政治斗争，不会搞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别。譬如说，我们在大陆上看到最早 1950年到1953年的这五大运动，就不会出现。哪五大运动呢？第一，抗美援潮运动，假设它不发生。第二，镇压反革命运动不会发生。第三，三反五反运动大概不会发生，就算要出现的话，也不是以这种形式发生。第四，就是土地改革，它不会那么残酷，不会流血。第五，是思想改造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它不会以那种情势出现。这是第一环块，五大运动不会发生。
第二环块，非常残酷的反右运动也是不会发生的。大陆从1956年的整党整风，然后走到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最后把一百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还有两、三百万的叫内控右派，这些现象在台湾没有发生，也不会发生。相反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技术官僚，颇受国民党重用，台湾很多的经济发展，很多就是这批技术官僚所推出来的。像早期陈诚先生所重用的尹仲容、严家淦，后期的李国鼎、俞国华，这些都是技术专家或技术官僚，这些人进来后推行经济改革，而且非常成功。
第三个不会发生的就是不会有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不会有范卫星这些事情，所以当然也不会有人饿死，也不会有大炼钢铁，所以中国人从开头到现在少说节省了4,000万条人命，也就是如果不走共产主义的话，少死4,000万人。这是非常非常大的差距，当然如果说没有三面红旗、没有大跃进的话，也就不会有“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反右倾运动，也没有那几年的困难，那当然也不会有后面的四清运动。所以在一有一无之间，这差距非常大。
最后一部分就是社会跟文化的部分，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的话，社会相对地比较平和、比较安定，虽然不准谈政治、不准示威游行，那么儒家文化传统基本占主导，人际关系和谐，不过思想开始僵化，工业化开始发展了，所以导致城乡差距拉大。
总而言之，如果说当年中国共产党走的不是社会主义的道路、走的是台湾的道路的话，它的社会一定比较安定、经济比较发展、民生比较富裕，这是可以从现在看见的台湾来检视的。
（待续）◇
中原大地 世纪回眸 如果当年大陆走了台湾道路（五）
⊙明居正（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接上周五A5版）
那么过去的几十年当中，走了一条台湾道路的这个大陆会怎么发展？上文中我们勾勒了它的制度、设想了它从1949到1950年的经济、社会、文化跟政治的变化。如果说按照这个发展的脉络，从1960年代的中期，63、64、65那几年开始，一直到1970年代中期，这么十年当中如果仍然走的是台湾道路的话，中国大陆会变成什么样子？
第一部分，经济部分的变化。在最早要进行经济发展或要推动经济发展的时候，它必须进行土地改革，走的是比较温和的、比较渐进的、不流血的土地改革，而不会采取残酷的阶级斗争的方式去进行土地改革。这套土地改革政策，第一，它完全可以达到土地改革的结果；第二，农村关系非常和谐；第三，农业发展的成果依然可以保证。所以顺着这个脉络走下去，大陆会像台湾一样经济发展相当顺利。因为它经过了多年战争的破坏，现在一旦秩序恢复之后，然后政策又对头的话，经济会快速发展。那么台湾是这样走的，中国大陆也这样走。
所以经过了1949到1960年代中期的这么十几年的发展，它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但到这个时候，在台湾的国民政府就注意到说光搞农业经济发展还不够，必须加速工业跟商业的发展，那么假设说在大陆的共产党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那么它要作什么事情呢？第一件事情，它会像台湾一样，采取一个我们所谓的进口替代政策。
什么叫进口替代政策呢？大体说起来它有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管制外汇，换句话说在大陆里面的人你要去买卖外币非常不方便，你要去跟外国买东西、卖东西，你收外币或者买外币都要受到国家的监控，这叫外汇管制。
第二，出口或进口都要得到政府的许可，尤其是进口货物，你进口货物政府要有一个许可证给你，利用它管制总量，利用它计算它对外汇影响等等，所以第二叫进口的许可。
第三，国家还采取保护关税政策，对有些比较弱小的重点工业，在这部分税制特别的高，让外国东西卖进来它的成本不划算，所以不随便卖进来，这叫进口关税。这几项政策搞起来之后，它产生的结果就是保护本国企业。
当然，在台湾的国民党时期，它用了比较重要的这个国营企业，我们刚才不是提到说什么台泥、台纸等等，还不止于此。在机械发展、生产母机等等，这些部分国营企业都占非常大的比重，所以这些政策是要保护本国企业，尤其特别保护国营企业，所以我们假设中国共产党也采取类似的政策。
如果说它采取这套政策的话，那么国营企业受到保护，也是相当发达，它的比重绝对赶不上中共当年在大陆上实行社会主义时期的比重那么重。不过在这个阶段，台湾国营企业不管是在总生产上，还是在制造上它都占了将近百分之六十，算是比重比较高的部门。
第三个部分就是它虽然有这个国营企业，但是它却保护私营企业，这是孙中山当年的设想，他也讲了鼓励小企业来发展，要藏富于民嘛！所以中小企业因此慢慢发展。中小企业因为它的本钱不够、规模有限、技术有限，所以通常最早一开始的时候集中在消费工业，我们叫做民生工业。简单说就是制造这个民生所需，柴米油盐酱醋茶、衣食住行育乐，不外乎这几项。
第四个部分，就是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经济出现瓶颈，要突破这个?颈国家要加重投资，投资在什么地方呢？投资在基础建设或基础工业上面，投资道路、港口、航道、交通、运输、飞机场等等，或者比较大像炼钢厂等等，这些就是一般民间的企业资金不容易去投资，然后不容易很快获利的部分由国家来出面。
当然后来73、74年碰到了石油危机，政府进一步去介入，也就是以公共支出的扩大来带动起整个经济的发展，所以在台湾这个阶段出现了十二项重大的建设，我们刚刚讲的基础建设大部分涵盖在里面了。所以假设中国大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也这么做，但是这么做下来之后它就产生一个重要结果，就是老百姓生活非常富裕、经济成长非常快、所得的成长也非常高。
那么如果采取这个政策，有一个重要事情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不会发生。文革不发生的话，少死七百多万人，文革不发生的话，经济不会受到冲击，当然也不会出现什么去收回滞留地、取消自由市场、去割私有制的尾巴，红卫兵去把老百姓自己养的猪、鸡、鸭、牛羊杀掉，然后再勒令回到食堂等等，不会出现这个事情。当然也不会出现后来四人帮乱政的时候，去破坏经济、去乱搞经济政策那种现象。
（待续）◇
中原大地 世纪回眸如果当年大陆走了台湾道路（六）
⊙明居正（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简单地说，在那个阶段里面，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这个阶段里面，基本上是台湾经济开始高速起飞的阶段，所以我们预计如果大陆采取类似的政策的话，应该它的经济在这个时候也开始高速起飞，它起飞的速度大概平均每年的成长率是十个百分点左右。而人民的收入水准是每年以平均六点五个百分比以上的水准成长，所以生活有非常大的改善，这是经济的部分。
我们再来看看这种经济的变化会对社会跟政治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我们注意到在人类社会里面，如果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里面，经济出现了这么长期成长的话，它对社会会带来很大的冲击。所以我们的第二个部分转过来看看，在这个十年当中，或者十来年当中，中国大陆的社会它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第一个重大变化就是阶级的结构出现了变化，这个变动的原因基本上我们会称为自然的原因，什么叫自然的原因呢？因为经济跟社会的原因变动而导致阶级结构的变动。这和前几集当中说的中国大陆有非常严酷的阶级制度，这个阶级是由政治力量主导所造成的。现在假设它采取的是台湾道路，它是因为经济或社会变迁而导致这个结构的变化，那么它真正推动变化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我前面讲到的在农村和平的土地改革政策，使得自耕农开始增加、半自耕农开始增加。
第二，就是政府鼓励民间去兴办中小企业，这些人他慢慢开始有钱了，他阶级开始变化。还有第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个时候台湾推行了九年国民教育，让老百姓的教育水准开始提升。前几集谈到大陆阶级制度的时候，讲过红跟黑它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它祸及子女，黑五类的子女或者黑七类子女，不但社会上备受歧视，在教育、生活、工作、政治各方面都受到极不公平的对待，在台湾这种现象不会出现。
所以假设中国大陆也采取类似的政策，那么它会享受到公平的教育机会，我上次举的例子就是台湾现在的总统，陈水扁先生，他家原来是三级贫户，因为经过这么一个过程之后，他竟然受到很完整的教育，而且当了总统。
我们再来看看台湾这个社会经过这十几年的经济发展之后，出现了什么变迁。在台湾早期的阶级分布图像个金字塔，在上端的上层人士或上层阶级人数非常少，中间的中层人士也不多，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是所谓的下层阶级人士。
但是在台湾经过了这么十几年的经济发展之后出现一个现象就是，整体而言，大家阶级向上流动，有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他变的更有钱了，变成上层阶级，但是有更多下层阶级的人因为土地改革、因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或是因为教育改善了，他的职业改变、他的社会阶级也开始向上升，这样爬升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图就会改变，也就是从三角形或金字塔形变成的炮弹形。
在这个炮弹形当中可以看出，上层阶级人士跟原来金字塔相比增加了很多，中层阶级呈现大量的增长，而下层阶级相对减少，所以这么一来，中层阶级和上层阶级的人士增加了以后，社会就比较稳定，相对来说，它容易支撑未来要出现的民主制度。
当然，在有些国家，如果说它的政策走反了，导至社会上越来越不公平的话，它可能会走向另外一种境地。它也可能就是上层人士几乎一点都看不见，但是它却垄断了社会上绝大量的富源和财富、土地、资金、生产资料，甚至成品等等。然后，中产阶级也几乎不存在。社会上绝大多数都是下层阶级的人，如果一个社会真走到这个样子的话，那肯定阶级战争是一触即发发。譬如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菲律宾还有中南美一些国家便是走向这个非常危险的方向。
如果说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它走的是孙中山这条路，那么这个社会也这么发展，它导至的结果就是出现了所谓的炮弹型的结构。上层人士开始增加，中层人士大量增加，下层阶级的人大量减少。那么这么一来，就出现了所谓的“向上流动”。 那么向上流动多了之后，人民的思想慢慢开始变化了。它不喜欢原来比较紧的社会制度，他的思想想要松动了，他要想表达他的意见，他想要争取他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社会活动的权利，甚至包括讲话的权利、集会和结社权利，最后，他希望他增加他政治上的权利。
（待续）◇
中原大地 世纪回眸 如果当年大陆走了台湾道路（七）
⊙明居正（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当然，社会上应该会出现和这个相对、相呼应的所谓的“意见刊物”，也就是说跟中央、跟党、跟执政党的立场、论调不太一致的一些民办刊物。台湾这时候出现了几份民办刊物，先是《自由中国半月刊》。还出现了三份最有名的杂志，一份叫《大学杂志》；一份叫《文心杂志》；一份叫做《民主潮》。所以如果大陆走的是这条路的话，它也应该会出现大陆版的《大学》、《文心》跟《民主潮》。
那么，当然这个社会慢慢开始变化，人权还会受到一些限制，我们提到这个集会、结社，他想争取，但他仍然受到限制。罢工也不允许的，然后串联也是不允许的。但是人民有什么权利呢？在像国民党般的共产党统治之下，人民可以享受到自由选择工作的权利，自由换工作的权利，他可以有自由选择居住地点的权利，还有自由迁徙的权利。
换句话说，城、乡的户口，严格的城乡的分衍，在台湾社会里是不存在的。如果中国大陆走的是台湾这条道路的话，它也不存在这种分衍。
最后一点就是当时国民党在这个地方是比较相对开明的，人民会享有相当程度的宗教自由，相当程度的信仰自由。那么我们假设是共产党，它的眼里看起来，它对政权不会构成威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面，它容许它有相当的活动空间，那么这个部份是社会的变化。
经过十来年的经济跟社会的变迁之后，它对政治带来什么冲击？还会产生什么变化？
第一个部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共产党统治的话，它的政治依然会很紧，但是比较清廉。在老蒋总统要求之下，当时抓这个贪污抓到雷厉风行。所以我们到一定年纪的人都还记得，当年有几椿大案，喧腾的相当严重，一个是“黄豆案”，一个是“香蕉案”。这个事情都跟官员贪渎、赂贿有关，抓的面都非常广。但是它抓的方式，不是采取政治运动的方式，而是采取法律的方式，按法律去抓、去查，所以政治紧而清廉。
第二部份，它对各种各样文宣的部份抓得很紧的。国民党在这个时候，在台湾，对报纸、各种各样的刊物、广播跟电视节目都采取事先的审查，跟事后的审查制度，所以它层层的审查，检查得很严。那么我们假设中共也做成这样子。
第三，地方选举还会持续进行，选地方上的县、市长，选地方上的县、市议员，然后选这个省议员，这还会持续进行。在进行当中，我们可以看见非国民党力量正在逐渐扩大，虽然仍然很有限。但是，这些中产阶级和上层人士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开始大量增加之后，他要求改革的呼声开始出现。当然随着这种改革呼声出现，我们可以看到，要求台独的呼声也慢慢开始出现。
那么，为了回应这些改革的要求，当然不是台独的要求。为了回应这种中产阶级跟上层阶级对政治改革要求。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在台湾进行了一系列的动作，其中最大的动作就是：中央民意代表的增补选。
那我们假设，这个时候的中国共产党也碰到这个困难，它也进行中央民意代表的增补选。所谓中央民意代表就是1947年我们不是讲中华民国制定了宪法吗？然后生了这部宪法，在大陆上就选出了三种民意代表。第一叫“国民大会代表”，国大代表是负责选举和罢免总统、副总统，然后负责修订宪法的，这是国大代表。
（待续）◇
中原大地 世纪回眸）如果当年大陆走了台湾道路（八）
⊙明居正（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第二是“立法委员”，也就是每次去审查法案、制订法案、审查人事、审查政策的那个所谓“国会机关”。第三个是“监察委员”，就是中国传统的御史或御史大夫，是这批人。
那么这三批人，在大陆上，按照那部宪法选出来了。所以在1947年左右开始选出来。那么这批人假设到这个时候，如果跟台湾经验一样的话，那么台湾是没有改选的。因为这批人是在大陆的版图基点上，用四亿多人口为基数，所选出来代表全中国，一千多万平方公里、四亿多人口，这么三个机关 - 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所以，他们象征法统，不能把他们癈掉，必须回到大陆上才能去改选。
那么假设我们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执政的共产党不愿意放手太快，所以，它进行了向国民党一样，进行了小幅度的增选和补选，我们简称“增补选”。增补选从1969年开始，然后到1970年前结束。
增补选这个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呢？当时的国大代表，最早选出来是2,900多人，经过了这么多年凋零又没有办法增补之后，到了这个时候，1969年的时候，剩下1,300多人，执政的国民党说我们来增补选，最后增补了15人，比例非常低仅有百分之一点一左右，人数相对很少。立法委员当时总人数大概550人左右，增补选11人，比例是百分之二，也非常少。监察委员大概170多，增补选是2个人，比例也是百分之一左右。所以人数比例都非常低。
但是，当时国民党大权在握，全力投入了选举，把大部份的不足空位都自己补上了。我们假设共产党也做同样事情，也把大部份空位都补上了。但是必须关注的一点，就是一旦这个增补选过程启动之后，它并没有停止。它往后每隔三、四年，去掉一批人之后，他就必须增补选一次。三、四年去掉一批人之后，就增补选一次。所以，在台湾，政治自由化这个过程就此正式开始。
那我们假设中国大陆在共产党统治之下，从1969年、1970年左右，中国大陆的政治自由化阶段也正式开展。那么如果这些事情正式发生的话，那又会发生什么样不同的事情呢？
首先想到的该是“文化大革命”不会发生。因为没有出现前面的“大跃进”、“三面红旗”，没有出现三年的大饥荒，没有出现大死人，所以不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也不会有毛泽东跟其他人的争斗。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话，就没有这么严酷的权力斗争，没有这么惨烈的派系武斗，没有这么糟糕的大屠杀，也没有文化的全面迫害，也没有社会关系的全面迫害。简单说，少死七、八百万人，然后几亿人没有这场痛苦。
当然后面的林彪事件应该也不会爆发，也不会有随而来的“批林”、“批孔”事件，也不会有后面的批评周公的事件、批评周恩来的事件。
到了1975年的时候，老蒋总统中正先生去世了。那我们假设，毛泽东提前一年，在这个时候去世。所以政治的过程到这里也差不多告一个段落，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阶段做一个结语。
我们看见经过了十几年的经济发展之后，到这个时候，经济、社会、政治都出现了比较剧烈的变动，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政治自由化开始”，而新一阶段的变迁，已经箭在弦上了。
那么后面会怎么变化呢？（待续）◇
中原大地 世纪回眸 如果当年大陆走了台湾道路（九）
⊙明居正（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在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的十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累积了50年代的和平不流血的土地改革，然后比较自然的社会经济变迁，之后又采取比较正确的政策，虽然在政治上面还算是比较高压、比较紧绷，人民有一般生活上的自由，那么它的发展会是什么样子？
在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台湾累积了过去20年发展之后，一个最明显的特色就是政治上开始转变，经济社会都开始松动，但最大的转变在政治方面，但是在开始谈这个部分之前，我们先来了解如果当时走的是这条不同的道路，那么它基本的架构是什么样子的。
在经济方面我们看见，台湾走的第一是尊重私人产权；第二，从一开头走的就是市场经济，然后非常注重外贸，当然本身也在逐渐改变它的农业基础跟建设工业结构，这经济的部分。在社会方面，它有一定的自由度，居住、迁徙、宗教各方面有一定的自由度，但是大家不太谈政治，然后这个言论自由的空间还是比较窄。
在政治方面基本上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宪法，法律算是清楚，比大陆来说要清楚很多。在结构上面讲究五权宪法，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讲究五权宪法，理论上是分权制衡，但是背后有一个国民党一党独大，在操控这五权。不过跟大陆一个重大差别就是它有选举，它有一个有限开放的选举。那么假设我们把这套制度搬到大陆上来，那么从50年代、60年代到现在70年代，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发展？
第一个部分，我们还是先来看看经济的部分，先前我们提到50年代到60年代首先是发展内部的农业，进行土地改革，然后开始进行进口替代政策，所谓进口替代政策就是内部因为建设自己的工商业、建设自己的国内市场，所以就对外用了非常高的关税壁垒，这个汇率是固定的，外汇不能自由买卖。所以内部自己培养自己的工业，经过十二、十三年的功夫之后，已经发展到相当程度了。到这个时候台湾看得很清楚，它必须要进行出口扩张，在这之前它不是没有进出口，它有，但是比重没有这么大。但是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开始大幅的发展出口政策，就是我们所谓的出口扩张政策， 70年代到80年代出口扩张政策在持续当中。
第二部分就是石化工业开始蓬勃发展的一个阶段，我们从上游的原油的裂解，到下游的轻油裂解，可以说是上中下游非常完备。但是，台湾是一滴石油都不出产的，我们现在得假设说大陆自己有它一定比重的原油的生产，譬如说大型油田等等。可是这样仍然不符合建设国内的需要，所以它还是需要从外面进口相当数量的原油。
再来就是电子和电脑工业在这个时候开始发展了，当然电子工业发展得比较好。所以整体来说工业化有相当的成就，就这样子从50年代到70年代差不多20年的积累，人民的生活在70年代到80年代有明显的改善，国民平均所得差不多是5,000到7,000美元，当然越到后面就越高了。那么在经济领域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就不会发生从1977年到1979年以华国锋为首所推行的，以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发展经验为模式的所谓大跃进运动，开展一百多个大型项目等等，大概不会采取这种政策，这经济的部分。
（待续）◇
中原大地 世纪回眸如果当年大陆走了台湾道路（十）
⊙明居正（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社会的部分，就是承续了以上的这种发展，第一、中小企业快速的发展，蓬勃发展。第二、农业还在这基础上面稳步发展，但发展当然没有这么快，相对来说是有一个落差。第三、教育非常的自由，非常公平，所以导致社会阶级自然流动，而且当大家整体生活改善的时候向上流动多，这个过程还在持续。
第二个部分，就是原来老百姓所享受的宗教信仰的自由、在城市跟乡村之间来回迁居的自由、找寻工作的自由都还持续当中，这个都还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而且甚至略略放宽。在思想方面，慢慢的开始多元化了，人开始有钱了、思路开始活泼了，能够接触到更多外来的讯息，所以大家眼界慢慢打开。
但是仍然有报禁，不过虽然有报禁，言论自由的尺度却开始逐步打开。究竟在什么情况下言论自由打开了呢？是在选举的前后。所以每一次台湾在选举的时候就说，选举是言论的假期，我们回头看言论自由打开的过程是非常古怪的，言论自由会打开不是靠我们平常听到的话打开的，言论自由范畴会打开呢，一般是靠我们平常听不到的话，不喜欢听的话，甚至很不喜欢听的话才会把言论自由尺度打开。
台湾在那段时间，有很多非国民党的这些党外政治人物，他们为了冲破言论自由，讲了很多用大陆的标准来说，就叫做怪话。譬如说其中有一个就说，当时台湾不是正要开始建设高速公路吗？他们说不要盖高速公路，因为如果盖了高速公路的话，第一，花钱花太多，会挤压到别的建设部分。
第二，这个高速公路盖好之后，将来不是给国民党大官的车子在跑，就是给有钱人在跑，我们台湾人根本用不到，一般人根本用不到。但是几十年下来高速公路居然超过承载量，所以言论自由的空间是被一个不太重听话打开的，但整体来说台湾的社会发展到这里已经相当的活泼了，已经准备高速前进。
第二个部分要谈的阶段是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那么现在让我很快总结一下，如果社会上照着我们刚刚讲的这种过程去发展的话，那么在这个阶段不会发生一些比较大的事情，在大陆上应该就是下放知青，下到乡间去强制劳动之后，再努力争取回乡的一个运动，就不会发生这个事情，因为当年就根本不会有知青被下放这个过程。
那么第三个部分我们要谈到的就是比较重要的政治的变化。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变迁推动了政治的变化，所以这十年当中比较突出的是政治上的自由化，以至于最后走上解严。
第一件事情我们谈的就是选举的问题，在1950年代台湾就有间接的选举，然后50年代末期有直接的选举，这个选举一直在进行当中。从60年代后期开始，中央级选举也已经开始有限开放，这个选举过程，第一是地方的选举，台湾从50年代后期开始地方上的选举，一直是很固定的进行，每隔三、五年就准时的进行一次。
地方选举一般来说我们选五样东西，第一，选乡镇长或者是乡镇代表，乡镇长就是每乡每镇只有一个人，他是真正负责行政的。那么乡镇代表就是每一个乡、每一个镇有四十位到六十位，看乡的大小不等，有这些乡镇代表去监督这个乡镇长去运作，所以选乡镇长、选乡镇代表。
再上一层是选县市长，然后选县市议员，譬如说全中国有差不多三千个县，那么每一个县或者县级的市都选一个县长、选一个市长，那么县市长这样选出来了，选出来之后还有选县市议员，在台湾大概每一个县市议员少一点大概差不多四十人到五十人左右，那么假设大陆的两千多、三千个县每一个县也选五十个议员，那么县议员、县市议员就监督县长或市长去负责施政。
再上一层就是省，每一个省省长由中央指派，但是省议员在地方上选出来，而且所有这些选举都是直接选举，不是间接选举，是老百姓自己跑去在这么多人当中挑出好的人，一票票把它投出来，这叫做五项公职选举，我们假设大陆也在进行这五项公职的选举。
我们先前提到在60年代末期、70年代初期的时候，台湾已经开展了中央有限的选举，就是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跟监察委员。他们的分工有点像这样子的，国民大会代表是每年开会一次，有点像大陆的人大，但是负责选举总统、副总统，罢免总统、副总统，然后修定宪法，听取总统施政的报告，这是国民大会国大代表。
第二个是立法委员，有点像是外国的议会当中的下议院，或叫众议员。这立法委员台湾当时五、六百人，因为60年代、70年代之后，中产阶级增加，人口增加，所以开始进行增选跟补选，后来就增选。
再来就是监察委员，有点像中国传统的御史大夫，负责监察政务、行政、财政或人事的各种弊端，大概差不多两百人不到，也是选举的。所以每隔大概三、四年，刚刚讲的这个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就选一次，假设说在大陆也这样选。
但是因为它这个老成凋谢比较快，我们说从1947年通过宪法，48年开始选出来的这些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到了台湾之后几十年没有改选，这时候开始增补选，我们假设大陆也这样做，所以每三、四年就增补选一次，老的那些就自然淘汰。他去世、然后这个身体太差不能开会，就淘汰，能开会的继续来开会，但是按照人口的变迁进行增选跟补选。
那这个选举也在持续进行，所以我们就有了两层的选举，有了地方层的选举，有中央层的选举，这两层的选举都是直接选举，也就是老百姓直接把票投出来，就决定谁当选、谁落选。
在这些选举当中，除了国民党，比如说在大陆上就是共产党，它自己参选之外，这些非共产党人士，也可以自由参选，当然它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力，我不能说它完全没有压力，毕竟这时候台湾还不是完全民主，我们也假设大陆不是完全民主。
在这次选举当中，这些所谓党外人士，就是非国民党人士，那到大陆就是非共产党人士他的空间越来越大，每一次选举都努力参加，地方的选举他们也参加，中央的选举他们也参加，所以他们的声势就越来越高涨，然后大家就注意到有一个不同于国民党的一批人开始出现，这时候这些力量我们把它称为党外，就是国民党以外，在大陆就是共产党以外的力量，开始形成了。
（待续）◇
中原大地 世纪回眸 如果当年大陆走了台湾道路（十一）
⊙明居正（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70年代的中后期，1977年选县市长在台湾北部一个小地方爆发了一个选举的冲突。当时在选的时候有人怀疑在开票的时候国民党舞弊，所以很多群众就包围那个投开票所，要求验票，然后警察来镇压当中，双方发生冲突，不小心打死两个人，现场民怨越积越大，老百姓就聚集起来，冲击了这个选举机关，最后放火把警察局烧掉了，这个叫做中坜事件。
那我们假设说在大陆也爆发一个石家庄事件，把石家庄警察局烧掉了，那么这个是第一个阶段，选举跟政治参与不断的提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反对运动慢慢开始累积它的能量。因为反对运动是靠不断的讲话，让人家注意到它的存在，而另一方面又要靠选举来真正扩大它的实力，它有了席位，然后有了影响力，所以反对运动开始累积能量了。
他们开始形成了串联的观念，也就是说他们认识到，过去那种单打独斗不再能够帮助他们往前推进，所以他们希望慢慢开始形成串联。也就是一个雏型的政治组织开始酝酿，他们开始联合出击，开始联合推荐候选人，联合提出政见，开始统一脚步、统一声音，一旦这个人多了，能量增强了之后，内部就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有些人说我们要用比较温和的方式去走。譬如说发生在大陆上的话，有些认为说要在选举当中、在议会当中去对抗共产党，那有些认为光凭那个议会太慢了，不能够解决问题，我们要加大力量、加大力度逼迫共产党后退，所以后面这批人是激进派，他们赞成走社会上的群众或街头运动的方式去压迫这个共产党后退，所以就形成了党外的两条路线的争斗，温和派跟激进派。这两派的互相较劲当然一方面把这个党外的力量加大，但是也导致党外力量某种程度的内耗跟冲突。
譬如说在省议会、县议会、市议会，中央就在立法院里面或在国民大会里面发表不同的意见，然后在地方上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报纸、我们自己的刊物去发表不同的声音，那么这样交互前进。
但是有一些说这样子太慢了，我们必须要用更大的速度、更强的力道去逼迫中国国民党做让步，在大陆当然就是共产党，所以这批人开始推动街头运动，开始去冲击这个军警，然后挑战社会秩序。那么这么一来这个党外运动就形成了两条意见、两条路线，那么两条路线齐头并进，当然内部彼此其实都有点看不太顺眼，那么假设在大陆也这样往前走。走到19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的时候，这两条路线开始成型，很多在党外的刊物开始出现了，很有名的像这个《80年代》、《亚洲人》、《深耕》、《关怀》、《钟鼓楼》等等。
如果说我们看它的政治光谱的话，应该是说大概有这个鼓吹统一的大中国思想，有鼓吹维持现状的，有非常温和的鼓吹台湾应该自觉等等，那不敢讲台独，因为台独当时宣为禁令，当时台湾因为自由还没有打开，言论自由还没开放到这个程度，所以台独是不能讲，那么一讲台独就叛乱罪抓起来了。
除了台独之外，别的光谱上面都有人在说，当然讲统一的人也在大声说，讲自觉或讲修宪，或讲这些新的方向的人也在很隐晦的说，但是刊物非常多。当时大概最高阶段我不完全的统计有将近三十几种这种不同的刊物，号称党外刊物。当然国民党也在查禁，那么它每一期事前先审，事后也可以追审，所以它采取了前后追审，那么我们假设中国共产党也开放到这个程度，也准许出版这个刊物，但事前也审，事后也审。
那么温和跟激进就在选举跟刊物当中不断的累积能量，到了1979年爆发了一件比较大的事情，1979年之后在高雄有一批党外人士集会，当时正好碰到国民党在开一次中全会，然后正好碰到过年要春安工作，所以警察比较戒备，那么这些党外人士聚集之后要去游行。当时已经讲好说你可以游行，但不可以点火把，结果党外人士里面有些人点起火把，所以警察认为他们违反原来的约定，就开始拘捕，最后抓了很多人，酿成了所谓的高雄事件，或是所谓美丽岛事件。
（待续）◇
中原大地 世纪回眸 如果当年大陆走了台湾道路（十二）
⊙明居正（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这时候很多党外人士的菁英被国民党一举抓走，抓走之后国民党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当时如果他用的罪名是军警冲突、破坏社会治安，然后从轻量罪的话那没有问题，国民党当时是把这个跟叛乱罪联合在一起，说他们意图叛乱，最后开始要重审重判，这件事情激起了这些党外人士的怒潮。
所以很多党外的年轻的人或是赞同这些党外的这些人、年轻人，纷纷投进这次法律行动当中，去进行辩护。现在活跃于台湾政坛上的像陈水扁、谢长廷、游锡昆、尤清这些人都是当年的辩护律师，这下一举就让这些人成名。所以党外人士反而因为这一次的这个顿挫变成声势更加浩大，那这个时候人数越来越多，对国民党就形成很大挑战，那么假设在大陆发生也是如此。
到了1986年的时候，这时候爆发一件大事情，因为年底就有选举了，所以这批新生的这些党外人士，虽然那些老的都被抓进牢里去了，但是新生的这些律师也好，或是更多参加的年轻人也好，或是这些被捕的受刑人家属大家纷纷想参选。为了要决定如何协调这个动作，就在台北的圆山饭店，那我们假设说在北京首都饭店就开会了，开会讨论如何推动这次选举，如何统一步调。
就在这会场当中，有人突然间提议，我们干脆今天就一不做二不休，就决定通过成立反对党，有人非常害怕，但有人非常高兴，所以就在一阵错愕当中，居然匆匆通过了，那么这个党就叫做民主进步党。那我们假设在首都饭店也开了这么一场会，然后也通过了，成立了什么党呢？叫做中国民进党，中国民主进步党，当然它不谈台独。
中国民进党在这混乱当中就成立了，成立之后其实国民党按照过去习惯的话，那一定抓起来，一定宣布说是叛乱或什么等等，这一次它等了很久。七天之后，蒋经国先生在中常会，国民党中常会上讲说，时代在变、潮流在变、环境在变，我们也要新思想、新思维、新作风去调整，我们也不能再守旧不变了。
所以假设中国大陆也出现了位这么开明的领导人，在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他决定采取放的方式，而不是采取收的方式，他同意了，那么所以民主进步党严格说起来就在不合法的情况下就这样闯关通过，而真的成立了。那么就出现了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的，中国政坛史上的反对党、反对运动。
那么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反对党在年底的选举当中，选的倒相当好，而国民党也就容忍了，那我们假设说共产党也容忍它。如果事情是这样发生的话，那么在大陆上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第一，不会封锁1978年开始的这个西单民主墙，也不会有后来的逮捕跟镇压。
第二，不会说提出四个坚持，坚持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道路、然后这个马列毛思想等等，不会有这四个坚持了。然后第三也不会有后来的这个左派反扑，或者各种各样的这种反自由化的意见、反人道主义意见，这些就不会发生。
（待续）◇
中原大地 世纪回眸如果当年大陆走了台湾道路（十三）
⊙明居正（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现了解到，从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如果大陆走的是像台湾一样的道路的话，那我们可以看见，第一，经济高速发展，工业化快速前进，而且已经变成一个工业化国家了，农业发展相对比较慢，但整体来说还跟得上。
在人民生活方面大幅改善，从60年代到70年代到80年代这个时候，人民所得已经到达平均7、8千美元。
我们也分析了，政治自由化开始加速，反对运动逐渐逐渐的扩大，并在选举当中获得他们的空间，在出版刊物、报上发表自己的言论的空间也越来越大，实质上是把整个国家的政治空气打开了，那到最后当然就是出现了这么一个中国民进党。
那么如果真正发生的话，这将是中国政坛上的大事。
我们想探讨的是如果中国民进党出现了，开启了中国的自由化这么一页的时候，整个中国会怎么发展？先谈经济，再谈社会，然后最后谈政治。
在经济领域，经过了这几十年发展之后，中国大陆工业化已经相当成功，不但轻工业非常完备，重工业、基础工业相当发达，最重要的是已经走入了尖端工业。
比如说在这个时候，原先的电子业相当发达，电脑业非常的进步，然后IC工业、资讯工业也跟国际几乎要齐头并进，更重要的也已经发展进入了基因工程的领域，简单地说，就是工业化有相当的成就；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就是商业的发展跟外贸的发展。
那么在1992年的时候，台湾的国民每个人的平均所得已经到达1万美元，也就是８万元人民币。换句话说，如果10亿人口，那每个人平均所得是这个数字的话，那毫无疑问的肯定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了。
再看社会的部分，1986年民进党在台湾出现，最后中国国民党勉强容忍下来；到了1987年7月1日，开始解除戒严，正式开放党禁，这个原来在台湾不合法的民进党，在被政府忍气吞声，忍受了一年之后，它正式合法登记了，然后开放党禁之后，才又有许多政党出现。
其实，我过去在台湾大学曾经教过“政党与选举”这门课，连我都不晓得到底登记了多少政党，但是我们晓得在立法院当中，有实力的政党一般来说屈指可数，不过只有3个、4个或5个，就算时至今日在台湾差不多也只有4个算是有实力的政党。
在社会方面，经过了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之后，最重要就是整个社会自由化开始快速前进；人们在思想上、在整个人跟人的关系上、在整个社会的风气上都空前的活泼，空前的自由。
当然起初难免有些失序，因为这是被紧绷了几十年之后，然后突然之间解除戒严了，老百姓的心头上好像没有什么束缚，所以相对来说法治观念比较差，那段时间群众运动也比较多。
现在再回头看自由化的那部分。自由化，它等于说像是水银泄地无孔不入这样发展，非常全面、非常快速；然后外汇管制取消了，过去人民要换外币，不太容易换，它当然可以换，但是管制很多，但现在外汇管制开放，甚至这外汇不但可以小额去换，每年允许大概每个人每年5百万美元可以进出，那这数字算相当大了，几乎已是不设限的地步；然后因为外汇开放了，所以出国旅游就大幅的增加，甚至也开放到大陆旅游，在过去，这一直是禁止的。简单说，自由化的进程开始逐步的向前推进，它的范围也在广及全面。
第二个部分，就是社会上面报纸开始增加，因为过去报纸有报禁，在戒严时期很多话不许说，当时执政的国民党就用其他的手法，去限制张数或限制什么，不准新的报纸登记，现在也完全解禁了之后就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几十种报纸，而且也没有事前和事后的审查。
除了报纸之外，电台跟电视台也都全面的开放，所以整个进入了一个自由竞争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言论自由可以说是完全开展，当然剩下的就是个法律界线的问题。
（待续）◇
中原大地 世纪回眸 如果当年大陆走了台湾道路（十四）
⊙明居正（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在社会方面的第三个变迁，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社会运动增加，过去压抑了很多年的农民运动、工人运动、罢工、示威、串联，还有各种各样。比如说，土地征收出现问题，保障不公、学生运动……等等，都可以走上街头去反映；还有一个是大陆想像不到的，计程车司机也联合起来，有时也跟警方发生冲突；另外还有环境保护的人士，或其他有重要关切议题的人士也都纷纷走上街头。所以在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大概有差不多不到10年的时间，台湾社会运动非常发达，应该说发达到有点冲击社会秩序。
但是这是一个必要的阵痛的过程，也就是社会上累积了几十年的这种怨气、这种不满或不公的现象，也让它慢慢发泄出来；发泄过之后，有一个正常的管道，可以表达意愿，把不满化成法律，然后再透过法律变成政策，那么这个运转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我们看见就是每一个社会，从最早的专制社会，如果说能够走上民主的话，都必须经过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我们称为阵痛的过程。
那我们假设说，大陆也这样走。当然大家会问说，那阵痛到底会痛多久？会不会痛死？台湾当年我们也在问这个问题，可是台湾毕竟是这样走过来的。大陆是一个同文同种的华人社会，我们相信台湾撑得过，大陆也应该撑得过。从经济、社会的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所以，政治当然也在后面开始迅速的变迁。
这地方得注视两点：第一点，在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之后，出现中国的民主进步党，在政坛上会非常的活跃，它开始步步进逼。第二点，就在这个时候，1988年初的时候，蒋经国先生去世，李登辉先生接任，所以这整个过程，一方面代表了强人时代的结束，另外一方面也代表一个民主化阶段的真正开启。
如果中国民进党出现在中国的政坛上，那它会采取什么作为？请各位记住，现在中国民主进步党已经合法化了，它是公平、公开竞争的。我推估中国民进党如果登上中国政坛舞台的时候，它大概会做这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它加大力度攻击旧制度，就是攻击中国共产党所形成这个党国体制；那么民进党在台湾就做这件事情，它不断的在批评过去的这种特权独占的行为。
我讲的是政治上的特权独占的行为，譬如说提名的制度、党团的运作制度、共产党在后面一手操控的制度，所有这些东西都必须要放手出来。也就是说要让这个政府，彻底的中立化，那么政府有一套文官制度，这套文官制度是中立的，那么国民党上台可以运作，民进党上台也可以运作，而这套文官制度本身是秉承它的专业往前推进。所以现在我们假设，中国民进党也上来推动这件事情；就要逼死中国共产党把它政治上的特权逐步放手，逐步后退。就是攻击这个党、国不分的体制，要把党跟国家彻底分开。
我们当然知道中共也企图做过这种事情，就是说把党国稍微分的清楚一点，把党政分开一点，把党器分开一点等等，但是没有外力的监督，这种分都是不彻底的，它都只能是自觉的良心的后退，总有它的限度，所以现在这个中国民进党在做这些事情。然后过去的中国国民党，有这个所谓党库通国库，也就是自己收到的党费数字有限，但是它竟然从国库里面不知不觉拨一些钱给它用，那么现在把这个也切断了，所以这个钱也不能支持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要另辟财源，方法就得靠党营事业。
中国国民党在台湾过去就叫党营事业，取得方法可能不是完全妥当，那么现在也逐步逐步退让出来，该它合法保留的它合法保留，不该合法保留的它退出来，包括土地、房舍等等，都逐步让出来。也就是说，它会做一个普通的民主政党，跟这个中国民进党公平竞争，那么其他像贪腐、特权一步步都被清出来了。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中国民进党会提出很多平反的要求，过去有一些冤假错案，当然在胡耀邦时代曾经做过一些清理，但这些清理我们晓得也还不完全清除，而且胡耀邦之后还有很多冤假错案，包括胡耀邦自己本身，他的下台都是个冤假错案，那么这个东西都要清理。所以说胡耀邦、赵紫阳，然后自由化的问题，六四事件、维权人士，还有最近这几年闹的非常大的，对法轮功的镇压，势必都得逐步的平反。
再来就是对一些政策的批评，过去一些偏颇的政策，有重大失误的政策，它要得到修改。比如说葛洲坝的问题、三峡大坝的问题、那么强制拆迁跟补偿的问题、各地方的滥垦滥伐、水土保持的问题，然后再来是人口政策，当然还有一个很关键，就是城乡户口制度的问题，这些可能都会受到中国民进党的批评；那么再来，就是中国民进党会持续参选，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每二、三年地方上会有各种各样的选举：有乡镇长的选举、乡镇代表的选举、县市长的选举、县市议员的选举、省议员的选举，然后当然现在应该增加各省省长的选举；中央有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民大会，最后，当然就是要选国家主席或选国家总统了。
在每一次选举当中，中国民进党都会参加选举，而且可能会步步得胜，因为它现在是个上升势头的政党。大家很关切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中国民进党会不会搞台湾独立，会不会搞独立呢？不会的。所以台湾独立、台独跟中国共产党跟共产主义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不是说台独在搞共产主义，我说台独相当程度是被中国共产党逼出来的。现在在台湾的民主政治上出现了很多乱象，如果没有这问题的话它不会浮现，它是个不一样的问题了，所以中国民进党看见的是一个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一个挑战。
那么这个执政党要怎么回应呢？如果是共产党执政的话，它有几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它加大力度镇压、它负嵎顽抗、它不肯后退，虽然我让你合法成立了，然后你也步步进逼，但是每一次进逼的时候，我都强力反击，这样做的导致结果，很可能会是两败俱伤。
第二个比较聪明的选择就是，我逐步开放但不是无原则的让步，逐步开放是制定法律，双方同意了法律，在法律下面树立游戏规则，用这个游戏规则来决定开到什么程度？让到什么程度？我有我的合法权益，我也必须保障我的合法权益。所以在做一定程度的让步，制定法律之后，它的目的是纾解民怨；民怨不复存在或民怨淡化之后，反对党就很难利用这个题目再做游戏，所以纾解民怨。
但是执政党它必须进行自我调适，什么地方该让步？什么地方该抓住？这个让步跟抓住的分寸，它自己要想清楚。也就是它不再是一个享有特权的政党，这政党应该是一个跟别的政党公平竞争的政党，当然现在它面对的是中国民进党。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两个党之间的关系，假设是只有两个党的话，这两个党的关系建立在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上，就是怎么确立一个游戏规则？这游戏规则就是说，今天你选赢了，那么我们照着游戏规则玩；明天你选输了，我们仍然照着这个游戏规则来玩。双方互相轮流执政，只有一套公平的游戏规则才能保证这个制度的顺畅运作，所以说，其实民主政治的建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台湾，它也不是容易的事情，不过台湾毕竟流血比较少，过程比较和平。
现在让我把这个阶段总结一下：这个阶段刚刚上了政坛的中国民进党，它会采取什么作为？执政的政党它会怎么去回应？双方怎么样去建立一套游戏规则，然后把这个民主政治逐步巩固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在别的国家或许花很长的时间，那么在中国如果记取他国的经验和教训的话，或许花的时间会少一点，不过无论如何它毕竟是需要时间的。
（待续）◇
中原大地 世纪回眸 如果当年大陆走了台湾道路（十五）
左图 实施民主制度的台湾，1996年之后人民即可用自己的选票直选总统。图为2004年台湾总统大选首次举行电视辩论会，会前连战(左)与陈水扁(右)相互礼让登台。(AFP/Getty Images)右图如果当年大陆走了台湾道路，就不会发生天安门血腥镇压。图为事件发生时，坦克追辗撤离广场的学生，三辆坦克扬长而去，毒气弥漫，马路边有十一人死亡。(Getty Images)
⊙明居正（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到了90年代初期的时候，1990至1991年在台湾，资深的中央民意代表，包括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跟监察委员在90至91年就完全退职完毕了。
退职完毕，就按照各省人口的分布、新生人口的分布等等，它重新选出一批新的代表出来。所以中国的大概30、31个省籍单位，都会有自己国民大会的代表、立法委员跟监察委员在中央帮他们争取权益了，那么在90、91年这个过程慢慢过去。
在1990年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总统，但这个总统是间接选举，什么叫间接选举呢？就是各省选出自己的国民代表，比如说2,000多位国民大会代表，这2,000多位他们再集合起来去选总统－－这个间接选举，这不是直接选举。
1990年，当时李登辉先生选了李元簇做搭挡竞选正副总统，跟他竞争的是国民党分出的另外一组人马－－林洋港跟蒋纬国；当然这个民进党方面也推了他们的人选，最后是李登辉当选了。
1994年的时候开放省长的选举，那么我们刚才假设在各省都已经出现了。到了1996年－－从1990年算起6年之后，台湾进行第一次的总统直选，也就是每一个老百姓真正到票柜前面投下自己的一票，那一票就直接决定总统是谁。
那次李登辉跟连战是一组；林洋港跟郝柏村是一组；民进党推出的彭明敏和谢长廷又是一组；还有第三组从国民党分出来的陈履安跟王清峰。所以四组选了下来，最后李登辉跟连战又是高票当选了。
4年之后，这时候我们已经修改宪法了，总统任期从6年缩短到4年，所以公元2000年我们再进行一次总统选举。在这次选举当中，民进党的陈水扁和吕秀莲以些微的多数，低空压过了宋楚瑜和张昭雄，而以比较大的差距胜过了连战和萧万长，当选了总统，出现了我们所谓的政党轮替。
那么这些事情发生在大陆上的话，那么大陆有哪些事情不会发生呢？各位如果去看看《大纪元时报》所出的《九评共产党》社论，我们看到很多事情都不会发生，但其中有两件最重要的事情，不会发生。
第一件事情，就是不会暴发六四事件，也就是不会暴发1989年的残酷镇压学生运动或民主运动的事情，不会死那么几千人，不会抓那么几万或几十万人，不会在人民心中留下一个永恒的伤痛；第二，不会去镇压法轮功或镇压其他比较正派的功派。一切依法而行，那么这些事件在大陆不会发生。
如果中国大陆过去几十年来，走的是台湾的道路的话，那么它走出一种什么样的模样呢？第一，在政治上面它经历了一个威权，然后走到了自由化，然后走到彻底的民主；在经济上从当时的贫困到后来高度的富裕；社会从原来的高压到后来完全的自由化，所以老百姓的生活基本上是非常安康乐利的。
那么同样事情如果在大陆发生的话，它应该是令人向往的。那就是政权或政治的和平轮替，这种政治和平轮替是温和的、是不流血的、是渐进的。没有大陆的那种阶级斗争，没有大陆的人斗人的残酷而且非常全面的大流血事件，我们不会牺牲那几千万条同胞的性命。当然如果大陆这样走的话，那中共会不会失去权力？那有可能，非常有可能失去权力，但失去权力不是世界末日，因为它是在公平竞争下失去的。
在这开放的竞选当中，国民党也不是一下失去权力，而且国民党失去权力不是必然，它仅仅是一种偶然。换句话说，大家是在一个制度下面公平竞争，你表现的好，你可以选赢；你表现的不好，你要被人民的选票唾弃。
所以中国共产党你表现的好，你走对了道路，你做对了选择，人民不会唾弃你；人民唾弃你是因为你做的不好。那么即便退一万步说中国共产党失去权力，但是中国人会得到民主，这个才是重要的关键。
不过话又说回来，中国共产党即便在这里失去权力之后，它不是不能回来，就像今天台湾的中国国民党一样，虽然在过去两次总统大选当中失去了政权，可是未来选赢的机会是否存在？存在。这个就是公平竞争制度的可贵，所以我们常常讲民主政治是一个数人头代替打破人头的制度。
中国共产党过去在大陆上打破了几千万颗人头，到今天政治空气依然非常紧张；国民党在台湾打破过人头，第一，数字少得多；第二，它逐步开放。如果台湾做得到，大陆为什么做不到？那简单说就是你选择哪一条路的问题。当然，民主政治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过去看到美国的民主政治，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这些先进国家民主政治也都有起伏，所以我们预期台湾的民主政治会有起伏。
中国大陆如果只换民主政治，依然会有起伏。不过毕竟社会动荡机会比较少，大家付出的代价比较少，尤其付出人命的代价会少。那么这么走下来，大家会不会感觉到不一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如果当时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的话，我们是不是会更好一些？这个问题我想很值得我们大家来共同思索。
（全文完）◇
⊙明居正（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宣传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可是事与愿违，几十年下来搞得千疮百孔。70年代之后开始改革开放，当时有人建议说是不是试试台湾的经验，走走台湾的道路，中共一口回绝认为台湾那条路绝对行不通。
很早以前我就曾经突发奇想，如果走不通的话，那台湾的成就是怎么来的呢？如果出于某种历史的偶然，中国大陆当年走的不是社会主义，55年前他走的是类似台湾的道路，那么中国大陆后来会怎么发展？也就是说我们把发生在台湾的事情放大三百倍，摆放到大陆上去看，然后对比一下探讨什么事情会发生？什么事情不会发生？
当然，如果要这么去探讨的话，我们要做几个假设的前提，首先就是多谈内部的发展，政治、经济、社会；少谈外部，就是少谈外交、外事的部分；第二，恐怕得假设说出于某种需要，中国共产党要进行戒严，然后它也没有去打韩战等等这些事情。有了这些前提，我们再来谈如果把台湾的经验、台湾的道路移植到大陆上去，那么大陆会怎么发展？
首先，要明白台湾这个架构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架构的特性。然后再按照时间别，分阶段来谈，譬如说从1949年到 1960年代中期、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然后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每一个阶段走下去大概在每阶段政治、经济、社会会发生什么事情？不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大家才会看见说，如果中国大陆真的当年走的是台湾的道路，可能后来会发生什么变化。
当年台湾架构的内涵
国民党政府退到台湾之后，奉行的是三民主义。因此，首先我们就必须假设说当年国民党没有失败，是留在大陆上，或者共产党出于某种考虑，它也相信了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然后在大陆上它也来推行三民主义，那会发生什么事情。
（一）政治的框架
就三民主义的架构来看，在政治上，孙中山是在第二项民权主义做了一些勾勒，当然后面很长的时间是属于训政，然后再慢慢的走上宪政的阶段。所以，在政治部分第一部分，就是采取五权宪法的制度，西方是三权分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而独立运作，但是互相制衡又形成一个整体。孙中山当年考量说三权区分还不够，又加上考试、监察两权，所以变成五权分立，制衡而形成整体，台湾所以有叫做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那么个五院制。假设中共大陆也设置个五院制度，但是在背后仍然有一个政党，当然现在我们就必须假设它是中国共产党，它是一党独大的，这个独大的一党但并不是一个专政的一党，它不民主，但是它给一些空间。
再谈第二个政治部分这个空间的问题，它给的是有限的选举，开放有限的选举，开放到什么程度呢？首先在地方层级开放，中央的选举不开放；其次，在地方层级的立法权开放得多一些，行政权开放得少一些，所以，这叫有限度的开放选举。
政治的第三个部分谈它依然会去镇压反对运动，有人起来要阻挡、要去挑战它，它仍然会去镇压。
最后就是第四部分，一路走下来走到1987年的时候才解除戒严开放党禁。
（二）经济的框架
经济的框架孙中山基本上表现在他的民生主义跟实业计画当中，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东西摆在大陆上面，让中国共产党来推行的话，我们得看看几条重要的原则：
第一、重要的原则就是尊重并保护人民的私有财产权，不没收财产、不集体化、不国有化。
第二、相信市场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运行的基本原则。
第三、积极发展工业跟商业，这个跟中共后来做法很像，但跟原来的做法并不相同。
第四、刚刚开头的时候也有国营企业，但是按照台湾的发展经验就是国营事业原来是非常兴盛，后来逐步民营之后，国营事业就开始衰退，那么我们假设中国大陆也经历这么一个过程。
第五、民营企业。鼓励中小企业慢慢发展，刚刚开始不是主流，但是后来它已经变成主流了。
所以，经济部分我们看见按照孙中山当年的理想，中国大陆如果这样走下去的话它是追求富裕的，而且从一开头就追求富裕，它还有一个重大的特点就是藏富于民，把这些富裕、把这些财富藏在民间，藏在人民的口袋里面，而不是收到国家手上。
（三）社会跟文化的框架
国民党跟儒家传统比较接近，如果我们假设共产党也走类似道路的话，那么它也尊崇儒家文化，所以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到这个时候还是社会的主流，但是走了这么长一段时间它难免僵化，后来70年代、80年代之后才逐步开放多元。然后在社会方面你只要不碰政治，其他的都没什么问题，你去下棋、跳舞、唱歌、画画，基本上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不可以碰政治，当然不可以谈台独，当然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统治大陆的话，那就没有什么台独问题，然后不能谈省籍问题、不能谈组党的问题，但是你可以谈民主理论，非常抽象的民主理论你可以去谈。
除了这些不能碰的地方之外，大体上你的生活是很自在的。所以我们很快勾勒一下，如果说从1949年之后当年中共走的不是那套马列、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道路，它走的是一个孙中山思想为主体的这么一个所谓三民主义道路，或者说台湾道路的话，我们看见它的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原则框架大概是这样子的。
（待续）◇
中原大地 世纪回眸 如果当年大陆走了台湾道路（二）
⊙明居正（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接下来我们就分几个阶段来谈谈这个框架在大陆运作会产生什么结果。
中共开始建立政权到1965年代
如果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之下走的不是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走了一条类似台湾发展经验的台湾道路的话，那么我们从1949年以后，也就是中共开始建立政权之后，到1965年代的中期，那么中国大陆会怎么发展？
为什么我们选择切割点在1965年呢？这中间有个考量，也就是台湾在那个时候采取了一个不同的经济发展的策略，我们后面再详细介绍，所以我把切割点摆在 60年代中期。那么从1949年走到1960年代中期，这差不多十四、五年当中，台湾经济上最重大的变化就是土地改革，刚好大陆在那段时间也在进行五大运动当中的土改运动。台湾从1950年到1953年采取的是一个和平的、不流血的土地改革。假设这套改革制度也搬到大陆上面，第一项土改政策叫三七五减租，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面，很多人、很多农民手上是没有土地的，所以他们跟富农，尤其跟地主去租佃土地来耕作，租佃土地要付地租，地租通常是五成往上算，所以是比较高的。
国民政府到了台湾之后推行三七五减租，也就是说你的地租最高交租不可以超过百分之三十七点五，所以你自己可以得到保证你的收入至少不少于百分之六十二点五。
第二个政策叫做公地放领，国民政府到了台湾之后从日本人手上把土地收过来，然后又重新丈量规划以后放给这些农民、放给愿意耕种的农民，只要你登记为自耕农的，你真正去耕种，土地就放给你。
第三个政策，叫做耕者有其田。孙中山当然还一个设想就是涨价归公，但台湾并没有真的作到，后续再补充说明。
假设这套制度也在大陆推行三七五减组、公地放领、也实行耕者有其田，那最后产生什么结果呢？它产生的是一个和平的、不流血的土地改革，但是土地不但是从政府、从日本人手上拿过来，政府也从地主手上把土地拿过来了，但拿的方法跟大陆不一样，大陆采取斗争地主的方式，台湾是采取用股票、用食物或用别的东西去换这个土地，最有名的就是四大股票，一个是台湾水泥的股票，一个是台湾造纸公司的股票，一个是农林公司的股票，一个是工矿公司的股票，所以这四大股票是政府最大的国营企业，它把这些企业的股票拨出来，然后向这些地主换土地。
坦白说台湾当时经济并不发达，商业并不发达，股票市场是一个非常薄弱的机制，这些股票不值什么钱的，所以拿这些股票去换土地，当时很多地主非常生气，他觉得你是拿废纸跟我换土地，也引起了一定程度抵抗，但是无论如何国民政府没有采取流血、斗争地主或杀人的手段去做这件事情。
那么它产生了哪些有利的和不利的结果呢？首先看土地变化的部分，最清楚就是农民的成分发生改变，在进行土地改革以前，台湾的自耕农占百分之三十三，也就是三分之一左右，后来经过三次改革以后，变成了三分之二，也就是百分之六十七的人有了自己土地，变成完全的自耕农。
第二个部分是半自耕农从百分之二十七掉到百分之二十。所谓半自耕农就是他手上有土地，但是这个土地量太少、面积太小，我在上面耕作产生出来的食物不足以养活我的家人，所以我还要去做别的事情，或者我要再跟地主租一块土地过来，这样来补贴我们的生活才过得去，这叫半自耕农。但是他毕竟手上是有自己私有土地的，这从27%掉到20%。
第三个部分是佃农，佃农在土地改革之前占的比例比较高，占40%，经过这变化之后，跌到13%。
所以总的来说，67%的自耕农，加上20%的半自耕农，也就是说有87%的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了，只剩下13%的人没有土地。
（待续）◇
中原大地 世纪回眸 如果当年大陆走台湾道路（三）
⊙明居正（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接周二A5版）
如果大陆也采取这个政策的话，同样的也会出现大量的自耕农，但是手段和缓的多，那么产生第二个结果就是，这些被没收土地的地主或被交换股票的地主，他心里不舒服，所以有些人家道就没落，有些人比较激愤的就外逃，当然也有少数是转型成功的。当时台湾的辜振甫家族，就是转型成功的。
农业生产这么一来，因为农民有了土地之后，由于生产诱因非常强，生产积极性非常强，所以农业生产大增，这样产生的重大结果就是，若跟大陆对比的话，那么第一，没有所谓的阶级分化，不像大陆的阶级问题非常严重，这阶级问题是怎么来的呢？这阶级是共产党凭着它的教义，用政治力量强行切割出来的。它切出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然后切出下农或者雇农。这样一切出来之后，地主跟富农就变成坏人，要进行专政，要采取流血镇压跟改造的手段。
我们初略估计一下，当时在1950年代，经过大陆土改以后，被画成地主或富农的所谓地富份子，大概有4、5千万人，在这 4、5千万人里面，有5、6百万人被处死，也就是流血斗争的时候死掉。再来有25%，四分之一的人，差不多一千多万人被劳改，然后有60%的人管制生产，差不多两千多万人，也就这4、5千万人的下场非常悲惨，台湾根本不会出现这个事情。
所以如果说把台湾制度搬到大陆上来的话，土地改革依然可以进行，但是，不产生这种恶劣的结果，生产的诱因还大幅上升。当然更重要一点是，社会关系非常和谐，中国大陆经常讲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刚好相反，阶级斗争，一抓就不灵。尤其对促进生产方面来说，特别是如此，所以在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土地改革是非常关键的一环。
当然台湾和大陆并不是唯一进行土地改革的国家，在50年代，我们可以看见东南亚，然后美洲、拉丁美洲、南美洲、非洲，甚至中欧、东欧很多国家，都进行土地改革。很多国家进行土地改革的时候，都曾经流血，但是台湾是一个最成功的不流血的经验。相对来说，大陆是一个最残酷的流血土地改革的经验。
谈完了经济的变化，我们来看政治方面，假如说把国民党那套政治制度，或那套统治方式，拿到大陆上来，由共产党来推动，那么会产生什么结果。第一，我们看见就是，共产党仍然是一党独大，仍然是威权统治，它牢牢的掌握政权，但是统治强度比较弱，没有到那么残酷。第二，它有一部宪法，比如说1947年制定的宪法，1948年开始推动。
毛泽东在这个情况下，他也依照这宪法去选总统了。他连续担任了五届的总统，1950年他当选总统，然后每6年一任，所以1956年、1962年、1968 年、1974年，连续五任总统，但是很不幸的，他在1975年的时候身体不好去世了。所以第五任没有做完，但是他的确是当了五任的总统。
第三，如果是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因为中共统治的强度比较弱，但是他依然会去镇压反对运动。在台湾这段时间，曾经有人尝试组织政党，组织反对党，我指的是民社党和青年党以外的真正的反对党，民社党跟青年党在台湾一般被看作政治花瓶，是摆着好看的，它不起真正作用。但是在50年代末期、60年代初期，的确有一帮知识分子，从国民党里面分离出来，跟民间人士结合，尤其是跟一些本土人士结合，也就是跟台籍的精英结合，然后企图组织中国民主党，时间非常短暂，很快就被镇压了。
那我们假设这个运动也在大陆发生，当然也被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如果是中国共产党的话，把它镇压掉了。那么培养这个反对党的反对运动的主要刊物叫做《自由中国半月刊》，这是当年国民党在台湾为了要塑造国际形象，在背后出钱支援办了这么一个刊物，没想到这刊物慢慢、慢慢办出自己的独立性出来，开始认真监督社会、认真批评政治。最后，国民党受不了把它镇压掉，把它收掉了。当然若这事情发生在大陆上的话，我们假设大陆也把这份刊物收掉了，所以其他的这些比较认真批评的刊物，一个一个都收掉。
(待续)◇
中原大地 世纪回眸 如果当年大陆走了台湾道路（四）
⊙明居正（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第四，我们必须讲出来的就是，即便它是一个威权统治，但是它仍然愿意有限度地开放选举，我们提到有地方选举，那么这地方选举选下什么层级呢？选省以下的县长、市长；然后监督县市长的县市议员，组成县市议会；然后在省一级，不允许选省长，但是允许选省议会，最早这省议会是由县市议员间接选举把他选出来，后来到50年的末期以后，就变成直接选举了。所以台湾在很早期，就有了老百姓真正去投票的直接选举，层级还很有限，所以这是有限度的选举。
大家会怀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个有限度的选举下，在台湾的经验当中，非国民党人士能不能真正参选？能不能真正选赢？我们按照过去的经验，在历次的、在没有解除戒严以前，也就在戒严时期，这些非国民党人士，或者反国民党人士，他们参选的非常踊跃，一般说来大概参选的比例在所有候选人数目的10%到 34%，也就是说少的话，10个人里面有1个是非国民党人士，多的话10个人里面有3.4个非国民党人士。他不但有权参选，而且他可以当选，当选的比例最小的是当然一个都没有，是0%，最高的时候超过25%，也就是每4个人里面有1个是非国民党人士，当然有一些是国民党人士假装非国民党，你再打掉一半的话，那至少每8个里面有1个是真正反对国民党的人，他还可以当选。换算成百分比的话，就是12.5%，所以我叫做有限度的选举。
那么第五个部分，我们看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不会搞大规模的政治斗争，不会搞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别。譬如说，我们在大陆上看到最早 1950年到1953年的这五大运动，就不会出现。哪五大运动呢？第一，抗美援潮运动，假设它不发生。第二，镇压反革命运动不会发生。第三，三反五反运动大概不会发生，就算要出现的话，也不是以这种形式发生。第四，就是土地改革，它不会那么残酷，不会流血。第五，是思想改造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它不会以那种情势出现。这是第一环块，五大运动不会发生。
第二环块，非常残酷的反右运动也是不会发生的。大陆从1956年的整党整风，然后走到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最后把一百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还有两、三百万的叫内控右派，这些现象在台湾没有发生，也不会发生。相反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技术官僚，颇受国民党重用，台湾很多的经济发展，很多就是这批技术官僚所推出来的。像早期陈诚先生所重用的尹仲容、严家淦，后期的李国鼎、俞国华，这些都是技术专家或技术官僚，这些人进来后推行经济改革，而且非常成功。
第三个不会发生的就是不会有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不会有范卫星这些事情，所以当然也不会有人饿死，也不会有大炼钢铁，所以中国人从开头到现在少说节省了4,000万条人命，也就是如果不走共产主义的话，少死4,000万人。这是非常非常大的差距，当然如果说没有三面红旗、没有大跃进的话，也就不会有“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反右倾运动，也没有那几年的困难，那当然也不会有后面的四清运动。所以在一有一无之间，这差距非常大。
最后一部分就是社会跟文化的部分，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的话，社会相对地比较平和、比较安定，虽然不准谈政治、不准示威游行，那么儒家文化传统基本占主导，人际关系和谐，不过思想开始僵化，工业化开始发展了，所以导致城乡差距拉大。
总而言之，如果说当年中国共产党走的不是社会主义的道路、走的是台湾的道路的话，它的社会一定比较安定、经济比较发展、民生比较富裕，这是可以从现在看见的台湾来检视的。
（待续）◇
中原大地 世纪回眸 如果当年大陆走了台湾道路（五）
⊙明居正（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接上周五A5版）
那么过去的几十年当中，走了一条台湾道路的这个大陆会怎么发展？上文中我们勾勒了它的制度、设想了它从1949到1950年的经济、社会、文化跟政治的变化。如果说按照这个发展的脉络，从1960年代的中期，63、64、65那几年开始，一直到1970年代中期，这么十年当中如果仍然走的是台湾道路的话，中国大陆会变成什么样子？
第一部分，经济部分的变化。在最早要进行经济发展或要推动经济发展的时候，它必须进行土地改革，走的是比较温和的、比较渐进的、不流血的土地改革，而不会采取残酷的阶级斗争的方式去进行土地改革。这套土地改革政策，第一，它完全可以达到土地改革的结果；第二，农村关系非常和谐；第三，农业发展的成果依然可以保证。所以顺着这个脉络走下去，大陆会像台湾一样经济发展相当顺利。因为它经过了多年战争的破坏，现在一旦秩序恢复之后，然后政策又对头的话，经济会快速发展。那么台湾是这样走的，中国大陆也这样走。
所以经过了1949到1960年代中期的这么十几年的发展，它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但到这个时候，在台湾的国民政府就注意到说光搞农业经济发展还不够，必须加速工业跟商业的发展，那么假设说在大陆的共产党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那么它要作什么事情呢？第一件事情，它会像台湾一样，采取一个我们所谓的进口替代政策。
什么叫进口替代政策呢？大体说起来它有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管制外汇，换句话说在大陆里面的人你要去买卖外币非常不方便，你要去跟外国买东西、卖东西，你收外币或者买外币都要受到国家的监控，这叫外汇管制。
第二，出口或进口都要得到政府的许可，尤其是进口货物，你进口货物政府要有一个许可证给你，利用它管制总量，利用它计算它对外汇影响等等，所以第二叫进口的许可。
第三，国家还采取保护关税政策，对有些比较弱小的重点工业，在这部分税制特别的高，让外国东西卖进来它的成本不划算，所以不随便卖进来，这叫进口关税。这几项政策搞起来之后，它产生的结果就是保护本国企业。
当然，在台湾的国民党时期，它用了比较重要的这个国营企业，我们刚才不是提到说什么台泥、台纸等等，还不止于此。在机械发展、生产母机等等，这些部分国营企业都占非常大的比重，所以这些政策是要保护本国企业，尤其特别保护国营企业，所以我们假设中国共产党也采取类似的政策。
如果说它采取这套政策的话，那么国营企业受到保护，也是相当发达，它的比重绝对赶不上中共当年在大陆上实行社会主义时期的比重那么重。不过在这个阶段，台湾国营企业不管是在总生产上，还是在制造上它都占了将近百分之六十，算是比重比较高的部门。
第三个部分就是它虽然有这个国营企业，但是它却保护私营企业，这是孙中山当年的设想，他也讲了鼓励小企业来发展，要藏富于民嘛！所以中小企业因此慢慢发展。中小企业因为它的本钱不够、规模有限、技术有限，所以通常最早一开始的时候集中在消费工业，我们叫做民生工业。简单说就是制造这个民生所需，柴米油盐酱醋茶、衣食住行育乐，不外乎这几项。
第四个部分，就是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经济出现瓶颈，要突破这个?颈国家要加重投资，投资在什么地方呢？投资在基础建设或基础工业上面，投资道路、港口、航道、交通、运输、飞机场等等，或者比较大像炼钢厂等等，这些就是一般民间的企业资金不容易去投资，然后不容易很快获利的部分由国家来出面。
当然后来73、74年碰到了石油危机，政府进一步去介入，也就是以公共支出的扩大来带动起整个经济的发展，所以在台湾这个阶段出现了十二项重大的建设，我们刚刚讲的基础建设大部分涵盖在里面了。所以假设中国大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也这么做，但是这么做下来之后它就产生一个重要结果，就是老百姓生活非常富裕、经济成长非常快、所得的成长也非常高。
那么如果采取这个政策，有一个重要事情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不会发生。文革不发生的话，少死七百多万人，文革不发生的话，经济不会受到冲击，当然也不会出现什么去收回滞留地、取消自由市场、去割私有制的尾巴，红卫兵去把老百姓自己养的猪、鸡、鸭、牛羊杀掉，然后再勒令回到食堂等等，不会出现这个事情。当然也不会出现后来四人帮乱政的时候，去破坏经济、去乱搞经济政策那种现象。
（待续）◇
中原大地 世纪回眸如果当年大陆走了台湾道路（六）
⊙明居正（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简单地说，在那个阶段里面，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这个阶段里面，基本上是台湾经济开始高速起飞的阶段，所以我们预计如果大陆采取类似的政策的话，应该它的经济在这个时候也开始高速起飞，它起飞的速度大概平均每年的成长率是十个百分点左右。而人民的收入水准是每年以平均六点五个百分比以上的水准成长，所以生活有非常大的改善，这是经济的部分。
我们再来看看这种经济的变化会对社会跟政治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我们注意到在人类社会里面，如果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里面，经济出现了这么长期成长的话，它对社会会带来很大的冲击。所以我们的第二个部分转过来看看，在这个十年当中，或者十来年当中，中国大陆的社会它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第一个重大变化就是阶级的结构出现了变化，这个变动的原因基本上我们会称为自然的原因，什么叫自然的原因呢？因为经济跟社会的原因变动而导致阶级结构的变动。这和前几集当中说的中国大陆有非常严酷的阶级制度，这个阶级是由政治力量主导所造成的。现在假设它采取的是台湾道路，它是因为经济或社会变迁而导致这个结构的变化，那么它真正推动变化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我前面讲到的在农村和平的土地改革政策，使得自耕农开始增加、半自耕农开始增加。
第二，就是政府鼓励民间去兴办中小企业，这些人他慢慢开始有钱了，他阶级开始变化。还有第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个时候台湾推行了九年国民教育，让老百姓的教育水准开始提升。前几集谈到大陆阶级制度的时候，讲过红跟黑它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它祸及子女，黑五类的子女或者黑七类子女，不但社会上备受歧视，在教育、生活、工作、政治各方面都受到极不公平的对待，在台湾这种现象不会出现。
所以假设中国大陆也采取类似的政策，那么它会享受到公平的教育机会，我上次举的例子就是台湾现在的总统，陈水扁先生，他家原来是三级贫户，因为经过这么一个过程之后，他竟然受到很完整的教育，而且当了总统。
我们再来看看台湾这个社会经过这十几年的经济发展之后，出现了什么变迁。在台湾早期的阶级分布图像个金字塔，在上端的上层人士或上层阶级人数非常少，中间的中层人士也不多，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是所谓的下层阶级人士。
但是在台湾经过了这么十几年的经济发展之后出现一个现象就是，整体而言，大家阶级向上流动，有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他变的更有钱了，变成上层阶级，但是有更多下层阶级的人因为土地改革、因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或是因为教育改善了，他的职业改变、他的社会阶级也开始向上升，这样爬升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图就会改变，也就是从三角形或金字塔形变成的炮弹形。
在这个炮弹形当中可以看出，上层阶级人士跟原来金字塔相比增加了很多，中层阶级呈现大量的增长，而下层阶级相对减少，所以这么一来，中层阶级和上层阶级的人士增加了以后，社会就比较稳定，相对来说，它容易支撑未来要出现的民主制度。
当然，在有些国家，如果说它的政策走反了，导至社会上越来越不公平的话，它可能会走向另外一种境地。它也可能就是上层人士几乎一点都看不见，但是它却垄断了社会上绝大量的富源和财富、土地、资金、生产资料，甚至成品等等。然后，中产阶级也几乎不存在。社会上绝大多数都是下层阶级的人，如果一个社会真走到这个样子的话，那肯定阶级战争是一触即发发。譬如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菲律宾还有中南美一些国家便是走向这个非常危险的方向。
如果说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它走的是孙中山这条路，那么这个社会也这么发展，它导至的结果就是出现了所谓的炮弹型的结构。上层人士开始增加，中层人士大量增加，下层阶级的人大量减少。那么这么一来，就出现了所谓的“向上流动”。 那么向上流动多了之后，人民的思想慢慢开始变化了。它不喜欢原来比较紧的社会制度，他的思想想要松动了，他要想表达他的意见，他想要争取他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社会活动的权利，甚至包括讲话的权利、集会和结社权利，最后，他希望他增加他政治上的权利。
（待续）◇
中原大地 世纪回眸 如果当年大陆走了台湾道路（七）
⊙明居正（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当然，社会上应该会出现和这个相对、相呼应的所谓的“意见刊物”，也就是说跟中央、跟党、跟执政党的立场、论调不太一致的一些民办刊物。台湾这时候出现了几份民办刊物，先是《自由中国半月刊》。还出现了三份最有名的杂志，一份叫《大学杂志》；一份叫《文心杂志》；一份叫做《民主潮》。所以如果大陆走的是这条路的话，它也应该会出现大陆版的《大学》、《文心》跟《民主潮》。
那么，当然这个社会慢慢开始变化，人权还会受到一些限制，我们提到这个集会、结社，他想争取，但他仍然受到限制。罢工也不允许的，然后串联也是不允许的。但是人民有什么权利呢？在像国民党般的共产党统治之下，人民可以享受到自由选择工作的权利，自由换工作的权利，他可以有自由选择居住地点的权利，还有自由迁徙的权利。
换句话说，城、乡的户口，严格的城乡的分衍，在台湾社会里是不存在的。如果中国大陆走的是台湾这条道路的话，它也不存在这种分衍。
最后一点就是当时国民党在这个地方是比较相对开明的，人民会享有相当程度的宗教自由，相当程度的信仰自由。那么我们假设是共产党，它的眼里看起来，它对政权不会构成威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面，它容许它有相当的活动空间，那么这个部份是社会的变化。
经过十来年的经济跟社会的变迁之后，它对政治带来什么冲击？还会产生什么变化？
第一个部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共产党统治的话，它的政治依然会很紧，但是比较清廉。在老蒋总统要求之下，当时抓这个贪污抓到雷厉风行。所以我们到一定年纪的人都还记得，当年有几椿大案，喧腾的相当严重，一个是“黄豆案”，一个是“香蕉案”。这个事情都跟官员贪渎、赂贿有关，抓的面都非常广。但是它抓的方式，不是采取政治运动的方式，而是采取法律的方式，按法律去抓、去查，所以政治紧而清廉。
第二部份，它对各种各样文宣的部份抓得很紧的。国民党在这个时候，在台湾，对报纸、各种各样的刊物、广播跟电视节目都采取事先的审查，跟事后的审查制度，所以它层层的审查，检查得很严。那么我们假设中共也做成这样子。
第三，地方选举还会持续进行，选地方上的县、市长，选地方上的县、市议员，然后选这个省议员，这还会持续进行。在进行当中，我们可以看见非国民党力量正在逐渐扩大，虽然仍然很有限。但是，这些中产阶级和上层人士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开始大量增加之后，他要求改革的呼声开始出现。当然随着这种改革呼声出现，我们可以看到，要求台独的呼声也慢慢开始出现。
那么，为了回应这些改革的要求，当然不是台独的要求。为了回应这种中产阶级跟上层阶级对政治改革要求。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在台湾进行了一系列的动作，其中最大的动作就是：中央民意代表的增补选。
那我们假设，这个时候的中国共产党也碰到这个困难，它也进行中央民意代表的增补选。所谓中央民意代表就是1947年我们不是讲中华民国制定了宪法吗？然后生了这部宪法，在大陆上就选出了三种民意代表。第一叫“国民大会代表”，国大代表是负责选举和罢免总统、副总统，然后负责修订宪法的，这是国大代表。
（待续）◇
中原大地 世纪回眸）如果当年大陆走了台湾道路（八）
⊙明居正（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第二是“立法委员”，也就是每次去审查法案、制订法案、审查人事、审查政策的那个所谓“国会机关”。第三个是“监察委员”，就是中国传统的御史或御史大夫，是这批人。
那么这三批人，在大陆上，按照那部宪法选出来了。所以在1947年左右开始选出来。那么这批人假设到这个时候，如果跟台湾经验一样的话，那么台湾是没有改选的。因为这批人是在大陆的版图基点上，用四亿多人口为基数，所选出来代表全中国，一千多万平方公里、四亿多人口，这么三个机关 - 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所以，他们象征法统，不能把他们癈掉，必须回到大陆上才能去改选。
那么假设我们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执政的共产党不愿意放手太快，所以，它进行了向国民党一样，进行了小幅度的增选和补选，我们简称“增补选”。增补选从1969年开始，然后到1970年前结束。
增补选这个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呢？当时的国大代表，最早选出来是2,900多人，经过了这么多年凋零又没有办法增补之后，到了这个时候，1969年的时候，剩下1,300多人，执政的国民党说我们来增补选，最后增补了15人，比例非常低仅有百分之一点一左右，人数相对很少。立法委员当时总人数大概550人左右，增补选11人，比例是百分之二，也非常少。监察委员大概170多，增补选是2个人，比例也是百分之一左右。所以人数比例都非常低。
但是，当时国民党大权在握，全力投入了选举，把大部份的不足空位都自己补上了。我们假设共产党也做同样事情，也把大部份空位都补上了。但是必须关注的一点，就是一旦这个增补选过程启动之后，它并没有停止。它往后每隔三、四年，去掉一批人之后，他就必须增补选一次。三、四年去掉一批人之后，就增补选一次。所以，在台湾，政治自由化这个过程就此正式开始。
那我们假设中国大陆在共产党统治之下，从1969年、1970年左右，中国大陆的政治自由化阶段也正式开展。那么如果这些事情正式发生的话，那又会发生什么样不同的事情呢？
首先想到的该是“文化大革命”不会发生。因为没有出现前面的“大跃进”、“三面红旗”，没有出现三年的大饥荒，没有出现大死人，所以不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也不会有毛泽东跟其他人的争斗。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话，就没有这么严酷的权力斗争，没有这么惨烈的派系武斗，没有这么糟糕的大屠杀，也没有文化的全面迫害，也没有社会关系的全面迫害。简单说，少死七、八百万人，然后几亿人没有这场痛苦。
当然后面的林彪事件应该也不会爆发，也不会有随而来的“批林”、“批孔”事件，也不会有后面的批评周公的事件、批评周恩来的事件。
到了1975年的时候，老蒋总统中正先生去世了。那我们假设，毛泽东提前一年，在这个时候去世。所以政治的过程到这里也差不多告一个段落，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阶段做一个结语。
我们看见经过了十几年的经济发展之后，到这个时候，经济、社会、政治都出现了比较剧烈的变动，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政治自由化开始”，而新一阶段的变迁，已经箭在弦上了。
那么后面会怎么变化呢？（待续）◇
中原大地 世纪回眸 如果当年大陆走了台湾道路（九）
⊙明居正（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在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的十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累积了50年代的和平不流血的土地改革，然后比较自然的社会经济变迁，之后又采取比较正确的政策，虽然在政治上面还算是比较高压、比较紧绷，人民有一般生活上的自由，那么它的发展会是什么样子？
在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台湾累积了过去20年发展之后，一个最明显的特色就是政治上开始转变，经济社会都开始松动，但最大的转变在政治方面，但是在开始谈这个部分之前，我们先来了解如果当时走的是这条不同的道路，那么它基本的架构是什么样子的。
在经济方面我们看见，台湾走的第一是尊重私人产权；第二，从一开头走的就是市场经济，然后非常注重外贸，当然本身也在逐渐改变它的农业基础跟建设工业结构，这经济的部分。在社会方面，它有一定的自由度，居住、迁徙、宗教各方面有一定的自由度，但是大家不太谈政治，然后这个言论自由的空间还是比较窄。
在政治方面基本上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宪法，法律算是清楚，比大陆来说要清楚很多。在结构上面讲究五权宪法，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讲究五权宪法，理论上是分权制衡，但是背后有一个国民党一党独大，在操控这五权。不过跟大陆一个重大差别就是它有选举，它有一个有限开放的选举。那么假设我们把这套制度搬到大陆上来，那么从50年代、60年代到现在70年代，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发展？
第一个部分，我们还是先来看看经济的部分，先前我们提到50年代到60年代首先是发展内部的农业，进行土地改革，然后开始进行进口替代政策，所谓进口替代政策就是内部因为建设自己的工商业、建设自己的国内市场，所以就对外用了非常高的关税壁垒，这个汇率是固定的，外汇不能自由买卖。所以内部自己培养自己的工业，经过十二、十三年的功夫之后，已经发展到相当程度了。到这个时候台湾看得很清楚，它必须要进行出口扩张，在这之前它不是没有进出口，它有，但是比重没有这么大。但是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开始大幅的发展出口政策，就是我们所谓的出口扩张政策， 70年代到80年代出口扩张政策在持续当中。
第二部分就是石化工业开始蓬勃发展的一个阶段，我们从上游的原油的裂解，到下游的轻油裂解，可以说是上中下游非常完备。但是，台湾是一滴石油都不出产的，我们现在得假设说大陆自己有它一定比重的原油的生产，譬如说大型油田等等。可是这样仍然不符合建设国内的需要，所以它还是需要从外面进口相当数量的原油。
再来就是电子和电脑工业在这个时候开始发展了，当然电子工业发展得比较好。所以整体来说工业化有相当的成就，就这样子从50年代到70年代差不多20年的积累，人民的生活在70年代到80年代有明显的改善，国民平均所得差不多是5,000到7,000美元，当然越到后面就越高了。那么在经济领域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就不会发生从1977年到1979年以华国锋为首所推行的，以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发展经验为模式的所谓大跃进运动，开展一百多个大型项目等等，大概不会采取这种政策，这经济的部分。
（待续）◇
中原大地 世纪回眸如果当年大陆走了台湾道路（十）
⊙明居正（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社会的部分，就是承续了以上的这种发展，第一、中小企业快速的发展，蓬勃发展。第二、农业还在这基础上面稳步发展，但发展当然没有这么快，相对来说是有一个落差。第三、教育非常的自由，非常公平，所以导致社会阶级自然流动，而且当大家整体生活改善的时候向上流动多，这个过程还在持续。
第二个部分，就是原来老百姓所享受的宗教信仰的自由、在城市跟乡村之间来回迁居的自由、找寻工作的自由都还持续当中，这个都还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而且甚至略略放宽。在思想方面，慢慢的开始多元化了，人开始有钱了、思路开始活泼了，能够接触到更多外来的讯息，所以大家眼界慢慢打开。
但是仍然有报禁，不过虽然有报禁，言论自由的尺度却开始逐步打开。究竟在什么情况下言论自由打开了呢？是在选举的前后。所以每一次台湾在选举的时候就说，选举是言论的假期，我们回头看言论自由打开的过程是非常古怪的，言论自由会打开不是靠我们平常听到的话打开的，言论自由范畴会打开呢，一般是靠我们平常听不到的话，不喜欢听的话，甚至很不喜欢听的话才会把言论自由尺度打开。
台湾在那段时间，有很多非国民党的这些党外政治人物，他们为了冲破言论自由，讲了很多用大陆的标准来说，就叫做怪话。譬如说其中有一个就说，当时台湾不是正要开始建设高速公路吗？他们说不要盖高速公路，因为如果盖了高速公路的话，第一，花钱花太多，会挤压到别的建设部分。
第二，这个高速公路盖好之后，将来不是给国民党大官的车子在跑，就是给有钱人在跑，我们台湾人根本用不到，一般人根本用不到。但是几十年下来高速公路居然超过承载量，所以言论自由的空间是被一个不太重听话打开的，但整体来说台湾的社会发展到这里已经相当的活泼了，已经准备高速前进。
第二个部分要谈的阶段是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那么现在让我很快总结一下，如果社会上照着我们刚刚讲的这种过程去发展的话，那么在这个阶段不会发生一些比较大的事情，在大陆上应该就是下放知青，下到乡间去强制劳动之后，再努力争取回乡的一个运动，就不会发生这个事情，因为当年就根本不会有知青被下放这个过程。
那么第三个部分我们要谈到的就是比较重要的政治的变化。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变迁推动了政治的变化，所以这十年当中比较突出的是政治上的自由化，以至于最后走上解严。
第一件事情我们谈的就是选举的问题，在1950年代台湾就有间接的选举，然后50年代末期有直接的选举，这个选举一直在进行当中。从60年代后期开始，中央级选举也已经开始有限开放，这个选举过程，第一是地方的选举，台湾从50年代后期开始地方上的选举，一直是很固定的进行，每隔三、五年就准时的进行一次。
地方选举一般来说我们选五样东西，第一，选乡镇长或者是乡镇代表，乡镇长就是每乡每镇只有一个人，他是真正负责行政的。那么乡镇代表就是每一个乡、每一个镇有四十位到六十位，看乡的大小不等，有这些乡镇代表去监督这个乡镇长去运作，所以选乡镇长、选乡镇代表。
再上一层是选县市长，然后选县市议员，譬如说全中国有差不多三千个县，那么每一个县或者县级的市都选一个县长、选一个市长，那么县市长这样选出来了，选出来之后还有选县市议员，在台湾大概每一个县市议员少一点大概差不多四十人到五十人左右，那么假设大陆的两千多、三千个县每一个县也选五十个议员，那么县议员、县市议员就监督县长或市长去负责施政。
再上一层就是省，每一个省省长由中央指派，但是省议员在地方上选出来，而且所有这些选举都是直接选举，不是间接选举，是老百姓自己跑去在这么多人当中挑出好的人，一票票把它投出来，这叫做五项公职选举，我们假设大陆也在进行这五项公职的选举。
我们先前提到在60年代末期、70年代初期的时候，台湾已经开展了中央有限的选举，就是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跟监察委员。他们的分工有点像这样子的，国民大会代表是每年开会一次，有点像大陆的人大，但是负责选举总统、副总统，罢免总统、副总统，然后修定宪法，听取总统施政的报告，这是国民大会国大代表。
第二个是立法委员，有点像是外国的议会当中的下议院，或叫众议员。这立法委员台湾当时五、六百人，因为60年代、70年代之后，中产阶级增加，人口增加，所以开始进行增选跟补选，后来就增选。
再来就是监察委员，有点像中国传统的御史大夫，负责监察政务、行政、财政或人事的各种弊端，大概差不多两百人不到，也是选举的。所以每隔大概三、四年，刚刚讲的这个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就选一次，假设说在大陆也这样选。
但是因为它这个老成凋谢比较快，我们说从1947年通过宪法，48年开始选出来的这些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到了台湾之后几十年没有改选，这时候开始增补选，我们假设大陆也这样做，所以每三、四年就增补选一次，老的那些就自然淘汰。他去世、然后这个身体太差不能开会，就淘汰，能开会的继续来开会，但是按照人口的变迁进行增选跟补选。
那这个选举也在持续进行，所以我们就有了两层的选举，有了地方层的选举，有中央层的选举，这两层的选举都是直接选举，也就是老百姓直接把票投出来，就决定谁当选、谁落选。
在这些选举当中，除了国民党，比如说在大陆上就是共产党，它自己参选之外，这些非共产党人士，也可以自由参选，当然它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力，我不能说它完全没有压力，毕竟这时候台湾还不是完全民主，我们也假设大陆不是完全民主。
在这次选举当中，这些所谓党外人士，就是非国民党人士，那到大陆就是非共产党人士他的空间越来越大，每一次选举都努力参加，地方的选举他们也参加，中央的选举他们也参加，所以他们的声势就越来越高涨，然后大家就注意到有一个不同于国民党的一批人开始出现，这时候这些力量我们把它称为党外，就是国民党以外，在大陆就是共产党以外的力量，开始形成了。
（待续）◇
中原大地 世纪回眸 如果当年大陆走了台湾道路（十一）
⊙明居正（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70年代的中后期，1977年选县市长在台湾北部一个小地方爆发了一个选举的冲突。当时在选的时候有人怀疑在开票的时候国民党舞弊，所以很多群众就包围那个投开票所，要求验票，然后警察来镇压当中，双方发生冲突，不小心打死两个人，现场民怨越积越大，老百姓就聚集起来，冲击了这个选举机关，最后放火把警察局烧掉了，这个叫做中坜事件。
那我们假设说在大陆也爆发一个石家庄事件，把石家庄警察局烧掉了，那么这个是第一个阶段，选举跟政治参与不断的提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反对运动慢慢开始累积它的能量。因为反对运动是靠不断的讲话，让人家注意到它的存在，而另一方面又要靠选举来真正扩大它的实力，它有了席位，然后有了影响力，所以反对运动开始累积能量了。
他们开始形成了串联的观念，也就是说他们认识到，过去那种单打独斗不再能够帮助他们往前推进，所以他们希望慢慢开始形成串联。也就是一个雏型的政治组织开始酝酿，他们开始联合出击，开始联合推荐候选人，联合提出政见，开始统一脚步、统一声音，一旦这个人多了，能量增强了之后，内部就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有些人说我们要用比较温和的方式去走。譬如说发生在大陆上的话，有些认为说要在选举当中、在议会当中去对抗共产党，那有些认为光凭那个议会太慢了，不能够解决问题，我们要加大力量、加大力度逼迫共产党后退，所以后面这批人是激进派，他们赞成走社会上的群众或街头运动的方式去压迫这个共产党后退，所以就形成了党外的两条路线的争斗，温和派跟激进派。这两派的互相较劲当然一方面把这个党外的力量加大，但是也导致党外力量某种程度的内耗跟冲突。
譬如说在省议会、县议会、市议会，中央就在立法院里面或在国民大会里面发表不同的意见，然后在地方上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报纸、我们自己的刊物去发表不同的声音，那么这样交互前进。
但是有一些说这样子太慢了，我们必须要用更大的速度、更强的力道去逼迫中国国民党做让步，在大陆当然就是共产党，所以这批人开始推动街头运动，开始去冲击这个军警，然后挑战社会秩序。那么这么一来这个党外运动就形成了两条意见、两条路线，那么两条路线齐头并进，当然内部彼此其实都有点看不太顺眼，那么假设在大陆也这样往前走。走到19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的时候，这两条路线开始成型，很多在党外的刊物开始出现了，很有名的像这个《80年代》、《亚洲人》、《深耕》、《关怀》、《钟鼓楼》等等。
如果说我们看它的政治光谱的话，应该是说大概有这个鼓吹统一的大中国思想，有鼓吹维持现状的，有非常温和的鼓吹台湾应该自觉等等，那不敢讲台独，因为台独当时宣为禁令，当时台湾因为自由还没有打开，言论自由还没开放到这个程度，所以台独是不能讲，那么一讲台独就叛乱罪抓起来了。
除了台独之外，别的光谱上面都有人在说，当然讲统一的人也在大声说，讲自觉或讲修宪，或讲这些新的方向的人也在很隐晦的说，但是刊物非常多。当时大概最高阶段我不完全的统计有将近三十几种这种不同的刊物，号称党外刊物。当然国民党也在查禁，那么它每一期事前先审，事后也可以追审，所以它采取了前后追审，那么我们假设中国共产党也开放到这个程度，也准许出版这个刊物，但事前也审，事后也审。
那么温和跟激进就在选举跟刊物当中不断的累积能量，到了1979年爆发了一件比较大的事情，1979年之后在高雄有一批党外人士集会，当时正好碰到国民党在开一次中全会，然后正好碰到过年要春安工作，所以警察比较戒备，那么这些党外人士聚集之后要去游行。当时已经讲好说你可以游行，但不可以点火把，结果党外人士里面有些人点起火把，所以警察认为他们违反原来的约定，就开始拘捕，最后抓了很多人，酿成了所谓的高雄事件，或是所谓美丽岛事件。
（待续）◇
中原大地 世纪回眸 如果当年大陆走了台湾道路（十二）
⊙明居正（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这时候很多党外人士的菁英被国民党一举抓走，抓走之后国民党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当时如果他用的罪名是军警冲突、破坏社会治安，然后从轻量罪的话那没有问题，国民党当时是把这个跟叛乱罪联合在一起，说他们意图叛乱，最后开始要重审重判，这件事情激起了这些党外人士的怒潮。
所以很多党外的年轻的人或是赞同这些党外的这些人、年轻人，纷纷投进这次法律行动当中，去进行辩护。现在活跃于台湾政坛上的像陈水扁、谢长廷、游锡昆、尤清这些人都是当年的辩护律师，这下一举就让这些人成名。所以党外人士反而因为这一次的这个顿挫变成声势更加浩大，那这个时候人数越来越多，对国民党就形成很大挑战，那么假设在大陆发生也是如此。
到了1986年的时候，这时候爆发一件大事情，因为年底就有选举了，所以这批新生的这些党外人士，虽然那些老的都被抓进牢里去了，但是新生的这些律师也好，或是更多参加的年轻人也好，或是这些被捕的受刑人家属大家纷纷想参选。为了要决定如何协调这个动作，就在台北的圆山饭店，那我们假设说在北京首都饭店就开会了，开会讨论如何推动这次选举，如何统一步调。
就在这会场当中，有人突然间提议，我们干脆今天就一不做二不休，就决定通过成立反对党，有人非常害怕，但有人非常高兴，所以就在一阵错愕当中，居然匆匆通过了，那么这个党就叫做民主进步党。那我们假设在首都饭店也开了这么一场会，然后也通过了，成立了什么党呢？叫做中国民进党，中国民主进步党，当然它不谈台独。
中国民进党在这混乱当中就成立了，成立之后其实国民党按照过去习惯的话，那一定抓起来，一定宣布说是叛乱或什么等等，这一次它等了很久。七天之后，蒋经国先生在中常会，国民党中常会上讲说，时代在变、潮流在变、环境在变，我们也要新思想、新思维、新作风去调整，我们也不能再守旧不变了。
所以假设中国大陆也出现了位这么开明的领导人，在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他决定采取放的方式，而不是采取收的方式，他同意了，那么所以民主进步党严格说起来就在不合法的情况下就这样闯关通过，而真的成立了。那么就出现了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的，中国政坛史上的反对党、反对运动。
那么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反对党在年底的选举当中，选的倒相当好，而国民党也就容忍了，那我们假设说共产党也容忍它。如果事情是这样发生的话，那么在大陆上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第一，不会封锁1978年开始的这个西单民主墙，也不会有后来的逮捕跟镇压。
第二，不会说提出四个坚持，坚持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道路、然后这个马列毛思想等等，不会有这四个坚持了。然后第三也不会有后来的这个左派反扑，或者各种各样的这种反自由化的意见、反人道主义意见，这些就不会发生。
（待续）◇
中原大地 世纪回眸如果当年大陆走了台湾道路（十三）
⊙明居正（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现了解到，从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如果大陆走的是像台湾一样的道路的话，那我们可以看见，第一，经济高速发展，工业化快速前进，而且已经变成一个工业化国家了，农业发展相对比较慢，但整体来说还跟得上。
在人民生活方面大幅改善，从60年代到70年代到80年代这个时候，人民所得已经到达平均7、8千美元。
我们也分析了，政治自由化开始加速，反对运动逐渐逐渐的扩大，并在选举当中获得他们的空间，在出版刊物、报上发表自己的言论的空间也越来越大，实质上是把整个国家的政治空气打开了，那到最后当然就是出现了这么一个中国民进党。
那么如果真正发生的话，这将是中国政坛上的大事。
我们想探讨的是如果中国民进党出现了，开启了中国的自由化这么一页的时候，整个中国会怎么发展？先谈经济，再谈社会，然后最后谈政治。
在经济领域，经过了这几十年发展之后，中国大陆工业化已经相当成功，不但轻工业非常完备，重工业、基础工业相当发达，最重要的是已经走入了尖端工业。
比如说在这个时候，原先的电子业相当发达，电脑业非常的进步，然后IC工业、资讯工业也跟国际几乎要齐头并进，更重要的也已经发展进入了基因工程的领域，简单地说，就是工业化有相当的成就；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就是商业的发展跟外贸的发展。
那么在1992年的时候，台湾的国民每个人的平均所得已经到达1万美元，也就是８万元人民币。换句话说，如果10亿人口，那每个人平均所得是这个数字的话，那毫无疑问的肯定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了。
再看社会的部分，1986年民进党在台湾出现，最后中国国民党勉强容忍下来；到了1987年7月1日，开始解除戒严，正式开放党禁，这个原来在台湾不合法的民进党，在被政府忍气吞声，忍受了一年之后，它正式合法登记了，然后开放党禁之后，才又有许多政党出现。
其实，我过去在台湾大学曾经教过“政党与选举”这门课，连我都不晓得到底登记了多少政党，但是我们晓得在立法院当中，有实力的政党一般来说屈指可数，不过只有3个、4个或5个，就算时至今日在台湾差不多也只有4个算是有实力的政党。
在社会方面，经过了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之后，最重要就是整个社会自由化开始快速前进；人们在思想上、在整个人跟人的关系上、在整个社会的风气上都空前的活泼，空前的自由。
当然起初难免有些失序，因为这是被紧绷了几十年之后，然后突然之间解除戒严了，老百姓的心头上好像没有什么束缚，所以相对来说法治观念比较差，那段时间群众运动也比较多。
现在再回头看自由化的那部分。自由化，它等于说像是水银泄地无孔不入这样发展，非常全面、非常快速；然后外汇管制取消了，过去人民要换外币，不太容易换，它当然可以换，但是管制很多，但现在外汇管制开放，甚至这外汇不但可以小额去换，每年允许大概每个人每年5百万美元可以进出，那这数字算相当大了，几乎已是不设限的地步；然后因为外汇开放了，所以出国旅游就大幅的增加，甚至也开放到大陆旅游，在过去，这一直是禁止的。简单说，自由化的进程开始逐步的向前推进，它的范围也在广及全面。
第二个部分，就是社会上面报纸开始增加，因为过去报纸有报禁，在戒严时期很多话不许说，当时执政的国民党就用其他的手法，去限制张数或限制什么，不准新的报纸登记，现在也完全解禁了之后就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几十种报纸，而且也没有事前和事后的审查。
除了报纸之外，电台跟电视台也都全面的开放，所以整个进入了一个自由竞争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言论自由可以说是完全开展，当然剩下的就是个法律界线的问题。
（待续）◇
中原大地 世纪回眸 如果当年大陆走了台湾道路（十四）
⊙明居正（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在社会方面的第三个变迁，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社会运动增加，过去压抑了很多年的农民运动、工人运动、罢工、示威、串联，还有各种各样。比如说，土地征收出现问题，保障不公、学生运动……等等，都可以走上街头去反映；还有一个是大陆想像不到的，计程车司机也联合起来，有时也跟警方发生冲突；另外还有环境保护的人士，或其他有重要关切议题的人士也都纷纷走上街头。所以在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大概有差不多不到10年的时间，台湾社会运动非常发达，应该说发达到有点冲击社会秩序。
但是这是一个必要的阵痛的过程，也就是社会上累积了几十年的这种怨气、这种不满或不公的现象，也让它慢慢发泄出来；发泄过之后，有一个正常的管道，可以表达意愿，把不满化成法律，然后再透过法律变成政策，那么这个运转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我们看见就是每一个社会，从最早的专制社会，如果说能够走上民主的话，都必须经过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我们称为阵痛的过程。
那我们假设说，大陆也这样走。当然大家会问说，那阵痛到底会痛多久？会不会痛死？台湾当年我们也在问这个问题，可是台湾毕竟是这样走过来的。大陆是一个同文同种的华人社会，我们相信台湾撑得过，大陆也应该撑得过。从经济、社会的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所以，政治当然也在后面开始迅速的变迁。
这地方得注视两点：第一点，在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之后，出现中国的民主进步党，在政坛上会非常的活跃，它开始步步进逼。第二点，就在这个时候，1988年初的时候，蒋经国先生去世，李登辉先生接任，所以这整个过程，一方面代表了强人时代的结束，另外一方面也代表一个民主化阶段的真正开启。
如果中国民进党出现在中国的政坛上，那它会采取什么作为？请各位记住，现在中国民主进步党已经合法化了，它是公平、公开竞争的。我推估中国民进党如果登上中国政坛舞台的时候，它大概会做这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它加大力度攻击旧制度，就是攻击中国共产党所形成这个党国体制；那么民进党在台湾就做这件事情，它不断的在批评过去的这种特权独占的行为。
我讲的是政治上的特权独占的行为，譬如说提名的制度、党团的运作制度、共产党在后面一手操控的制度，所有这些东西都必须要放手出来。也就是说要让这个政府，彻底的中立化，那么政府有一套文官制度，这套文官制度是中立的，那么国民党上台可以运作，民进党上台也可以运作，而这套文官制度本身是秉承它的专业往前推进。所以现在我们假设，中国民进党也上来推动这件事情；就要逼死中国共产党把它政治上的特权逐步放手，逐步后退。就是攻击这个党、国不分的体制，要把党跟国家彻底分开。
我们当然知道中共也企图做过这种事情，就是说把党国稍微分的清楚一点，把党政分开一点，把党器分开一点等等，但是没有外力的监督，这种分都是不彻底的，它都只能是自觉的良心的后退，总有它的限度，所以现在这个中国民进党在做这些事情。然后过去的中国国民党，有这个所谓党库通国库，也就是自己收到的党费数字有限，但是它竟然从国库里面不知不觉拨一些钱给它用，那么现在把这个也切断了，所以这个钱也不能支持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要另辟财源，方法就得靠党营事业。
中国国民党在台湾过去就叫党营事业，取得方法可能不是完全妥当，那么现在也逐步逐步退让出来，该它合法保留的它合法保留，不该合法保留的它退出来，包括土地、房舍等等，都逐步让出来。也就是说，它会做一个普通的民主政党，跟这个中国民进党公平竞争，那么其他像贪腐、特权一步步都被清出来了。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中国民进党会提出很多平反的要求，过去有一些冤假错案，当然在胡耀邦时代曾经做过一些清理，但这些清理我们晓得也还不完全清除，而且胡耀邦之后还有很多冤假错案，包括胡耀邦自己本身，他的下台都是个冤假错案，那么这个东西都要清理。所以说胡耀邦、赵紫阳，然后自由化的问题，六四事件、维权人士，还有最近这几年闹的非常大的，对法轮功的镇压，势必都得逐步的平反。
再来就是对一些政策的批评，过去一些偏颇的政策，有重大失误的政策，它要得到修改。比如说葛洲坝的问题、三峡大坝的问题、那么强制拆迁跟补偿的问题、各地方的滥垦滥伐、水土保持的问题，然后再来是人口政策，当然还有一个很关键，就是城乡户口制度的问题，这些可能都会受到中国民进党的批评；那么再来，就是中国民进党会持续参选，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每二、三年地方上会有各种各样的选举：有乡镇长的选举、乡镇代表的选举、县市长的选举、县市议员的选举、省议员的选举，然后当然现在应该增加各省省长的选举；中央有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民大会，最后，当然就是要选国家主席或选国家总统了。
在每一次选举当中，中国民进党都会参加选举，而且可能会步步得胜，因为它现在是个上升势头的政党。大家很关切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中国民进党会不会搞台湾独立，会不会搞独立呢？不会的。所以台湾独立、台独跟中国共产党跟共产主义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不是说台独在搞共产主义，我说台独相当程度是被中国共产党逼出来的。现在在台湾的民主政治上出现了很多乱象，如果没有这问题的话它不会浮现，它是个不一样的问题了，所以中国民进党看见的是一个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一个挑战。
那么这个执政党要怎么回应呢？如果是共产党执政的话，它有几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它加大力度镇压、它负嵎顽抗、它不肯后退，虽然我让你合法成立了，然后你也步步进逼，但是每一次进逼的时候，我都强力反击，这样做的导致结果，很可能会是两败俱伤。
第二个比较聪明的选择就是，我逐步开放但不是无原则的让步，逐步开放是制定法律，双方同意了法律，在法律下面树立游戏规则，用这个游戏规则来决定开到什么程度？让到什么程度？我有我的合法权益，我也必须保障我的合法权益。所以在做一定程度的让步，制定法律之后，它的目的是纾解民怨；民怨不复存在或民怨淡化之后，反对党就很难利用这个题目再做游戏，所以纾解民怨。
但是执政党它必须进行自我调适，什么地方该让步？什么地方该抓住？这个让步跟抓住的分寸，它自己要想清楚。也就是它不再是一个享有特权的政党，这政党应该是一个跟别的政党公平竞争的政党，当然现在它面对的是中国民进党。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两个党之间的关系，假设是只有两个党的话，这两个党的关系建立在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上，就是怎么确立一个游戏规则？这游戏规则就是说，今天你选赢了，那么我们照着游戏规则玩；明天你选输了，我们仍然照着这个游戏规则来玩。双方互相轮流执政，只有一套公平的游戏规则才能保证这个制度的顺畅运作，所以说，其实民主政治的建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台湾，它也不是容易的事情，不过台湾毕竟流血比较少，过程比较和平。
现在让我把这个阶段总结一下：这个阶段刚刚上了政坛的中国民进党，它会采取什么作为？执政的政党它会怎么去回应？双方怎么样去建立一套游戏规则，然后把这个民主政治逐步巩固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在别的国家或许花很长的时间，那么在中国如果记取他国的经验和教训的话，或许花的时间会少一点，不过无论如何它毕竟是需要时间的。
（待续）◇
中原大地 世纪回眸 如果当年大陆走了台湾道路（十五）
左图 实施民主制度的台湾，1996年之后人民即可用自己的选票直选总统。图为2004年台湾总统大选首次举行电视辩论会，会前连战(左)与陈水扁(右)相互礼让登台。(AFP/Getty Images)右图如果当年大陆走了台湾道路，就不会发生天安门血腥镇压。图为事件发生时，坦克追辗撤离广场的学生，三辆坦克扬长而去，毒气弥漫，马路边有十一人死亡。(Getty Images)
⊙明居正（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到了90年代初期的时候，1990至1991年在台湾，资深的中央民意代表，包括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跟监察委员在90至91年就完全退职完毕了。
退职完毕，就按照各省人口的分布、新生人口的分布等等，它重新选出一批新的代表出来。所以中国的大概30、31个省籍单位，都会有自己国民大会的代表、立法委员跟监察委员在中央帮他们争取权益了，那么在90、91年这个过程慢慢过去。
在1990年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总统，但这个总统是间接选举，什么叫间接选举呢？就是各省选出自己的国民代表，比如说2,000多位国民大会代表，这2,000多位他们再集合起来去选总统－－这个间接选举，这不是直接选举。
1990年，当时李登辉先生选了李元簇做搭挡竞选正副总统，跟他竞争的是国民党分出的另外一组人马－－林洋港跟蒋纬国；当然这个民进党方面也推了他们的人选，最后是李登辉当选了。
1994年的时候开放省长的选举，那么我们刚才假设在各省都已经出现了。到了1996年－－从1990年算起6年之后，台湾进行第一次的总统直选，也就是每一个老百姓真正到票柜前面投下自己的一票，那一票就直接决定总统是谁。
那次李登辉跟连战是一组；林洋港跟郝柏村是一组；民进党推出的彭明敏和谢长廷又是一组；还有第三组从国民党分出来的陈履安跟王清峰。所以四组选了下来，最后李登辉跟连战又是高票当选了。
4年之后，这时候我们已经修改宪法了，总统任期从6年缩短到4年，所以公元2000年我们再进行一次总统选举。在这次选举当中，民进党的陈水扁和吕秀莲以些微的多数，低空压过了宋楚瑜和张昭雄，而以比较大的差距胜过了连战和萧万长，当选了总统，出现了我们所谓的政党轮替。
那么这些事情发生在大陆上的话，那么大陆有哪些事情不会发生呢？各位如果去看看《大纪元时报》所出的《九评共产党》社论，我们看到很多事情都不会发生，但其中有两件最重要的事情，不会发生。
第一件事情，就是不会暴发六四事件，也就是不会暴发1989年的残酷镇压学生运动或民主运动的事情，不会死那么几千人，不会抓那么几万或几十万人，不会在人民心中留下一个永恒的伤痛；第二，不会去镇压法轮功或镇压其他比较正派的功派。一切依法而行，那么这些事件在大陆不会发生。
如果中国大陆过去几十年来，走的是台湾的道路的话，那么它走出一种什么样的模样呢？第一，在政治上面它经历了一个威权，然后走到了自由化，然后走到彻底的民主；在经济上从当时的贫困到后来高度的富裕；社会从原来的高压到后来完全的自由化，所以老百姓的生活基本上是非常安康乐利的。
那么同样事情如果在大陆发生的话，它应该是令人向往的。那就是政权或政治的和平轮替，这种政治和平轮替是温和的、是不流血的、是渐进的。没有大陆的那种阶级斗争，没有大陆的人斗人的残酷而且非常全面的大流血事件，我们不会牺牲那几千万条同胞的性命。当然如果大陆这样走的话，那中共会不会失去权力？那有可能，非常有可能失去权力，但失去权力不是世界末日，因为它是在公平竞争下失去的。
在这开放的竞选当中，国民党也不是一下失去权力，而且国民党失去权力不是必然，它仅仅是一种偶然。换句话说，大家是在一个制度下面公平竞争，你表现的好，你可以选赢；你表现的不好，你要被人民的选票唾弃。
所以中国共产党你表现的好，你走对了道路，你做对了选择，人民不会唾弃你；人民唾弃你是因为你做的不好。那么即便退一万步说中国共产党失去权力，但是中国人会得到民主，这个才是重要的关键。
不过话又说回来，中国共产党即便在这里失去权力之后，它不是不能回来，就像今天台湾的中国国民党一样，虽然在过去两次总统大选当中失去了政权，可是未来选赢的机会是否存在？存在。这个就是公平竞争制度的可贵，所以我们常常讲民主政治是一个数人头代替打破人头的制度。
中国共产党过去在大陆上打破了几千万颗人头，到今天政治空气依然非常紧张；国民党在台湾打破过人头，第一，数字少得多；第二，它逐步开放。如果台湾做得到，大陆为什么做不到？那简单说就是你选择哪一条路的问题。当然，民主政治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过去看到美国的民主政治，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这些先进国家民主政治也都有起伏，所以我们预期台湾的民主政治会有起伏。
中国大陆如果只换民主政治，依然会有起伏。不过毕竟社会动荡机会比较少，大家付出的代价比较少，尤其付出人命的代价会少。那么这么走下来，大家会不会感觉到不一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如果当时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的话，我们是不是会更好一些？这个问题我想很值得我们大家来共同思索。
（全文完）◇
订阅：
博文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