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霞的老家离纽约大约三百公里，是她的好友乔伊斯开车陪同我们去的。这次“探亲”，是我向往已久的事。因为马霞经常提到这个老家，它在美国相当有名，1966年已划为国家历史名胜地，出版过几本书 ，报刊也不断发表介绍和探讨的文章，《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还有一个专门的条目。大家习惯把老家叫做“大房子”，不错，是一栋维多利亚时代的哥特式的三层大楼房。高耸的塔楼，红色的砖墙挂毯似的爬山虎，苍劲的鹅掌楸，绿色的草坪，经历了一百五十年的历史，显得更加古朴而神秘。
“大房子”像等待亲人一样地欢迎我们的到来，为我们准备了一个讲究的套间，门上早已插好了我们的姓名卡：Marcia B. Marks and Tang Xiyang， 食堂为迎接中国客人专门做了米饭。住在这里的老头老太太 ，大都是马霞的亲戚和幼年时的同学与朋友，纷纷前来问讯。有四位老人拿来《Living Treasures》要我题词。 我就用中文写了唐代王勃的两句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图书馆也买了一本，还把书的套封挂在墙上，旁边注明：“这本书是马霞的丈夫写的。”也拿来要我题词。我更是亲切地写着：“我们回到老家来了。”大家看到这几句话的译文， 都非常高兴。许多老人对我说：“我很喜欢你的书。”我以为这是客套话，但当十二岁的老太太 Dorothy Ackley 问我书中细节的时候，我真是感动极了。想不到我的书远渡重洋，和异国的老家发生了如此密切的关系。
我对“大房子”发生浓厚的兴趣，还不只是因为它是我妻子的老家，而主要是这里曾经发生过一段传奇式的历史，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试行过一段空想的社会主义的生活，而且他们做得很彻底，是真正的“共产共妻”。所以当时这个老家的称叫作 The Oneida Community ，可以译作“奥奈达公社”，也称尽善派或是经共产主义派。“奥奈达”是印第安人留下的名字，这个地区过去和现在都住有印第安人。“公社”、“ 尽善派”、“共产主义”的含义，就不用解释了。自从1516年英国的社会思想家托马斯·莫尔用自己的 鲜血和生命写出一本名叫《乌托邦》的著作以后，公有制的理想社会就成为人类不断探索和追求的目标，特别是到了19世纪，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已是一个很时髦的名词。中国的康有为也提出了类的思想，他在《大同书》中主张男女同居不得超过一年，只有消灭了家庭，才有可能消灭私有财产。在西方，许多人正纷纷建立自己的学说和大胆地付诸实践，在基督教内也产生了这种流派。奥奈达公社就是其中一个很有特色的流派。他们信奉上帝，相信一切人都是好人，只是私欲使人堕落，所以他们要建立一个没有私产、没有家庭、 没有私欲的社会。他们的口号是：不再堕落，不再悔恨，调整自己的生活，铲除万恶之最——自私自利。
他们不仅拥有巨大的农场和工厂，而且不断扩建了与这种生活制度相适应的“大房子”。一切公共设施 都非常宽敞而讲究；位于二楼的大厅长42米，宽52米，高6米，三面有走廊，都面对着一个大舞台。社员们每天晚上都集会在这里，或者在这里欣赏戏剧演出、音乐会和演讲会。这里的餐厅足够容纳公社的全体成员。这里的图书馆拥有丰富的图书报刊以及自己的出版物。南翼的儿童之家更是逐渐扩大为七间厅屋，其中包括寝室、学习室、游乐室和室内运动室。与此相反，每个人的卧室却非常小，小到只适宜于在里面睡觉 。这种建筑设计正体现了公社代替家庭、集体主义优先于个人意志的19世纪后期的乌托邦思想。
这个怎样建立和维护在一起的呢？ 领着我们参观“大房子”的管理人范德娃告诉我们，主要靠两条： 一是大家很崇拜领导人，好像他是“耶稣第二”。她笑着对我说：“就像你们听毛泽东的话一样。”再是开展严历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允许私有观念的存在。
确实，这个公社的创建和存在，前前后后都和领导人约翰·诺伊斯 (John H.Noyes)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诺伊斯出身于富商，是一个思想活跃，有实干精神，很有吸引力的人。他在13岁的时候，听到著名的 社会主义活动家欧文的一次惊的讲演，在幼小的心灵上就种上了铲除利己主义、谋求集体幸福生活的种子。他在大学学了一年的法律，1831年是个宗教复活、炽热的年头，他改变了主意，想当牧师，便进了神学院。1833年当他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便被授予了布道的权利。不久就遇到了麻烦，因为1834年2 月20日他公开宣布了“至善主义”的信念。所谓至善主义，就是通过信奉基督和坚定自己的意志，可以摆脱世间的罪恶，进入至善的境界。他的学说被视为异端，不符合正统的教义，所以他不但未被授予神职，而且被勒令退学。这丝毫没有动摇他的信念，他奔波于美国东北部的英格兰和纽约州，用布道、出版书刊和创建公社的实践，来宣扬他的主张。其实他的思想并非独创，在他之前的卫理公会的教徒中，就宣传至善论的教义。卫理公会的创始人约翰·卫斯理就认为圣灵有使人信仰及改造生活的力量，所以他强调基督徒要坚持 《圣经》启示的权威，要追求圣洁、完美的生活，只有将纯真的信仰和虔诚的生活结合起来，才能获救。诺伊斯吸取了来自社会和宗教两方面的改革思想。欧文在印第安纳州建立的以纯理性原则为基础的“新和谐”公社，只经历了两年半就失败了，在欧文看来是因为人的本性基础弱。诺伊斯决心要建立一个更完美的公社 ，不仅要以纯理性为基础，而且要以信仰上帝为基础。他认为上帝是人类一切进步的精神支柱，公社的完美 必须要求信仰和理性的相互补充。所以他做得更彻底，最突出的实践是反对现行的家庭制度，主张群婚制。在公社范围内，每个女子以所有的男子为夫，每个男子以所有的女子为妻，实现男女平等、公社所有、追求至善的理想。他和妻子哈丽特吸引了部分亲友和信徒，于1845年在自己的家乡佛蒙特州帕特尼，建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公社。不到两年，他们实践群婚的做法传扬开去，被指控为犯有通奸的行为。他们呆不下去了，1847年迁到纽约州，1848年2月1日正式建立了这个奥奈达公社。也算是历史的偶合，刚好是这一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了著名的《共产党宣言》。
最初是60多人。创业是艰难的，生活是贫困的。大家都干着自己从来没有干过的活，烧砖，伐木，盖房子，种地，但这个既新又大的“家”，鼓舞着每个成员。劳动不再是单调乏味，苦不堪言，而是一种实现 共同理想的“激动人心的欢悦和消遣”。大家齐心协力，不分白天黑夜地苦干了一年，“大房子”终于初具规模了。他们考虑到光是种地，富裕不了生活，又开始学会了经营工厂和商业，搞自产自销。开始是把水果和蔬菜制成罐头，后来制造捕野兽的夹子、链条、旅行袋、草帽以及缝纫的丝线，后来又学会了打制银质的 餐具。这些产品看来并不精密，但他们从未做过，一无所知，只是凭着一种对理想生活的追求，一种“尽善论”精神在劳动的体现。结果，他们的产品物美价廉，有的成了国内的名牌产品，再加上经营道德上以诚实著称，在社会上具有很大的竞争力。因此他们赚了很多的钱，集体生活越来越富，加入公社的人越来越多， 最后发展到300多人。
他们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共同娱乐。工作不分贵贱，不论是工厂的主管，还是在厨房打下手，都受到同样的尊重。也不固定在一个工作岗位上，大家每月轮流到工厂、农场劳动或做服务工作。业余的文化生活是丰富的，学文化，学知识，科学，受到了普遍的关注。从公社成立的那天起，他们就创办了一份宣扬他们哲学和生活的周刊，一直到公社解体。他们还创办了许多业余、农闲、工闲(如季节性生产的罐头工厂)的学习班。1866年公社设立了十五个成人班，其中开有代数、希腊文、希伯来文、速记等课程，这可能是美国最早的成人教育。所以这些主要出身于农民和手工艺人的普通美国人，后来都具备有较好的文化素质和多方面的技能。公社期间，他们留下了大约1600份文字资料，现在已经辑成目录，是研究这个公社历史的重要文献。虽然他们的思想、生活、制度、宗旨和外界大不相同，但他们并不想和世界隔绝，而是多方了解世界，与外界的艺术、文学、历史、政治、科学息息相通。即使是最困难的时候，公社也订阅了许多报纸和杂志。后来经济情况改善了，又公费派遣年轻人外出学习。他们还设置接待室，印制参观指南，准备价格合理的客餐，以迎接络绎不绝的来访者。世界是好的，要热爱世界，这是诺伊斯积极改革世界的出发点。如果认为世界很坏，就会导致集体的冷漠和退隐。因此奥奈达公社的态度，对美国的生活来说，是一种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因素。
那时候，孩子有“儿童之家”，吃饭有公共食堂，业余有共同的精神生活，没有游手好闲的人。一切都社会化了，人的私心又少，所以大家都很齐心，做什么就想做到尽善尽美，所以创造发明也多。男人们不习惯繁琐的家务劳动，就在洗衣和厨房里搞机械化和自动化，他们使用的洗衣机、洗碗机、洗菜机以及瓜果削皮机等，比普通的美国家庭差不多要早四十年。有位老太太把各种颜色的破布条，编织成各种画毯 ，就成为这里的一绝。我们居住在北京的卧室里，就挂着一张她的作品的印制品。在“大房子”里，我们还参观了一个陈列室，里面有当时的出版物、生产工具、产品以及生活用品。他们的服装也有特点，妇女们都留着短发，穿着短裙里面套着宽大的长裤。这身打扮常被周围邻居们评头品足，其实并不是她们要标新立异，而只是意味着她们还在维多利亚时代，就已经过着男女真正平等的劳动生活。
诺伊斯很有聪明才智，在公社内享有很高的威信。他从来不训斥人，不搞行政命令，总是父亲般地规劝和诱导大家追随自己的思想，使大家宁愿放弃自己的财产，放弃传统的观念和习惯的生活，追求一种圣灵的尽善的理想境界。诺伊斯几乎统管着公社的一切，包括社员的工作、娱乐、教育、宗教仪式、两性生活和生儿育女。社员们也把诺伊斯看作精神上的父亲，绝对相信他的智慧就是上帝的先知所在。宗教和迷信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一种无形的但是强大的物质力量。社员越来越多以后，以诺伊斯为中心又形成了一个领导核心，即负责处理各种事物的委员会。他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每天都举行晚会。8点钟，大家聚集在大厅里，妇女们手里还做着针线活。诺伊斯和读报员、读信员等坐在点着亮灯的大桌旁。 开始是在风琴的伴奏下，合唱赞美诗。然后读自己出版的周刊和日报上的新闻，内容很广泛，包括对奥奈达公社进行歪曲和离奇的报道。他们不计较别人的误解和非难，对自己的生活充满信心。经常和他们接触的邻居们对他们非常友好，公开宣扬他们诚实、善良、正派，拒绝参与对他们的谴责。接着读国内外的来信，大家最感兴趣的是要求加入公社的来信。接着下来是开批评会，或者叫做“治病”会，对一切违反教义的行为和思想，进行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对诸如逃避工作，粗暴侵犯别人，对子女表现过分的占有欲，对异性表现特殊的爱情，以及虚夸、嫉妒、贪婪等等，进行严厉的、毫不留情面的、直到纠正为止的批评。这对坚信上帝和集体信念的人来说，是“治病救人”，是解脱罪恶，是进入尽善境界的阶梯；而对经不起考验的社员来说，简直是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公社正是依靠这一条，才保证了思想上的一致性和组织上的严密性。晚会的最后是“家庭演讲”，经常是诺伊斯讲话。他很有口才，很有魅力。他讲话不是很快，也没有演说家的做作，但有坚定的信念，有惊人的洞察力，言谈中充满着自己的情感、阅历和经验 。所以“家庭演讲”成为联系全体成员的一条精神纽带。正如公社有的社员后来这样回忆：“可以说，这些讲演成了我们公社的脉搏、呼吸和生命。”
当然，他们最富有传奇色彩的生活，是婚姻方式。我问范德娃：“诺伊斯要冲击人类的婚姻制度，是非常大胆的。他的指导思想是什么？”
她回答：“他主张要摒弃一切自私观念，包括妻子、丈夫、孩子，都不是私有的。诺伊斯认为，没有 宗教，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而群婚制可以消除自私自利之心，并确保尽善派理想的实现。”
我又问：“这样，那孩子是不是只有母亲，没有父亲呢？”
她没有正面回答，只是笑着说：“现在不是也有很多孩子只有母亲，没有父亲或者没有真正的父亲吗？”她接着说：“孩子一般是有父亲的。如果确实没有明的父亲，长到7岁以后，可以从公社男性中挑选一个父亲。”我又继续问：“这种婚姻方式很容易受到两方面的冲击：一是个别人不是出于宗教信仰和对这种理想社会的追求，而是出于玩弄异性；再是爱情毕竟是‘自私’的，有些人总希望只爱一个人，或 者只被一个人爱。 范德娃说：“心怀异端的人很容易被识破。这里领导管理很严，批评的制度也很严，这样的人如果不转变，很难生活在这个集体里。爱情问题确实这样，不少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我的曾祖父就只爱我的曾祖母。他们两人老在一块儿，所以老挨批评。他们忍受不了这种痛苦，最后只好离开了‘大房子’。”
我继续问道：“这是不是这个公社解体的原因呢？”
范德娃回答说：“这是原因之一。诺伊斯老了，耳朵听不见，嗓子又坏了，说不出话，作为神授人物的形象，他是日见逊色了。再一个重要原因是，外出学习的年轻人接触了社会，接触了外界的思潮，对这 种宗教意识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怀疑，反感，乃至于反对。所以这段生活只存在了32年。”
群婚制是奥奈达公社的一个特点，也是现在人们研究和探讨的一个焦点。后来我们也翻阅了这个公社 一些有关的历史记载，才知道他们两性生活的实际情况，和我们的想像有很大距离。局外人，包括当时的左邻右舍和现在的我，很容易认为他们这是滥爱，是乱来，是纵欲主义。实际情况刚好相反，一般说来， 他们采用的是节欲，节情，节制生育的办法。这一方面是出于他们的教义，另方面是在创业的艰难阶段， 又不懂得避孕的情况下，公社无法供养一大群无计划生育的孩子。为了做到这一点，公社通过教育、诱导和安排，对社员之间的性生活，作了细心的不同寻常的调整。
诺伊斯自己在结婚的头六年里，就让妻子打过五次胎，只留下了一个孩子。因此他深感男性有节欲的必要。他比喻这是在瀑布的前沿划船，稍有不慎就有翻下瀑布的危险。公社的格言是：“我们最喜欢的声音是音乐，我们最崇高的爱情是上帝。”这种思想可以培育大公无私的品德，又有助于建立男性节欲的意识。男女交媾似乎超脱了私情，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是圣灵和肉体的结合，它比握手、接吻、还要真挚， 是一种个人的又非个人的、纯真的、神圣的、无拘无束的激情。诺伊斯甚至引伸说：“通过性交男女双方情爱能量的交融，是宇宙间创造万物的一种表现。”为了把这种意境秘授给所有的社员，特别是精力旺盛 而又意志脆弱的年轻人，他还创行了一种特别的做法， 原文写作 “ ascending ” and “ descending ”fellowship ，勉强可以译为“升华之交”或“忘年之交”。 就是提倡年长妇女和男性青年、年长男子和女性青年之间的结合，反对年龄相近的青年男女之间的往来。这样把性功能衰弱的一方和性功能旺盛的另 一方结合在一起，就可以把群婚制所释放出来的非凡的性能量“装在一个特殊的容器之中”，培育了节欲的观念，减少了受孕的机会；更重要的是通过不同年龄组的结合，由上辈人向下辈人灌输耶稣第一的教义和爱的博大含义，使年轻人学会抑制自己的情感，把对一个小家庭的忠诚扩展到对公社的忠诚，对上帝的忠诚。 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公社内男性成员一般都有节欲和尊重别人的信念。在两性关系上，男女都不直接向对方提出要求。通常是男性主动，认为自己的要求有可能受到欢迎的话，便鼓起勇气请求第三者( 委员会选出的特定的老年人)安排一个约会。女方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
性生活的另一个限制，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提倡对上帝的和公共的博爱，反对专属的、单一的、自私的爱情。如果在性生活中坠入情网，特别是产生了难以自拔的、只和一个对象接触的“排外爱情”，便 被告诫误入了歧途，要受到内心的和外在的谴责，甚至会受到相互隔离的处分。这种限制甚至扩展到母亲不能专一地爱自己的孩子，孩子不能专一地爱自己的娃娃玩具。如果孩子只爱一个娃娃，那么这个娃娃就有可能被烧毁。公社社员柯丽娜在回忆她儿时的一段经历时，这样写道：“与母亲分离了两个星期以后， 我忽然看见母亲从幼儿园附近的过道上走过，我哭叫着去追她。她知道我太小不懂事，如果她停下来亲我，就可能受到处分，又要多一个星期不能见面了。所以她想回避我，赶快躲进了一间屋子。但我跑得和她一样快，扑上去抱着她的双腿，哭着喊着要她别离开我。后来是幼儿园的‘阿妈’听见了哭喊声，跑过来硬把我抢走了。”母亲和父亲还不一样，孩子是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又经过一段时期的哺乳，硬要剥夺母 亲疼爱和管教自己子女的权利，这是任何一位母亲都难以忍受的。
所以节制自己的情感，对年轻人、对孩子、对母亲来说，都是违反天性的痛苦，也是不同寻常的考验，同时也是后期造成公社精神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当代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只有专属的热烈的成熟的爱，才有可能转化为伟大的博爱。用中国人的话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在集体成员之中，特别是在孩子的身上，一旦清除了各种形式的专属爱，结果便可能产生既无专属爱、又无博爱的潜在意识。这样对专属爱横加限制，反过来就可能破坏群体生活本身的基础，就像奥奈达公社后期所出现的情况那样。但在公社思想旺盛的时期，诺伊斯的这种违反天性的主张，仍然可以产生难以置信的力量。我们从一位妇女在后来含蓄地表达了自己这种意识的回忆中，可以看到这种成果、斗争和失败。她这样写道：“当‘忘年之交’授予我的那种神圣的、神秘的、难以理解的意识进入我的大脑时，我便失去了性的本能的感觉，这可能有些奇怪，但是真的。这里面有服从，有虔诚，还有一点说不清楚的心理。当激动与欢乐像奇迹般将我唤醒时，我立即陷入了一种不能自已的情感，而且确实感觉到我已被对方所爱。这时候，我只有用祈祷，特别真诚的祈祷，将一切埋在心里，使自己不要由于这种意外的情感受到良心的谴责和别人的批评。”她继续写道：“由此，大家都认为我是一个多么庄重的‘小家伙’。事实上我相信公社里所有的妇女都是诚心诚意的，我的意思是她们都在努力克制自己的情感和欲望，也就是皈依圣灵，克服私心杂念。更令人惊异的是，男人们相互之间也表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无私精神以及摆脱了对性欲情欲的独占的这种天性。我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迈伦是在我们之中受到敬重的男子，也是公社领导人之一。有一次他和我共同回忆往事的时候，说了这样一段经历：他年轻时从内心里拼命追求一个女子，但他又作为一个‘第三者’把这个女子介绍给另一个男子。他和这个男子在运动场上是竞争的对手，在‘情场上’也是竞争的对手，但他们之间毫无敌意。我也确信，像迈伦这样的经历在公社中并非例外。”
靠自觉来节制生育不能百分之百地奏效。划船时离瀑布太近，偶尔就有可能掉进下面的湍滩。令人惊奇的是，男性节育进行得不错，未经批准的生育数量并不很多。这样控制生育整整二十载。到1869年公社已经富裕的时候，诺伊斯计划已久的优生优育的理论付诸实践了。他认为羊经过改良，可以变成肉肥毛丰的良种，人经过有选择的配偶，也可以生出更健壮更聪明的孩子。于是，他和一个特别委员会挑选了 一批在智力、身体、遗传等方面比较优越的男女，作为可以生殖后代的父母。十年间，这批父母们一共生 了58个孩子（全公社总共生了104个孩子）。孩子从小就离开父母，生活在“儿童之家”，每星期可 以见父母一次或两次。公社挑选了一批优秀的保教员，精心地负责抚育和教育这些孩子。孩子们称保教员 为“阿妈”、“阿爸”，过着没有溺爱或歧视，而是健康、快乐和幸福的生活。后来，这些孩子虽然不是像诺伊斯所希望的，都是天才，但在健康、精力和智慧方面一般属于中上水平。他们中很多人以后都成为 这个集体和美国社会中的骨干。掘开“墓地”，最后埋葬这个公社的，也是这批人。 这段故事使我想起来，正如范德娃所说的，就像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信奉毛泽东一样，精神的力量是伟大的。现在回忆70年代的中国，那是多么荒唐的日子。人人“早请示”，“晚汇报”；毛主席发表了什么“最高指示”，全国人民都要敲锣打鼓，游行庆祝；上至总理，下至巡逻战士，手里都捧着一本“红宝书”，处处、事事、 时时都以“毛主席语录”为圣经；甚至有人把巨大的毛主席纪念章，血淋淋地别在自己的肉体上。成千上万的青少年昨天还在学习雷锋，学习张思德，学习白求恩，今天竟成群结伙地打、砸、抢，毁坏文化古迹 ，用皮带把自己的老师抽死，因为这是“造反有理”，是“革命的行动”，我的发妻就是这场浩劫中的一 个牺牲品，文化大革命中被她的学生活活打死。把这两件事比喻在一起，毛泽东的崇拜者会认为我玷污了毛泽东，诺伊斯的崇拜者也会认为我玷污了诺伊斯。其实，我只是想说明一个问题：正如人类不能破坏自然规律一样，也不能破坏社会规律。主观的东西能取得一时的成效，甚至是出人意料的轰轰烈烈的成效， 但终归要失败。所以，奥奈达公社的失败，主要不是由于“后继无人”和“外部压力”，主要是由于
诺伊 斯的哲学和婚配观点违背了客观规律。同时还要声明一点，我们在议论诺伊斯的主观主义的时候，也并不意味着公有制社会的观念必须反对，人类的未来要通过历史的实践。
这个建设了三十年的共产主义大厦，是何时出现裂缝，最后导致倾覆的，现在已经说不清楚了。有位老年社员在回忆录中写道，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些年轻的“思想家”对上帝、教义和我们的伦理道德，都产生了怀疑，很可能一部分是由于他们的大学生活，一部分是从书本中传来，更明显的是1850年至1854年的进化论，冲击了我们这块小天地。当不满的情绪蔓延开来，年老有病的诺伊斯已无法驾驭这批年轻人的时候，惊恐便开始降临到公社的老年社员的头上。诺伊斯考虑接班人的时候，曾把希望寄托在他儿子西奥多的身上。没想到西奥多也公开宣布背叛父亲的信仰。
可怕的分裂终于开始了，对许多社员来说，这是一场恶梦。在一次公社大会上，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公开争吵，不满公社的人都坐在走廊里，公开地藐视、指责和反对忠于公社的领导成员。
这个社员继续回忆道：好像一切都变了，长时间我紧闭着自己的眼睛，祷告上帝，觉得我们应该更紧密地团结在诺伊斯的周围，帮助公社渡过难关。但事情是朝着我们愿望相反的方向发展。这伙年轻人正在酝酿赶走诺伊斯，并向法院告他，甚至要聚众揍他。情势十分危急的时候，诺伊斯6月22日下午得到了这个消息，天夜里带着两个亲信就仓惶逃走了，一直逃到加拿大的尼亚加拉瀑布城。我们听到诺伊斯出走的消息，都哭了，哭得很伤心。而不喜欢诺伊斯的人却很高兴。公社陷于破裂、混乱和争吵不休之中。
过些日子，诺伊斯通过迈伦，把他的下落秘密通知了我们。弥漫在我们头上的乌云，好像又消失了。 诺伊斯虽然走了，但他仍然关心公社，关心大家。诺伊斯仍然和我们同在。迈伦成了他的信使，传来了他的一个又一个的建议。迈伦很有能力，把热爱诺伊斯的人和反对诺伊斯的人团结起来，组成了一个新的管理机构，把局面稳定下来。事情逐步朝着和平解决的方向发展，反对诺伊斯的人态度也缓和了。特别是诺伊斯8月20日的来信，建议停止群婚的实践，获得了一致的赞成。在8月26日或者是8月28日，公社正式决定恢复传统的婚姻制度，放弃了细心建立了三十年的群婚制，虽然仍有很多人认为这种方式更高级、更理想、更有助于消除私心。诺伊斯在信中同时告诫大家，什么是应该坚持的：“我们要和现在一样 ，将我们的财产，包括工厂和商业保持公有；我们要和现在一样，共同生活在公共的房屋里，在公共的餐 桌上用餐，在‘儿童之家’共同抚育孩子；我们要和现在一样，每天举行晚会，保持一切促进道德和精神文明的传统方式。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用英雄的集体主义的精神鼓舞着我们过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共产主义生活。”
由此可见，诺伊斯始终是一个有信念，有理想，并善于坚持和修正自己原则的人。以后，他和奥奈达公社一直保持着联系，但再也没有回去。1886年死于加拿大。他的遗体仍然迁运回来，和早期的公社社员一起安葬在奥奈达公墓。他留下的著作有《圣经共产主义》(1848)、《美国社会主义史》(1870)、《科学的生育》(1873)等。
三十多年的时间不长，奥奈达公社对人类的婚姻史做了一次人工的试验。证明了群婚制只适应于生产力极端落后的社会(也许还包括未来极为发达的社会)，并不能在任何历史时期都可以存在。人类可以发挥 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但不能超越客观规律。诺伊斯依仗自己的精神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某种理想，其失败是注定了的。从这一个侧面也说明了：美国的伟大，就在于她有很大容量，向世界和世界的一切敞开大门 ，无论怎么乱哄哄的东西也放它进来，允许做这样那样的试验，不随便施加法律、行政、道德的干预。就在奥奈达公社的前前后后，美国就出现过五花八门的社会组织，如印第安纳州的“新和谐”，马萨诸塞州 的“布鲁克农场”，宾夕法尼亚州的“宾夕法尼亚方阵”，长岛的“新时代村”，艾奥瓦州的“阿马纳侨 民村”，以及分布在几个州的“伊卡里安社会”等等。
某种社会变革在别的国家可能闹得天翻地覆，在美国却消化得了。在竞争和民主的过程中，合理的事物自会成长；不合理的事物就自己消亡。表面看来，美国总处在这种不讲传统、常规和秩序，把各种体制 弄得颠来倒去的过程中，也许这种貌似动乱的现象，正是美国基本动力之所在。我说过原始自然林优越于人工林，可能就包含这个道理，因为大自然的容量比人类的容量更大，大得无比。在自然界，任何生命都有生存和变异的权利。至于它能不能生存，是优势种，还是被淘汰，主要决定于它的适应和竞争的能力； 而不是上帝喜欢谁，不喜欢谁，更不能由人来任意主宰。原始、自然林和人工林的主要不同，就在于它在 排除人为干扰的自然状态下，在长期的历史的过程中，总是通过物种的多样性和遗传的变异性，向着森林 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最优化演替，因而形成了最丰富的物种、最高的生物量和最强的抗灾能力。如果这个比喻有几分道理的话，那就是美国不太搞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吃饭、穿衣、说话的“人工化”。而我们 ，不是经历过这样的历史吧，吃大锅饭，穿灰布衣，唱样板戏，跳忠字舞，看一个面孔的报纸，举“一致通过”的手，搞言不由衷的批评、揭发、检举和交代。这种“人工林”已被历史证明了是愚昧，是落后，是人类的自我摧残，是社会的倒退。
“大房子”这种试验，他们想建立一个没有私产、没有家庭、没有私欲的理想虽然失败了，但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应该结成终生至交，要和睦相处，要互相帮助，要关心公共福利，要鄙弃私心杂念的伦理道德观念，却在它的百姓后裔中流传开来。包括从马霞的身上，似乎也看到了这种不同寻常的素质。“大房子”的后裔怀念这个地方，不远千里来这里访问，留下各种各样的纪念品。所以这里专辟了一个来自世界 各地纪念品的陈列室。很多人的骨灰也迁葬在这里。我和马霞还特地去拜谒了她祖母、父亲、母亲和两个姐姐的坟茔。“大房子”也很怀念她的后裔们，至今还在出版书，出版杂志，通过多种方式和各地后裔保持着亲切的联系。我和马霞在中国结婚的消息，就曾刊载在“大房子”出版的《奥奈达公社通讯》上。(1996年又以整版刊登了马霞逝世的讣告。)
后来查阅了这个“大房子”的家谱，马霞的曾祖母带着她的两个孩子，即马霞的伯祖父和祖父，1855年10月16日从英国威尔特郡来到这里，加入了奥奈达公社。她伯祖父加入公社时，刚14岁。在公社里当过木匠，同时也是合唱团的团员。1872年，他是公社选送耶鲁大学学习的十三名青年之一。 学了两年建筑学，又在纽黑文的一家公司实习了8个月，1875年获得了建筑师的称号。回到公社后， 和玛莎生了公社第88个孩子。公社解体后，他和玛莎正式结了婚，领养了这个“公社孩子”。后来他们迁居到加利福尼亚．又生了另一个孩子。马霞的祖父加入公社的时候，刚6岁。成年后在公社从事工业劳动，后来当外勤推销员。他35岁时才和19岁的布利思结婚，生了两个男孩。大孩子就是马霞的父亲。 奶奶是个聪明、能干、会讲故事的人。他们的朋友旅游过中国，带回来很多瓷器和中国古老的故事，这给童年的马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马霞愿意放弃高工资、高文化的纽约生活，来到贫穷、落后、难以理解的事太多的中国，而且一干就是十多年，虽然她从未提到过，我想和“大房子”的影响恐怕不无潜在的联系吧。
现在这栋房子也没有空着，而是作为公社后裔中鳏寡者的安身之所。虽然改为分散的小家小户，但限于原来房屋的设计，仍不能举火做饭，必需吃公共食堂。这对老人来说，实际是一种福利。不用做饭，房 租、伙食都很便宜，而且吃得好。我们和他们共同生活了两天，是自助餐的形式，主食、副食、甜食、饮 料、水果，一应俱全，想吃什么，就拿什么，想吃多少，就拿多少，还真有点“各取所需”的意思。(现在中国人不敢说“各取所需”，而改说为“按需分配”， 其实这都是反映了中国人的现实和思想，意思 似乎是到了共产主义，也还得领导“批条
子”。) 他们仍然有公共的图书馆、休息室、娱乐厅，好像还和一百多年前的生活一样。
和老人共餐的时候，我问他们：“在这里度过晚年，在美国这恐怕是最好的地方吧？”
许多人点头。也有位老太太说：“全世界都一样，老人有钱就好过，没钱就不好过。”
我告诉她，不完全这样：“在中国，很多老年人是跟儿女们过，如果儿女好，没钱也幸福；如果儿女不好，有钱也不幸福。”
一位来自芬兰的工程师说：“在芬兰社会福利高，穷人、老人社会都给很大帮助，都生活得不错。”……
总之，老年人喜欢这个地方，生活方便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大家和睦相处，互相照应，保留着 “共产主义”的遗风。
第二天还访问了附近一个公司的工厂，这是我们访问欧美以来，第一次参观工厂。因为这个工厂是奥奈达公社的遗产，是当时“共产主义”的组成部分，而且这个公司现在仍然叫做奥奈达股份公司。马霞在 这个公司工作过，现在还有这个公司的股份。这个工厂主要生产各种餐具。产品看似简单，但从投料到出成品，要经过六十道工序。这几个月我尽看外国人如何玩，汽车、火车、飞机、骑马、快艇，应有尽有； 还没看过他们如何劳动。我在中国的工厂生活过八年，相比之下，美国的工人可没那么松松垮垮，有的工序相当紧张，就像耍杂技一样，看得我眼花撩乱。他们每小时工资过去是6美元，现在是8－10美元。也许就是这种生产的社会化导致人们反对占有的私有化，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因此就产生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也包括“大房子”这种传奇式的社会主义。据近年的报刊报道，在加拿大、丹麦、日本等地也出现了类似的社会主义模式。偶翻历史，发现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山东等地，也出现过“耶稣家庭”的教会社团。孙中山先生曾引用一句外国成语：“社会主义有57种，不知哪一种是真的。”也许都不是真的，但都含有真理的价值。因为不管社会风云如何变幻，公有制终究是人类一种美好的憧憬和追求。
参观了“大房子”以后，我不禁叹曰：嗟夫！想不到在我的家里，出现了两个共产主义实验的模式。 一个是马霞的这个老家，彻底地共产共妻。这个实验没有流血，没有牺牲，社会不干预它，它也不危害社 会。合则留，不合则去，自生自灭。虽告失败，却留下了一段传奇式的故事和一笔丰富的、至今还在利用与探讨的物质与精神遗产。另一个是我的家，是一个包括苏联、东欧、中国等在内的巨大规模的实验……这个实验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中包括我自己，也经受了家破人亡的痛苦。身世，国家，天下，经历了 五十八年的坎坷岁月，今天幸得从井底跳出来，见见世面，我才深深感到，好像是做了一场恶梦。
如前面所说，自然有自然的规律，社会有社会的规律。顺规律者福，逆规律者祸。破坏自然的规律， 会遭到自然的报复，破坏社会的规律，同样会遭到社会的报复。历史的一切，是得是失，是成是败，是好是坏，是祸是福，都是经验，都是人类的财富。作为一个身负中华民族历史痛苦的知识分子，我不幸生活在中国，又幸而生活在中国，有机会经历了这场伟大的试验。我不叹息，不悔恨，不怨天尤人，不诅咒过去。我们的经历，既是牺牲，也是财富。唯一的愿望是：既然交了学费，就应当学点东西，跨前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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