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奈达公社”：大房子的故事

   马霞的老家离纽约大约三百公里，是她的好友乔伊斯开车陪同我们去的。这次“探亲”，是我向往已久的事。因为马霞经常提到这个老家，它在美国相当有名，1966年已划为国家历史名胜地，出版过几本书 ，报刊也不断发表介绍和探讨的文章，《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还有一个专门的条目。大家习惯把老家叫做“大房子”，不错，是一栋维多利亚时代的哥特式的三层大楼房。高耸的塔楼，红色的砖墙挂毯似的爬山虎，苍劲的鹅掌楸，绿色的草坪，经历了一百五十年的历史，显得更加古朴而神秘。

   “大房子”像等待亲人一样地欢迎我们的到来，为我们准备了一个讲究的套间，门上早已插好了我们的姓名卡：Marcia B. Marks and Tang Xiyang， 食堂为迎接中国客人专门做了米饭。住在这里的老头老太太 ，大都是马霞的亲戚和幼年时的同学与朋友，纷纷前来问讯。有四位老人拿来《Living Treasures》要我题词。 我就用中文写了唐代王勃的两句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图书馆也买了一本，还把书的套封挂在墙上，旁边注明：“这本书是马霞的丈夫写的。”也拿来要我题词。我更是亲切地写着：“我们回到老家来了。”大家看到这几句话的译文， 都非常高兴。许多老人对我说：“我很喜欢你的书。”我以为这是客套话，但当十二岁的老太太 Dorothy Ackley 问我书中细节的时候，我真是感动极了。想不到我的书远渡重洋，和异国的老家发生了如此密切的关系。

    我对“大房子”发生浓厚的兴趣，还不只是因为它是我妻子的老家，而主要是这里曾经发生过一段传奇式的历史，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试行过一段空想的社会主义的生活，而且他们做得很彻底，是真正的“共产共妻”。所以当时这个老家的称叫作 The Oneida Community ，可以译作“奥奈达公社”，也称尽善派或是经共产主义派。“奥奈达”是印第安人留下的名字，这个地区过去和现在都住有印第安人。“公社”、“ 尽善派”、“共产主义”的含义，就不用解释了。自从1516年英国的社会思想家托马斯·莫尔用自己的 鲜血和生命写出一本名叫《乌托邦》的著作以后，公有制的理想社会就成为人类不断探索和追求的目标，特别是到了19世纪，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已是一个很时髦的名词。中国的康有为也提出了类的思想，他在《大同书》中主张男女同居不得超过一年，只有消灭了家庭，才有可能消灭私有财产。在西方，许多人正纷纷建立自己的学说和大胆地付诸实践，在基督教内也产生了这种流派。奥奈达公社就是其中一个很有特色的流派。他们信奉上帝，相信一切人都是好人，只是私欲使人堕落，所以他们要建立一个没有私产、没有家庭、 没有私欲的社会。他们的口号是：不再堕落，不再悔恨，调整自己的生活，铲除万恶之最——自私自利。

    他们不仅拥有巨大的农场和工厂，而且不断扩建了与这种生活制度相适应的“大房子”。一切公共设施 都非常宽敞而讲究；位于二楼的大厅长42米，宽52米，高6米，三面有走廊，都面对着一个大舞台。社员们每天晚上都集会在这里，或者在这里欣赏戏剧演出、音乐会和演讲会。这里的餐厅足够容纳公社的全体成员。这里的图书馆拥有丰富的图书报刊以及自己的出版物。南翼的儿童之家更是逐渐扩大为七间厅屋，其中包括寝室、学习室、游乐室和室内运动室。与此相反，每个人的卧室却非常小，小到只适宜于在里面睡觉 。这种建筑设计正体现了公社代替家庭、集体主义优先于个人意志的19世纪后期的乌托邦思想。

    这个怎样建立和维护在一起的呢？ 领着我们参观“大房子”的管理人范德娃告诉我们，主要靠两条： 一是大家很崇拜领导人，好像他是“耶稣第二”。她笑着对我说：“就像你们听毛泽东的话一样。”再是开展严历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允许私有观念的存在。

    确实，这个公社的创建和存在，前前后后都和领导人约翰·诺伊斯 (John H.Noyes)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诺伊斯出身于富商，是一个思想活跃，有实干精神，很有吸引力的人。他在13岁的时候，听到著名的 社会主义活动家欧文的一次惊的讲演，在幼小的心灵上就种上了铲除利己主义、谋求集体幸福生活的种子。他在大学学了一年的法律，1831年是个宗教复活、炽热的年头，他改变了主意，想当牧师，便进了神学院。1833年当他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便被授予了布道的权利。不久就遇到了麻烦，因为1834年2 月20日他公开宣布了“至善主义”的信念。所谓至善主义，就是通过信奉基督和坚定自己的意志，可以摆脱世间的罪恶，进入至善的境界。他的学说被视为异端，不符合正统的教义，所以他不但未被授予神职，而且被勒令退学。这丝毫没有动摇他的信念，他奔波于美国东北部的英格兰和纽约州，用布道、出版书刊和创建公社的实践，来宣扬他的主张。其实他的思想并非独创，在他之前的卫理公会的教徒中，就宣传至善论的教义。卫理公会的创始人约翰·卫斯理就认为圣灵有使人信仰及改造生活的力量，所以他强调基督徒要坚持 《圣经》启示的权威，要追求圣洁、完美的生活，只有将纯真的信仰和虔诚的生活结合起来，才能获救。诺伊斯吸取了来自社会和宗教两方面的改革思想。欧文在印第安纳州建立的以纯理性原则为基础的“新和谐”公社，只经历了两年半就失败了，在欧文看来是因为人的本性基础弱。诺伊斯决心要建立一个更完美的公社 ，不仅要以纯理性为基础，而且要以信仰上帝为基础。他认为上帝是人类一切进步的精神支柱，公社的完美 必须要求信仰和理性的相互补充。所以他做得更彻底，最突出的实践是反对现行的家庭制度，主张群婚制。在公社范围内，每个女子以所有的男子为夫，每个男子以所有的女子为妻，实现男女平等、公社所有、追求至善的理想。他和妻子哈丽特吸引了部分亲友和信徒，于1845年在自己的家乡佛蒙特州帕特尼，建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公社。不到两年，他们实践群婚的做法传扬开去，被指控为犯有通奸的行为。他们呆不下去了，1847年迁到纽约州，1848年2月1日正式建立了这个奥奈达公社。也算是历史的偶合，刚好是这一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了著名的《共产党宣言》。

    最初是60多人。创业是艰难的，生活是贫困的。大家都干着自己从来没有干过的活，烧砖，伐木，盖房子，种地，但这个既新又大的“家”，鼓舞着每个成员。劳动不再是单调乏味，苦不堪言，而是一种实现 共同理想的“激动人心的欢悦和消遣”。大家齐心协力，不分白天黑夜地苦干了一年，“大房子”终于初具规模了。他们考虑到光是种地，富裕不了生活，又开始学会了经营工厂和商业，搞自产自销。开始是把水果和蔬菜制成罐头，后来制造捕野兽的夹子、链条、旅行袋、草帽以及缝纫的丝线，后来又学会了打制银质的 餐具。这些产品看来并不精密，但他们从未做过，一无所知，只是凭着一种对理想生活的追求，一种“尽善论”精神在劳动的体现。结果，他们的产品物美价廉，有的成了国内的名牌产品，再加上经营道德上以诚实著称，在社会上具有很大的竞争力。因此他们赚了很多的钱，集体生活越来越富，加入公社的人越来越多， 最后发展到300多人。

    他们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共同娱乐。工作不分贵贱，不论是工厂的主管，还是在厨房打下手，都受到同样的尊重。也不固定在一个工作岗位上，大家每月轮流到工厂、农场劳动或做服务工作。业余的文化生活是丰富的，学文化，学知识，科学，受到了普遍的关注。从公社成立的那天起，他们就创办了一份宣扬他们哲学和生活的周刊，一直到公社解体。他们还创办了许多业余、农闲、工闲(如季节性生产的罐头工厂)的学习班。1866年公社设立了十五个成人班，其中开有代数、希腊文、希伯来文、速记等课程，这可能是美国最早的成人教育。所以这些主要出身于农民和手工艺人的普通美国人，后来都具备有较好的文化素质和多方面的技能。公社期间，他们留下了大约1600份文字资料，现在已经辑成目录，是研究这个公社历史的重要文献。虽然他们的思想、生活、制度、宗旨和外界大不相同，但他们并不想和世界隔绝，而是多方了解世界，与外界的艺术、文学、历史、政治、科学息息相通。即使是最困难的时候，公社也订阅了许多报纸和杂志。后来经济情况改善了，又公费派遣年轻人外出学习。他们还设置接待室，印制参观指南，准备价格合理的客餐，以迎接络绎不绝的来访者。世界是好的，要热爱世界，这是诺伊斯积极改革世界的出发点。如果认为世界很坏，就会导致集体的冷漠和退隐。因此奥奈达公社的态度，对美国的生活来说，是一种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因素。

     那时候，孩子有“儿童之家”，吃饭有公共食堂，业余有共同的精神生活，没有游手好闲的人。一切都社会化了，人的私心又少，所以大家都很齐心，做什么就想做到尽善尽美，所以创造发明也多。男人们不习惯繁琐的家务劳动，就在洗衣和厨房里搞机械化和自动化，他们使用的洗衣机、洗碗机、洗菜机以及瓜果削皮机等，比普通的美国家庭差不多要早四十年。有位老太太把各种颜色的破布条，编织成各种画毯 ，就成为这里的一绝。我们居住在北京的卧室里，就挂着一张她的作品的印制品。在“大房子”里，我们还参观了一个陈列室，里面有当时的出版物、生产工具、产品以及生活用品。他们的服装也有特点，妇女们都留着短发，穿着短裙里面套着宽大的长裤。这身打扮常被周围邻居们评头品足，其实并不是她们要标新立异，而只是意味着她们还在维多利亚时代，就已经过着男女真正平等的劳动生活。

    诺伊斯很有聪明才智，在公社内享有很高的威信。他从来不训斥人，不搞行政命令，总是父亲般地规劝和诱导大家追随自己的思想，使大家宁愿放弃自己的财产，放弃传统的观念和习惯的生活，追求一种圣灵的尽善的理想境界。诺伊斯几乎统管着公社的一切，包括社员的工作、娱乐、教育、宗教仪式、两性生活和生儿育女。社员们也把诺伊斯看作精神上的父亲，绝对相信他的智慧就是上帝的先知所在。宗教和迷信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一种无形的但是强大的物质力量。社员越来越多以后，以诺伊斯为中心又形成了一个领导核心，即负责处理各种事物的委员会。他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每天都举行晚会。8点钟，大家聚集在大厅里，妇女们手里还做着针线活。诺伊斯和读报员、读信员等坐在点着亮灯的大桌旁。 开始是在风琴的伴奏下，合唱赞美诗。然后读自己出版的周刊和日报上的新闻，内容很广泛，包括对奥奈达公社进行歪曲和离奇的报道。他们不计较别人的误解和非难，对自己的生活充满信心。经常和他们接触的邻居们对他们非常友好，公开宣扬他们诚实、善良、正派，拒绝参与对他们的谴责。接着读国内外的来信，大家最感兴趣的是要求加入公社的来信。接着下来是开批评会，或者叫做“治病”会，对一切违反教义的行为和思想，进行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对诸如逃避工作，粗暴侵犯别人，对子女表现过分的占有欲，对异性表现特殊的爱情，以及虚夸、嫉妒、贪婪等等，进行严厉的、毫不留情面的、直到纠正为止的批评。这对坚信上帝和集体信念的人来说，是“治病救人”，是解脱罪恶，是进入尽善境界的阶梯；而对经不起考验的社员来说，简直是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公社正是依靠这一条，才保证了思想上的一致性和组织上的严密性。晚会的最后是“家庭演讲”，经常是诺伊斯讲话。他很有口才，很有魅力。他讲话不是很快，也没有演说家的做作，但有坚定的信念，有惊人的洞察力，言谈中充满着自己的情感、阅历和经验 。所以“家庭演讲”成为联系全体成员的一条精神纽带。正如公社有的社员后来这样回忆：“可以说，这些讲演成了我们公社的脉搏、呼吸和生命。”

    当然，他们最富有传奇色彩的生活，是婚姻方式。我问范德娃：“诺伊斯要冲击人类的婚姻制度，是非常大胆的。他的指导思想是什么？” 

    她回答：“他主张要摒弃一切自私观念，包括妻子、丈夫、孩子，都不是私有的。诺伊斯认为，没有 宗教，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而群婚制可以消除自私自利之心，并确保尽善派理想的实现。”

    我又问：“这样，那孩子是不是只有母亲，没有父亲呢？”

    她没有正面回答，只是笑着说：“现在不是也有很多孩子只有母亲，没有父亲或者没有真正的父亲吗？”她接着说：“孩子一般是有父亲的。如果确实没有明的父亲，长到7岁以后，可以从公社男性中挑选一个父亲。”我又继续问：“这种婚姻方式很容易受到两方面的冲击：一是个别人不是出于宗教信仰和对这种理想社会的追求，而是出于玩弄异性；再是爱情毕竟是‘自私’的，有些人总希望只爱一个人，或 者只被一个人爱。 范德娃说：“心怀异端的人很容易被识破。这里领导管理很严，批评的制度也很严，这样的人如果不转变，很难生活在这个集体里。爱情问题确实这样，不少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我的曾祖父就只爱我的曾祖母。他们两人老在一块儿，所以老挨批评。他们忍受不了这种痛苦，最后只好离开了‘大房子’。”

    我继续问道：“这是不是这个公社解体的原因呢？”

    范德娃回答说：“这是原因之一。诺伊斯老了，耳朵听不见，嗓子又坏了，说不出话，作为神授人物的形象，他是日见逊色了。再一个重要原因是，外出学习的年轻人接触了社会，接触了外界的思潮，对这 种宗教意识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怀疑，反感，乃至于反对。所以这段生活只存在了32年。”

    群婚制是奥奈达公社的一个特点，也是现在人们研究和探讨的一个焦点。后来我们也翻阅了这个公社 一些有关的历史记载，才知道他们两性生活的实际情况，和我们的想像有很大距离。局外人，包括当时的左邻右舍和现在的我，很容易认为他们这是滥爱，是乱来，是纵欲主义。实际情况刚好相反，一般说来， 他们采用的是节欲，节情，节制生育的办法。这一方面是出于他们的教义，另方面是在创业的艰难阶段， 又不懂得避孕的情况下，公社无法供养一大群无计划生育的孩子。为了做到这一点，公社通过教育、诱导和安排，对社员之间的性生活，作了细心的不同寻常的调整。

    诺伊斯自己在结婚的头六年里，就让妻子打过五次胎，只留下了一个孩子。因此他深感男性有节欲的必要。他比喻这是在瀑布的前沿划船，稍有不慎就有翻下瀑布的危险。公社的格言是：“我们最喜欢的声音是音乐，我们最崇高的爱情是上帝。”这种思想可以培育大公无私的品德，又有助于建立男性节欲的意识。男女交媾似乎超脱了私情，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是圣灵和肉体的结合，它比握手、接吻、还要真挚， 是一种个人的又非个人的、纯真的、神圣的、无拘无束的激情。诺伊斯甚至引伸说：“通过性交男女双方情爱能量的交融，是宇宙间创造万物的一种表现。”为了把这种意境秘授给所有的社员，特别是精力旺盛 而又意志脆弱的年轻人，他还创行了一种特别的做法， 原文写作 “ ascending ” and “ descending ”fellowship ，勉强可以译为“升华之交”或“忘年之交”。 就是提倡年长妇女和男性青年、年长男子和女性青年之间的结合，反对年龄相近的青年男女之间的往来。这样把性功能衰弱的一方和性功能旺盛的另 一方结合在一起，就可以把群婚制所释放出来的非凡的性能量“装在一个特殊的容器之中”，培育了节欲的观念，减少了受孕的机会；更重要的是通过不同年龄组的结合，由上辈人向下辈人灌输耶稣第一的教义和爱的博大含义，使年轻人学会抑制自己的情感，把对一个小家庭的忠诚扩展到对公社的忠诚，对上帝的忠诚。 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公社内男性成员一般都有节欲和尊重别人的信念。在两性关系上，男女都不直接向对方提出要求。通常是男性主动，认为自己的要求有可能受到欢迎的话，便鼓起勇气请求第三者( 委员会选出的特定的老年人)安排一个约会。女方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

    性生活的另一个限制，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提倡对上帝的和公共的博爱，反对专属的、单一的、自私的爱情。如果在性生活中坠入情网，特别是产生了难以自拔的、只和一个对象接触的“排外爱情”，便 被告诫误入了歧途，要受到内心的和外在的谴责，甚至会受到相互隔离的处分。这种限制甚至扩展到母亲不能专一地爱自己的孩子，孩子不能专一地爱自己的娃娃玩具。如果孩子只爱一个娃娃，那么这个娃娃就有可能被烧毁。公社社员柯丽娜在回忆她儿时的一段经历时，这样写道：“与母亲分离了两个星期以后， 我忽然看见母亲从幼儿园附近的过道上走过，我哭叫着去追她。她知道我太小不懂事，如果她停下来亲我，就可能受到处分，又要多一个星期不能见面了。所以她想回避我，赶快躲进了一间屋子。但我跑得和她一样快，扑上去抱着她的双腿，哭着喊着要她别离开我。后来是幼儿园的‘阿妈’听见了哭喊声，跑过来硬把我抢走了。”母亲和父亲还不一样，孩子是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又经过一段时期的哺乳，硬要剥夺母 亲疼爱和管教自己子女的权利，这是任何一位母亲都难以忍受的。

    所以节制自己的情感，对年轻人、对孩子、对母亲来说，都是违反天性的痛苦，也是不同寻常的考验，同时也是后期造成公社精神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当代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只有专属的热烈的成熟的爱，才有可能转化为伟大的博爱。用中国人的话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在集体成员之中，特别是在孩子的身上，一旦清除了各种形式的专属爱，结果便可能产生既无专属爱、又无博爱的潜在意识。这样对专属爱横加限制，反过来就可能破坏群体生活本身的基础，就像奥奈达公社后期所出现的情况那样。但在公社思想旺盛的时期，诺伊斯的这种违反天性的主张，仍然可以产生难以置信的力量。我们从一位妇女在后来含蓄地表达了自己这种意识的回忆中，可以看到这种成果、斗争和失败。她这样写道：“当‘忘年之交’授予我的那种神圣的、神秘的、难以理解的意识进入我的大脑时，我便失去了性的本能的感觉，这可能有些奇怪，但是真的。这里面有服从，有虔诚，还有一点说不清楚的心理。当激动与欢乐像奇迹般将我唤醒时，我立即陷入了一种不能自已的情感，而且确实感觉到我已被对方所爱。这时候，我只有用祈祷，特别真诚的祈祷，将一切埋在心里，使自己不要由于这种意外的情感受到良心的谴责和别人的批评。”她继续写道：“由此，大家都认为我是一个多么庄重的‘小家伙’。事实上我相信公社里所有的妇女都是诚心诚意的，我的意思是她们都在努力克制自己的情感和欲望，也就是皈依圣灵，克服私心杂念。更令人惊异的是，男人们相互之间也表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无私精神以及摆脱了对性欲情欲的独占的这种天性。我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迈伦是在我们之中受到敬重的男子，也是公社领导人之一。有一次他和我共同回忆往事的时候，说了这样一段经历：他年轻时从内心里拼命追求一个女子，但他又作为一个‘第三者’把这个女子介绍给另一个男子。他和这个男子在运动场上是竞争的对手，在‘情场上’也是竞争的对手，但他们之间毫无敌意。我也确信，像迈伦这样的经历在公社中并非例外。”

    靠自觉来节制生育不能百分之百地奏效。划船时离瀑布太近，偶尔就有可能掉进下面的湍滩。令人惊奇的是，男性节育进行得不错，未经批准的生育数量并不很多。这样控制生育整整二十载。到1869年公社已经富裕的时候，诺伊斯计划已久的优生优育的理论付诸实践了。他认为羊经过改良，可以变成肉肥毛丰的良种，人经过有选择的配偶，也可以生出更健壮更聪明的孩子。于是，他和一个特别委员会挑选了 一批在智力、身体、遗传等方面比较优越的男女，作为可以生殖后代的父母。十年间，这批父母们一共生 了58个孩子（全公社总共生了104个孩子）。孩子从小就离开父母，生活在“儿童之家”，每星期可 以见父母一次或两次。公社挑选了一批优秀的保教员，精心地负责抚育和教育这些孩子。孩子们称保教员 为“阿妈”、“阿爸”，过着没有溺爱或歧视，而是健康、快乐和幸福的生活。后来，这些孩子虽然不是像诺伊斯所希望的，都是天才，但在健康、精力和智慧方面一般属于中上水平。他们中很多人以后都成为 这个集体和美国社会中的骨干。掘开“墓地”，最后埋葬这个公社的，也是这批人。 这段故事使我想起来，正如范德娃所说的，就像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信奉毛泽东一样，精神的力量是伟大的。现在回忆70年代的中国，那是多么荒唐的日子。人人“早请示”，“晚汇报”；毛主席发表了什么“最高指示”，全国人民都要敲锣打鼓，游行庆祝；上至总理，下至巡逻战士，手里都捧着一本“红宝书”，处处、事事、 时时都以“毛主席语录”为圣经；甚至有人把巨大的毛主席纪念章，血淋淋地别在自己的肉体上。成千上万的青少年昨天还在学习雷锋，学习张思德，学习白求恩，今天竟成群结伙地打、砸、抢，毁坏文化古迹 ，用皮带把自己的老师抽死，因为这是“造反有理”，是“革命的行动”，我的发妻就是这场浩劫中的一 个牺牲品，文化大革命中被她的学生活活打死。把这两件事比喻在一起，毛泽东的崇拜者会认为我玷污了毛泽东，诺伊斯的崇拜者也会认为我玷污了诺伊斯。其实，我只是想说明一个问题：正如人类不能破坏自然规律一样，也不能破坏社会规律。主观的东西能取得一时的成效，甚至是出人意料的轰轰烈烈的成效， 但终归要失败。所以，奥奈达公社的失败，主要不是由于“后继无人”和“外部压力”，主要是由于

诺伊 斯的哲学和婚配观点违背了客观规律。同时还要声明一点，我们在议论诺伊斯的主观主义的时候，也并不意味着公有制社会的观念必须反对，人类的未来要通过历史的实践。

    这个建设了三十年的共产主义大厦，是何时出现裂缝，最后导致倾覆的，现在已经说不清楚了。有位老年社员在回忆录中写道，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些年轻的“思想家”对上帝、教义和我们的伦理道德，都产生了怀疑，很可能一部分是由于他们的大学生活，一部分是从书本中传来，更明显的是1850年至1854年的进化论，冲击了我们这块小天地。当不满的情绪蔓延开来，年老有病的诺伊斯已无法驾驭这批年轻人的时候，惊恐便开始降临到公社的老年社员的头上。诺伊斯考虑接班人的时候，曾把希望寄托在他儿子西奥多的身上。没想到西奥多也公开宣布背叛父亲的信仰。

     可怕的分裂终于开始了，对许多社员来说，这是一场恶梦。在一次公社大会上，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公开争吵，不满公社的人都坐在走廊里，公开地藐视、指责和反对忠于公社的领导成员。

     这个社员继续回忆道：好像一切都变了，长时间我紧闭着自己的眼睛，祷告上帝，觉得我们应该更紧密地团结在诺伊斯的周围，帮助公社渡过难关。但事情是朝着我们愿望相反的方向发展。这伙年轻人正在酝酿赶走诺伊斯，并向法院告他，甚至要聚众揍他。情势十分危急的时候，诺伊斯6月22日下午得到了这个消息，天夜里带着两个亲信就仓惶逃走了，一直逃到加拿大的尼亚加拉瀑布城。我们听到诺伊斯出走的消息，都哭了，哭得很伤心。而不喜欢诺伊斯的人却很高兴。公社陷于破裂、混乱和争吵不休之中。

    过些日子，诺伊斯通过迈伦，把他的下落秘密通知了我们。弥漫在我们头上的乌云，好像又消失了。 诺伊斯虽然走了，但他仍然关心公社，关心大家。诺伊斯仍然和我们同在。迈伦成了他的信使，传来了他的一个又一个的建议。迈伦很有能力，把热爱诺伊斯的人和反对诺伊斯的人团结起来，组成了一个新的管理机构，把局面稳定下来。事情逐步朝着和平解决的方向发展，反对诺伊斯的人态度也缓和了。特别是诺伊斯8月20日的来信，建议停止群婚的实践，获得了一致的赞成。在8月26日或者是8月28日，公社正式决定恢复传统的婚姻制度，放弃了细心建立了三十年的群婚制，虽然仍有很多人认为这种方式更高级、更理想、更有助于消除私心。诺伊斯在信中同时告诫大家，什么是应该坚持的：“我们要和现在一样 ，将我们的财产，包括工厂和商业保持公有；我们要和现在一样，共同生活在公共的房屋里，在公共的餐 桌上用餐，在‘儿童之家’共同抚育孩子；我们要和现在一样，每天举行晚会，保持一切促进道德和精神文明的传统方式。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用英雄的集体主义的精神鼓舞着我们过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共产主义生活。”

    由此可见，诺伊斯始终是一个有信念，有理想，并善于坚持和修正自己原则的人。以后，他和奥奈达公社一直保持着联系，但再也没有回去。1886年死于加拿大。他的遗体仍然迁运回来，和早期的公社社员一起安葬在奥奈达公墓。他留下的著作有《圣经共产主义》(1848)、《美国社会主义史》(1870)、《科学的生育》(1873)等。

    三十多年的时间不长，奥奈达公社对人类的婚姻史做了一次人工的试验。证明了群婚制只适应于生产力极端落后的社会(也许还包括未来极为发达的社会)，并不能在任何历史时期都可以存在。人类可以发挥 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但不能超越客观规律。诺伊斯依仗自己的精神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某种理想，其失败是注定了的。从这一个侧面也说明了：美国的伟大，就在于她有很大容量，向世界和世界的一切敞开大门 ，无论怎么乱哄哄的东西也放它进来，允许做这样那样的试验，不随便施加法律、行政、道德的干预。就在奥奈达公社的前前后后，美国就出现过五花八门的社会组织，如印第安纳州的“新和谐”，马萨诸塞州 的“布鲁克农场”，宾夕法尼亚州的“宾夕法尼亚方阵”，长岛的“新时代村”，艾奥瓦州的“阿马纳侨 民村”，以及分布在几个州的“伊卡里安社会”等等。

    某种社会变革在别的国家可能闹得天翻地覆，在美国却消化得了。在竞争和民主的过程中，合理的事物自会成长；不合理的事物就自己消亡。表面看来，美国总处在这种不讲传统、常规和秩序，把各种体制 弄得颠来倒去的过程中，也许这种貌似动乱的现象，正是美国基本动力之所在。我说过原始自然林优越于人工林，可能就包含这个道理，因为大自然的容量比人类的容量更大，大得无比。在自然界，任何生命都有生存和变异的权利。至于它能不能生存，是优势种，还是被淘汰，主要决定于它的适应和竞争的能力； 而不是上帝喜欢谁，不喜欢谁，更不能由人来任意主宰。原始、自然林和人工林的主要不同，就在于它在 排除人为干扰的自然状态下，在长期的历史的过程中，总是通过物种的多样性和遗传的变异性，向着森林 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最优化演替，因而形成了最丰富的物种、最高的生物量和最强的抗灾能力。如果这个比喻有几分道理的话，那就是美国不太搞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吃饭、穿衣、说话的“人工化”。而我们 ，不是经历过这样的历史吧，吃大锅饭，穿灰布衣，唱样板戏，跳忠字舞，看一个面孔的报纸，举“一致通过”的手，搞言不由衷的批评、揭发、检举和交代。这种“人工林”已被历史证明了是愚昧，是落后，是人类的自我摧残，是社会的倒退。 

　　“大房子”这种试验，他们想建立一个没有私产、没有家庭、没有私欲的理想虽然失败了，但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应该结成终生至交，要和睦相处，要互相帮助，要关心公共福利，要鄙弃私心杂念的伦理道德观念，却在它的百姓后裔中流传开来。包括从马霞的身上，似乎也看到了这种不同寻常的素质。“大房子”的后裔怀念这个地方，不远千里来这里访问，留下各种各样的纪念品。所以这里专辟了一个来自世界 各地纪念品的陈列室。很多人的骨灰也迁葬在这里。我和马霞还特地去拜谒了她祖母、父亲、母亲和两个姐姐的坟茔。“大房子”也很怀念她的后裔们，至今还在出版书，出版杂志，通过多种方式和各地后裔保持着亲切的联系。我和马霞在中国结婚的消息，就曾刊载在“大房子”出版的《奥奈达公社通讯》上。(1996年又以整版刊登了马霞逝世的讣告。)

    后来查阅了这个“大房子”的家谱，马霞的曾祖母带着她的两个孩子，即马霞的伯祖父和祖父，1855年10月16日从英国威尔特郡来到这里，加入了奥奈达公社。她伯祖父加入公社时，刚14岁。在公社里当过木匠，同时也是合唱团的团员。1872年，他是公社选送耶鲁大学学习的十三名青年之一。 学了两年建筑学，又在纽黑文的一家公司实习了8个月，1875年获得了建筑师的称号。回到公社后， 和玛莎生了公社第88个孩子。公社解体后，他和玛莎正式结了婚，领养了这个“公社孩子”。后来他们迁居到加利福尼亚．又生了另一个孩子。马霞的祖父加入公社的时候，刚6岁。成年后在公社从事工业劳动，后来当外勤推销员。他35岁时才和19岁的布利思结婚，生了两个男孩。大孩子就是马霞的父亲。 奶奶是个聪明、能干、会讲故事的人。他们的朋友旅游过中国，带回来很多瓷器和中国古老的故事，这给童年的马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马霞愿意放弃高工资、高文化的纽约生活，来到贫穷、落后、难以理解的事太多的中国，而且一干就是十多年，虽然她从未提到过，我想和“大房子”的影响恐怕不无潜在的联系吧。

    现在这栋房子也没有空着，而是作为公社后裔中鳏寡者的安身之所。虽然改为分散的小家小户，但限于原来房屋的设计，仍不能举火做饭，必需吃公共食堂。这对老人来说，实际是一种福利。不用做饭，房 租、伙食都很便宜，而且吃得好。我们和他们共同生活了两天，是自助餐的形式，主食、副食、甜食、饮 料、水果，一应俱全，想吃什么，就拿什么，想吃多少，就拿多少，还真有点“各取所需”的意思。(现在中国人不敢说“各取所需”，而改说为“按需分配”， 其实这都是反映了中国人的现实和思想，意思 似乎是到了共产主义，也还得领导“批条

子”。) 他们仍然有公共的图书馆、休息室、娱乐厅，好像还和一百多年前的生活一样。

    和老人共餐的时候，我问他们：“在这里度过晚年，在美国这恐怕是最好的地方吧？”

    许多人点头。也有位老太太说：“全世界都一样，老人有钱就好过，没钱就不好过。”

    我告诉她，不完全这样：“在中国，很多老年人是跟儿女们过，如果儿女好，没钱也幸福；如果儿女不好，有钱也不幸福。”

    一位来自芬兰的工程师说：“在芬兰社会福利高，穷人、老人社会都给很大帮助，都生活得不错。”…… 

    总之，老年人喜欢这个地方，生活方便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大家和睦相处，互相照应，保留着 “共产主义”的遗风。

    第二天还访问了附近一个公司的工厂，这是我们访问欧美以来，第一次参观工厂。因为这个工厂是奥奈达公社的遗产，是当时“共产主义”的组成部分，而且这个公司现在仍然叫做奥奈达股份公司。马霞在 这个公司工作过，现在还有这个公司的股份。这个工厂主要生产各种餐具。产品看似简单，但从投料到出成品，要经过六十道工序。这几个月我尽看外国人如何玩，汽车、火车、飞机、骑马、快艇，应有尽有； 还没看过他们如何劳动。我在中国的工厂生活过八年，相比之下，美国的工人可没那么松松垮垮，有的工序相当紧张，就像耍杂技一样，看得我眼花撩乱。他们每小时工资过去是6美元，现在是8－10美元。也许就是这种生产的社会化导致人们反对占有的私有化，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因此就产生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也包括“大房子”这种传奇式的社会主义。据近年的报刊报道，在加拿大、丹麦、日本等地也出现了类似的社会主义模式。偶翻历史，发现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山东等地，也出现过“耶稣家庭”的教会社团。孙中山先生曾引用一句外国成语：“社会主义有57种，不知哪一种是真的。”也许都不是真的，但都含有真理的价值。因为不管社会风云如何变幻，公有制终究是人类一种美好的憧憬和追求。

    参观了“大房子”以后，我不禁叹曰：嗟夫！想不到在我的家里，出现了两个共产主义实验的模式。 一个是马霞的这个老家，彻底地共产共妻。这个实验没有流血，没有牺牲，社会不干预它，它也不危害社 会。合则留，不合则去，自生自灭。虽告失败，却留下了一段传奇式的故事和一笔丰富的、至今还在利用与探讨的物质与精神遗产。另一个是我的家，是一个包括苏联、东欧、中国等在内的巨大规模的实验……这个实验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中包括我自己，也经受了家破人亡的痛苦。身世，国家，天下，经历了 五十八年的坎坷岁月，今天幸得从井底跳出来，见见世面，我才深深感到，好像是做了一场恶梦。

 　　如前面所说，自然有自然的规律，社会有社会的规律。顺规律者福，逆规律者祸。破坏自然的规律， 会遭到自然的报复，破坏社会的规律，同样会遭到社会的报复。历史的一切，是得是失，是成是败，是好是坏，是祸是福，都是经验，都是人类的财富。作为一个身负中华民族历史痛苦的知识分子，我不幸生活在中国，又幸而生活在中国，有机会经历了这场伟大的试验。我不叹息，不悔恨，不怨天尤人，不诅咒过去。我们的经历，既是牺牲，也是财富。唯一的愿望是：既然交了学费，就应当学点东西，跨前一步。

红军女司令永田洋子其人其事

  【日本新闻网2月6日消息】在70年代初轰动日本的“联合红军”武装斗争事件的领袖人物——女司令官永田洋子，昨日在东京的狱中病死。日本作家耳须弥次郎曾经写过有关日本联合红军的文章，其中有关永田洋子的内容摘录如下：

    1971年12月3日，由森恒夫带领的“赤军”小组和永田洋子指挥的“京滨安保共斗”在山梨县保利泽山中的“ 新苍秘密基地”会合，举行联合军事演习。27岁的水田洋子是一个相貌丑陋、性情怪僻的女人，她权欲极大，嫉妒心极强，在“赤军”小组中有一位叫远山美枝子的姑娘，她身高1.7米，一张瓜子脸配上垂肩黑发，显得风姿绰约，楚楚动人。永田洋子一见到漂亮的远山，便不禁醋劲大发。这位心狠手辣的女人，蓄意把“赤军连”的第一次讨论会变成了审讯远山美枝子的法庭。她劈头盖脸地质问远山美枝子：“远山同志，听说你早已被‘赤军’的男人宠惯了。请问你来山上的目的是什么？说呀？”

　　远山从事“左翼”活动资格较老，一向热心，不落人后，再加上长得漂亮，在赤军中人缘一直不错。她没想到今天碰上这个恶婆娘，分明是故意找麻烦，便没好气地回答：“为什么问这种问题？答案不是明显的吗？革命战争以游击战为主，而我也决心当游击战士，如此而已。”

　　“别装糊涂，我问的是你上山的真正动机。”

　　“真正动机？什么真正动机，我不懂。”

　　永田洋子步步紧逼：“那好，我问我，你留这披肩长发干什么？干嘛不剪掉？还有，为什么化妆？在这儿需要化妆吗？”

　　远山不禁愣住了，如坠五里云雾之中。怎么扯到发型和化妆上来了呢？

　　永田洋子仍然紧追不舍地逼问：“你早上起床后不是照镜子了吗？这又是为什么？”

　　“留长发是……以前是短发，为了不让警察认出，才改留长发。至于化妆，来到山上后恐怕皮肤会变粗糙，所以才… …”远山急忙辩解。

　　“身为革命战士，你干嘛那么在意自己的外貌呢？”永田洋子丝毫没有轻意放过远山的意思。



当年永田洋子残杀部下的宣传画


　　森恒夫此刻也坐在旁边。他一向优柔寡断，处处迁就永田，但他此刻看到老部下被逼得步步后退，已无招架之力，不得不站出来打圆场。“好了，这个问题很复杂，一时讨论不清楚，留待下次吧。”

　　远山暂时松了口气。然而，她哪里知道死神正在悄悄地向她招手呢？

　　“赤军连”启程前往群马县的榛名基地。在那里，永田洋子坚决主张“针对组织内仍保有中产阶级习气的成员，施以再教育，彻底整肃思想落伍的成员。”

　　从12月28日这天开始，榛名基地一下子变成惨不忍睹的人间地狱。

　　这一天，原属“京滨安保共斗”的加滕能敬与小屿和子在接吻时，被永田洋子撞见了。当天晚上，两人就跪在地板上，接受永田的审讯。小屿跪得两腿发麻，苦不堪言，不得不招供：“以前就和加滕发生过性关系。”

　　不待永田施令，森恒夫就对加滕怒喝道：“你和小屿还没结成夫妇，居然干出这种事。像你这种人，一定也和其他女同志胡搞过。来人呀，把他绑在柱子上，给我狠狠地打。”

　　在森恒夫和永田洋子的命令下，众人不得不围着加滕能敬，拳打脚踢，狠揍了一顿。加滕被打得血流满面，气息奄奄。永田洋子还威逼着加滕敬能的2个弟弟加滕伦敦与加滕元九：“你们如果真正希望他能洗心革面，就上去用力打。否则，你们也有问题。”

　　这兄弟俩一向敬重大哥，可如今面对这个母夜叉一样狰狞的女人，如果不立即表明立场，下一个被整肃的可能就是自己了。两人犹豫了几秒钟，还是紧握拳头，走

　　看到恋人被“整肃”得奄奄一息，小屿和子哭得泣不成声。永田洋子得意地凑近她，怂恿道：“那家伙背着你，一定也和其他女人胡搞过，快，上去揍他几下。”

　　看到小屿不肯狠下心来去打自己的情人，永田洋子勃然大怒，她恶狠狠地嚷着：“小屿也该整肃，把她绑起来。”

　　几个男子被逼无奈，拿着绳索走上前来。永田立即挥手制止，说道：”让男人绑的话，这家伙会有快感。让女同志来绑！”

　　最后，按永田洋子的命令，加滕能敬和小屿和子都被绑在屋外的柱子上。屋外正是冰天雪地，寒风阵阵，而奄奄一息的加滕却耐力惊人，在冻饿交加中一直挺了7天才咽下最后一口气。小屿和子数天没吃没喝，大小便也就地排泄。每当小屿小便时，残酷的永田洋子就如恶鬼般尖叫：“看呀，那个贱货在男人面前小便，享受快感。”

　　2名成员被用最惨无人性的方式处死，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开端。接着，22岁的尾崎充男成了第三个丧生者，因为他在整肃加滕能敬时，曾有过同情的表情。

　　看到一连整肃了3个原属“京滨安保共斗”的成员，森恒夫心中暗想，应该从手下“赤军”成员中挑几个血祭才行。于是，他借口进滕隆三郎好色，使他成为第4个牺牲品。森恒夫还把留守在新苍基地的6名“赤军”分子叫到榛名基地，参加整肃与被整肃、杀人与被杀的行列。这6人中的行为正时与远山美枝子立即成了第五、第六位牺牲品。

　　远山美枝子一向被公为“赤军”中的美女，可这回却因其美貌而被折磨得最惨，姣好迷人的面孔被打得不成人样。一个叫寺冈恒一的家伙还手持一条木棍，朝她的大腿一连猛击三、四十下。而永田洋子和森恒夫却面带残忍的微笑，在旁边观赏远山的痛苦表情。

　　接着，“赤军连”又整肃了6名成员，整肃的方法也愈来愈惨绝人寰。女成员金子通世是被扒光衣服，赤条条绑在树上冻死的。她的罪名是结婚和怀孕，被指控为阻碍集团行动。有一个男成员是由于疼痛难忍，咬掉自己的舌头，流血而死。还有一个女成员被捆绑起来后，推到茅屋地板下面。她在下面能够听到其他人照常吃饭、喝酒、说话、打人的声音，自己在饥饿和寒冷中熬了3天才死去。那个丑陋而凶残的永田洋子，还故意地把这些整肃者剃成光头，尽量使他们看起来也丑陋不堪。

　　到1972年2月24日处死山田孝为止，赤军连共整肃了12名自己的成员，但严格地说，应该是害死了13条人命，因为金子通世死时已怀有8个月的身孕。骇人听闻的惨剧震动了这个“从来都没有如此美好生活的日本国。”这一切都何以会发生呢？

　　确实，具有一定心理变态倾向的永田洋子和森恒夫，对这场悲剧应负主要责任。然而按照常理推断，单凭二人之力，还不至于酿成这样大的惨剧。问题在于其他成员相应的心理状况。

　　在与外界隔绝的荒山里，只有狂热，没有公理；只有强权，没有法律。大多数人看到一个接一个同伴被整肃，心中恐怕只有一个念头--保护自己。因此，他们就必须在永田洋子和森恒夫面前表现得很坚决、很积极。在整肃别人时，只能推波助澜，绝对不能表示同情或反对，即使亲如兄弟、夫妻也不例外。自然，也没有人会冒险向同伴吐露心声，因为当时人与人之间已没有信赖，只有猜疑。要么杀人，要么被杀，他们别无选择。

　　赤军连这一串荒谬的行为，早已超越所谓“整肃”与“再教育”的范围，他们只不过借整肃之名，把人性中最丑恶的部分--嫉妒、猜疑、自私、懦弱和残忍一一发挥到了极限而已。

　　因这起事件被逮捕的16名赤军连分子中，森恒夫于1973年元旦在东京监狱留下一封自我批判的遗书后，上吊自杀。永田洋子和坂口弘子已于1982年被判处绞刑。“白雪谋杀案”带来一个直接后果是，警方的严厉措施被公众认可，人们对激进派由同情转为憎恶，一些激进派也在遭到挫败与指责后返回正统。这些因素的结合，不可避免地把赤军引向困境。从此，“赤军”再也难以在日本开展活动。

[转帖]布尔什维克：以革命名义将少女们公有化

　　上个世纪90年代初，辉煌一时的苏联解体，大量苏联共产党领袖们的私生活秘密以及革命历史上确实存在的共妻现象相继曝光。有十月革命史料显示，在当时，十五至二十五岁的妇女必须接受“性公有化”，革命者可行使此权利，即可向革命机关申请许可证。布尔什维克凭证可以“公有化”十个姑娘。尽管这些史料让人听起来瞠目结舌，但当政治变成信仰时，理想主义者的梦想国度就容易变成了现实中的荒谬世界。
   
　　俄罗斯《祖国》杂志曾对苏联初期的共妻现象曾有全面揭露：在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地区，有“公有化”资产阶级妇女的行为。当地布尔什维克组织在苏维埃消息报公布命令并在大街上张贴：“十六至二十五岁的妇女必须接受公有化。革命者如果需要行使这个命令给予的权利，可向相应的革命机关说明。”

   
　　在城市公园的一次围猎行动中，四个姑娘当场就被强.奸，有二十五个被送往波罗斯登的司令部，另有一些被送往布尔甚维克占据的旅店，悉数被强.奸。一些女孩的命运很悲惨，她们被折磨后被杀害，尸体扔进河里。一个五年级（小学）的女生连续十二个昼夜被苏联红军轮.奸，然后被绑在树上，用火折磨她。她最终被枪杀。

　　另有俄罗斯杂志报道称，当时中学生卖淫现象严重，世界著名社会学家沙乐金在1920年写道：共青团在少年的卖淫事业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在俱乐部招牌下，每一个学校都设立了卖淫场所。对位於圣彼得堡附近沙皇村两所中学所作的调查发现，所有的孩子都有性病。少女参与色情商业交易，介入了有权势革命者的私生活。

　　沙乐金强调说：我认识的一位大夫告诉我他的见闻。一个男生让这位大夫看病，把三百卢布放在桌上作为看病费用。大夫问哪来的钱，男生很平静地回答：每个男生都有自己的女孩，每个女孩又都另有情人，这样的情人都是“委员”──当时人们对布尔什维克革命者的称呼。圣彼得堡一个“分配中心”（俄国内战争期间，收容流离失所的孩子的机构）。安排体检後出现一个数据：百分之八十六点七的女孩已不是处女，她们都小於十六岁。

　　十月革命战争期间，布尔什维克成立了收容流离失所的孩子的专门机构。安排体检后出现一个数据：86.7%的女孩已不是处女，而她们都不满十六岁。

　　1918年3月，叶卡捷琳娜堡公有化妇女的行为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这个城市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内政委员波罗斯登给“公有化”女人的寻求者（即要求强.奸妇女的革命者）签署许可证，当地其他布尔什维克的头头也发放这样的许可证。波罗斯登给他的一名助手一张这样的许可证，该助手就凭此证“公有化”（强.奸）了十个姑娘。以下是这类许可证之一：
   
　　持有这分文件的卡马谢夫同志，有权在叶卡捷林琳娜堡公有化十个十六至二十岁的姑娘。卡马谢夫同志可任意挑选看中的姑娘，被选中者不得违抗。
   
　　北高加索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总司令部（加盖公章）
   
　　许可证签署人：总司令伊华谢夫

　　史学家指出：在共产理论中，不仅财产公有，而且写明了家庭必将消亡、一夫一妻制是私有制的产物。共产制度，就是要消灭建筑在私有制上的婚姻和家庭。
   
　　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后，伴随着财产公有化的，还有性资源“公有化”，直译应为“社会化”，和俄文原文对应的英文词，是socialization。革命者性的全面解放，其实有两方面：革命者倡导并且实践性革命、非革命者的性资源被强行“公有化”——即被强.奸。

　　女革命家克朗黛在她发表的小册子中写道：“出于工人阶级利益要求的性道德，是工人阶级社会斗争的工具，并为这个斗争服务”（克朗黛：《家庭与共产主义国家》1920年）。
   
　　在苏联历史上，性革命的典型表现是领袖们的私生活，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安东诺夫、克朗黛。他们的私生活，像狗的交配一样随便。

　　中、低层的革命者，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在他们领袖的后头，曾有历史学家这样评说，普通革命者也有好多个情人，革命者随意强.奸没有护卫力量的妇女。

　　除了性革命，婚礼仪式也被革掉了。俄罗斯民族的传统婚宴要延续数天，或一周，结婚是人生的一件大事。隆重的婚礼还有一个不可少的程式：新婚的次日晒床单，以展示新娘的贞洁。但显然，婚礼是革命应当革去的东西。

　　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以后，取代旧王朝的苏维埃政权取消了结婚的礼仪。直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後，结婚仪式在苏联才重新被重视，家庭的价值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

戳破那些500强的谎言：华为自己就是最大的黄牛

华为Mate7突然就火了，没有多少人知道为什么？事实上华为Mate7之前还有华为华为Mate和华为Mate2两款产品，分别发布于2013年3月和2014年3月，两款手机发布之时的售价都在2688-2888元左右，和同一时期的华为P6、P7几乎价格重叠。不同之处在于华为Mate一直是走大屏路线，但是走的并不好。而时隔半年之后2014年9月华为再次发布华为Mate系列的第三款产品华为Mate7，一扫之前高不成低不就的价格，直接高端冲到4000多元还供不应求，一度市场价格炒到8000元还一机难求的地步，很多人都想知道华为是怎么玩的？

从杰仕人生到爵士人生的复制粘贴

华为手机能够把之前滞销的Mate系列改头换面高价销售，还制造了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不得不感谢一个人，华为中国地区部消费者业务CMO杨柘。此人最近的两次履新最重要的就是三星手机，他在三星手机时以营销著称，尤其是擅长打概念牌，寻找消费者的尊崇感。杨柘非常擅长通过文化氛围编故事来定位产品，所以2008年他在I908的时代以“杰仕人生”来定位消费级旗舰产品。2008年，三星用豪华游艇、滑翔机、跑车这种高大上的有钱人的玩具，配合休闲装扮的社会精英形象塑造出成功人士必用的典范。

华为和三星不同，三星是全产业链的手机品牌，三星擅长在旗舰产品中融入最新鲜的技术而不用担心供应链的桎梏。而华为除了CPU海思以外，没有其他是自己的，所以华为骨子里必须以利润导向，正如任正非所言“我们只要生产出满足部分人的产品，放到市场上去销售就行了，只要能赚的更多的利润。”所以华为的狼性文化更多的是得利润者居上，余承东花了四年的时间把华为手机改造为华为内部的赚钱机器，但华为手机的利润空间任正非并不满足，所以余承东找来了杨拓做CMO，要提升华为品牌的溢价能力，让华为可以把1000快的手机卖到4000块去，而这在以前是华为不敢想象的。

杨拓采取了最直接的复制粘贴的手段，把2008年在三星树立的“杰仕人生”修改成了“爵士人生”，甚至连海报的风格都非常相似，然后采取了三星同等的策略海量的投入以拉升华为Mate7的形象。但是仅仅有这样的高空轰炸还是不够的，没有人认可华为的手机可以卖到4000块，华为和三星差距还是巨大的。

从炒货到炒渠道 一部手机多赚了3-500

华为Mate本来就不是一个高端系列，要提升品牌溢价能力第一步要哄渠道认可，但是渠道未必都是傻瓜，Mate7如何能让渠道愿意推，并且渠道都认可。假设华为将Mate7以3299元出给渠道，让渠道销售3799元，那么每一部手机可以赚500元，这是正常的渠道销售方式。那么在Mate7上如何炒渠道？

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收货公司我们简称S公司，华为将Mate7以3299元的批发价发给渠道，渠道正常零售价格为3799元，但是S公司会在渠道收到Mate7之后以3999元的价格收货，这个过程中渠道原本一部手机只能赚500块，轻易的通过批发转货就赚了700块，那么消费者想从零售渠道买到零散的Mate7手机就得加更多的钱才能买到，一般来说零售渠道会再增加至少300块，这样消费者最终拿到手机的价格则是4299元。而S公司将收到的Mate7会再次返售给华为公司，形成一个销售的闭环。这个环节里面谁都没亏，华为将1400块的手机卖到3299块给了渠道，然后通过S公司回收又反馈给了渠道200元，让渠道每台手机批发就能赚到700元，如果是零售给用户，渠道更是可以赚到上千元，相当于每部手机多赚了500元。如此这般渠道获利了，信任了华为的手机就能从之前的1000-2000元卖到4000元，渠道敢拿货了。S公司也没亏，反正都是转手买卖还能赚钱。华为更没亏，以前赚多少现在还是赚多少。用户亏了么？用户能拿到的货是少量的，真正的货都在渠道内部体系循环，所以物以稀为贵，没有用户愿意承认自己花了大价钱买到不值得的产品，换句话说，就算Mate7拍照再烂，花了苹果的价格买了华为手机的人也不会承认拍照不好。

关键点在哪？在于控货，华为永远给渠道的货都是控制的，渠道要1000台，对不起只能给你200台，渠道要10000台，对不起还是只能给你200台。控货的好处在于，持续让渠道得不到满足，持续让整个闭环的资金流有限，持续让用户加价购机感觉到稀有的满足感。

故事编的好 营销少不了

除了控货和持续的营造销售闭环以外，华为Mate7的营销力度远超之前所有Mate机型，营销的渠道依然一样，照搬之前三星杰仕人生的营销渠道，占领机场航站楼。要知道坐飞机的人消费能力是高于坐火车、长途大巴的人的，所以锁定了高端人群，持续营造高端氛围。这也是圈层营销力的一种，特别是每一个高端人士都推崇的尊崇感。可以说华为Mate7的营销力度足以和华为之前所有高端机型的总和。

这是硬性的开支，少不了，但是故事也要编得多。为了解释为什么Mate7一直缺货，华为编了不少版本的故事出来。一位媒体前辈和运营商高层接触时谈到Mate7，运营商高层很神秘的告诉这位媒体前辈：“我知道Mate7为什么这么缺货，这可是稀缺资源，买到就是赚，而且卖一台少一台。”据这位运营商高层透露，华为Mate7这部手机里一个元器件的工厂倒闭了，所以导致了这部手机总产量不会再增加，卖一台就少一台，所以加价1000多不算啥。和坊间传闻不同，连运营商的高层都对此深信不疑，那么传递这个故事的人在华为内部的级别会低么？而且这位运营商高层在透露这些信息的时候，还有多家媒体在场。

这是一个全球化采购的时代，手机内部的元器件早已经规模化，除去最新的CPU可能会因为产能不足而紧俏以外，任何部件都是可以替代的，屏幕没有夏普的可以三星的甚至JDI的；摄像模块没有索尼的可以三星的也可以OV的；CPU华为Mate7用的更是自家的海思麒麟；闪存没有三星还可以SANDISK；不管怎么想，所谓的内部元件工厂倒闭而导致一款手机再也不生产这样的故事也敢编出来，而且还有运营商的领导相信，可见华为的洗脑能力已经强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

不得不承认，在杨拓的带领下，华为通过Mate7成功拿下三星高端手机市场的份额，只是不知道三星在看到昔日“杰仕人生”改名为“爵士人生”后会不会吐血，同时我们希望华为不要再走三星的老路，一时风光求得高利润之后就断崖式的下滑。起码在目前看来，Mate 7近期产生的爆炸事件已经证明，官方玩渠道玩出来的“口碑”早晚一天要现形：

事實讓華為自稱“技術好”的謊言被揭穿

　　9月16日，有著名主持人“司馬南”在新浪微博上向華為手機專家請教技術上的問題，自己剛到美國兩天, 使用華為手機上網，買的是美國當地電話卡，放在中國移動的卡槽內，沒有辦法實現4G。最多只有3G，多數情況下只有2G，上網速度奇慢，請教怎么解決這個問題？去了幾家手機店，他們都說這不是美國的問題，是華為手機自己的問題。

　　司馬南前往美國紐約參加活動后，在發微博表示華為手機的訊號、WIFI等體驗極差，我們來看看怎么回事，在華為官網查到，華為Mate 7手機在國際漫游時是支持FDD-LTE和WCDMA的，使用當地ATT或者T-Mobile的SIM卡既然能連上3G，說明WCDMA漫游已經開啟，并不是由于手機閹割頻段所導致。那么為什么在美國第一大城市紐約這種WCDMA訊號覆蓋完備的地方卻連3G網路都連不上去呢？只能說明海思芯片的MODEM基帶以及天線設計都有問題。

　　關于WiFi速度，司馬南的遭遇就見怪不怪了。華為及其腦殘粉一貫秉承“華為沒有做的功能就是不實用的”態度，稱5GHz 頻段WiFi是沒有用的。究竟到底有沒有用，光憑司馬南一個人的主觀感受并不能全面概括，讓我們用客觀數據說話：

　　當然關于華為手機出國之后沒訊號的問題，14年就有成都商報報道了一起華為榮耀手機出國后失聯，“回憶剛剛在日本出差度過的一個星期，成都市民蔣先生捧著購買不到半個月的榮耀6（至尊版）4G手機心里不是滋味，“這手機外觀漂亮、價格實惠、而且最近網上炒得挺火，誰知道拿出國就‘啞火’：電話打不出、短信發不了，搞得我莫名其妙‘被失聯’，讓家人、朋友都擔心一把。”經過在地運營商的查詢，其間蔣先生的出國漫游及號卡情況都正常，問題出在該款手機僅支持三模，不支持日本當地運營商的頻譜。針對蔣先生遇到的情況，在地運營商已訊息榮耀廠商，對該款產品進行升級，讓用戶用得放心。”

　　其實歸根結底，一切的根源在于華為堅持利潤優先，為了維持高利潤，手機必然偷工減料還高售價。華為榮耀6/6 Plus、Mate 7、P8甚至最新的Mate S都使用博通三年前的WiFi和GPS芯片，配套的RF射頻后端即天線部門也大肆減配，從而導致華為手機WiFi上網慢、4G上網嚴重發熱、續航超低。

　　如果你就此問題在華為官方論壇咨詢，官方招聘的解答組會告訴你：關閉4G網路光用2G就好了！是啊，不用4G網路就好了，又不是不能用(￣▽￣)"

　　這就是華為自稱的“技術好”的謊言被事實揭穿。

揭穿关于Small Cell的五大谎言

欧洲祸不久矣：从同治回乱谈起

默克尔犯了个天大的错误，让未来的德国和欧洲万劫不复。

说道难民，一般给人感觉，衣履阑珊，多为妇孺儿童，弱不禁风的样子，一般逃离居住地，在邻国边境搭建帐篷。比如巴勒斯坦难民在约旦，缅甸果敢难民在云南。。。。这些人食不果腹，能躲避炮火，庆幸活着已然不错，哪有翻山越岭，横渡地中海，穿越几个国家的？做难民还有的挑三拣四，这个国家好，那个国家不好的。。。而此次难民都长得如钢似铁，哪里像难民的样子。

叙利亚政府控制的大马士革在叙利亚南部，离以色列很近（所以历史上常常被以色列空军欺凌），而ISIS控制的区域在大马士革以北，北至土耳其边境。北线的难民路线，是从土耳其坐船到希腊，而后进入塞尔维亚，通过匈牙利，然后进入德国。。。这意味着叙利亚难民先要穿过ISIS控制的区域，而ISIS其实是对人口管制的，那么容易？

南线为从利比亚坐船到意大利，早期为叙利亚人，通过约旦进入埃及，然后进入利比亚。但是意大利和法国态度不友好。最近到达的都是北非及撒哈拉沙漠以南一些国家的人，而且这些人在到达意大利后声称，他们并不是自愿偷渡的，而是被迫的。。。你有没有觉得不寒而栗？

然后，阿富汗人民也加入进来。。。。阿富汗战争都爆发15年了，你丫现在才想起来逃难？

叙利亚其实和沙特很近，两国同文同种，你舍近求远，目的何在？

我敢说，这是有组织，有目的的占领。目的就是向欧洲投放大量穆斯林人口。

过去法国和德国都有大规模的引入穆斯林移民以填补劳动力的政策。法国最愚蠢，吸纳大批北非和西非殖民地的纯正穆斯林，现在人口已经超过法国人口的10%，这些人受教育程度低，思想极端。德国的情况要好一些，因为德国没有殖民地，德国引入的主要是土耳其和东欧前南地区的穆斯林。这些人一般都受过高等教育，比较世俗思想并不极端，除了不吃猪肉外，其他地方都很随和，易于融入主流社会。所以德国人误以为所有穆斯林都一样温顺，很多德国专家纷纷撰文说德国很需要这些劳动力，可默克尔忘了，这次来的可是来自中东的，穆斯林诞生地的人。

你指望这些人劳动来创造价值，呵呵，你会发现他们拿着欧洲的福利，然后拼命的生孩子。欧洲的生育率大约为1.1, 而这些人的生育率基本超过3-4. 一年几十万难民不算什么，50年后这个数字会呈现几何倍上扬。

很快他们会占领一些居民区，然后将亲朋友好一起弄过来，随着社区扩大，他们开始购地建立清真寺，凌晨四点，半夜鸡叫。接着他们会禁止女孩参加体育课，游泳课。然后遮头盖脸上学，再然后他们会要求他们的土著邻居，注意穿着检点，禁止饮酒，不许养狗，餐厅和超市不得供应猪肉。。。最后，冲突再所难免

我相信民族是能够融合的，即便肤色不同，语言不通。汉人本来就是多民族融合的结果。但是一旦涉及到宗教，即便同文同种，融合犹如痴人说梦。

这点可以参考同治回乱。陕西和甘肃等地的回民，乘着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时候，在西北叛乱，企图按伊斯兰教义建立独立的国家，按照战后人口统计，甘肃和陕西人口损失60%，汉人损失1500万人，回民死亡殆尽，约500万人。如此算来战前两省回民的比例也就是10%-15%（记住这个比例）。他们通过宗教为纽带组织严密，秘密打造道具，购入竹竿。而汉人组织混乱，加上刀具管制。一开始清军和汉人猝不及防，整个县整个县，整个村整个村的被屠杀，不分男女老幼，清军地方将领县长阵亡26位。由于路途遥远，消息闭塞，等清王朝反应过来，500万汉人已经被屠杀。第一年就被屠杀了1100万。。。

后来左宗棠率军队镇压，左宗棠还是有脑子的，汉人被大量屠杀，只留下回民。镇压不解决问题，来日方长。对于这种问题，简单粗暴的方法往往最有效。所以左宗棠也没闲着，一路上路过的回族村庄亦被屠尽，最后有一支回民逃到了沙俄境内，就是今天的东干人。左宗棠战后对招安归降的回民，进行了分散安置，强迫他们分散在各省汉人区，以求其世俗化和同化，所以今天回族的分布很广泛，但东部省份不成气候，且被汉化。

ISIS也不过如此，好歹人家还给你选择，你要么入教，要么去死。仅仅因为信仰不同，回民对同文同种的汉人，不分男女老幼进行了种族灭绝。你没有看错，我用了同文同种。回族早年为阿拉伯商人，这些商人到了中国之后，并没有拖家带口，而是娶了汉女为妻，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这里就有一半血统了。而后蒙古人统治期间，回民被划为色目人，也就是仅次于蒙古人的二等公民，比四等公民的汉人级别要高很多，能享受更好的民族政策。由于回民是宗教认同，而非血统认同，很多汉人投机分子纷纷加入回教，这样就变成色目人。所以，回民血统中，90%为汉人血统一点都不为过，这也可以从回民的长相上看出，反正跟阿拉伯人关系不大，跟汉人更像。唯一的不同是信仰。明清民国，政府都不认可回民的民族身份，而认定他们是信仰穆斯林的汉人。

回到欧洲，当欧洲穆斯林人口达到20-30%的时候，并聚集于一些城市，他们就会提出政治诉求。这只需要50年。并且会迅速从欧洲蔓延到整个西方世界。

对德国人抱有的理想主义，我弱弱的问一句，你连犹太人都同化不了，你还丫的同化穆斯林？

犹太人贪婪，冷漠。但犹太人很智慧，属于高素质人口，高素质人口即财富，你却不能用。爱因斯坦就是德国犹太人，还发明了原子弹。其次犹太人，并不妨碍别的民族，事实上他们并不欢迎异教徒入教，对他们来说这是对自己宗教的践踏。绝对不会像穆斯林那样逼迫其他民族，你要么入教，要么去死。。。

我引入同治回乱，就是告诉各位，这个问题无解，最后的结局是一方将另一方赶尽杀绝，50年后欧洲将进入内战。新版的自由法国，自由德国，新版的开罗宣言，将定义穆斯林为邪教，全球非法，就像当年定义纳粹一样。这就叫轮回。

话说李嘉诚逃离中国。美元党好唱空中国的家伙们纷纷赞其英明。不过人家好像去了欧洲。

嘉城，你这是要去哪里啊。刚出狼窝，又入虎穴，你是要逃亡何处？

同治回乱之真相

江苏思孟 2012-11-25

同治元年，陕西的回民人口增加，力量也在加强，于是想要建立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国的念头开始萌生。一些回民首领如白彦虎、马化龙等暗中发动回民，“传帖杀人”。想要借太平天国动乱陕西清军调走之际杀光陕西汉人。在黄河以西建立一个纯粹的穆斯林国家。起事前。他们秘请铁匠打制刀具，并且杀掉铁匠以防泄秘。尽购街上的竹竿以充刀杆。然后出其不意开始暴乱。汉人措手不及，而且也无力抵抗，渭河两岸的全县村庄，30万汉人全被杀光。只有临潼知县得知情况后，紧急关城才保住了一些汉人。

当时西安城里的陕西巡抚提出的政策是安抚回民。对城里回民未杀一人；紧闭城门以防城外回民进城杀人。也阻城内回民出城杀人。再派陕西团练使张芾前去安抚。想不到回民起事的大首领任武杀了张芾。另一位首领白彦虎杀人最凶，立志掘掉黄帝陵，幸被汉人首领董福祥击退。

当时穆斯林武装分子达30万人，号称“陕回十八营”。几个月内在关中平原杀汉人五百万。一年时间关中悉数汉人县长被回民杀害，大量汉人被杀，只有一些县城内和逃入骊山的汉人幸免。

陕甘回乱对汉族的大屠杀很严重。“重灾区”在陕西省。汉人被杀约700万人。

1863年。左宗棠临危受命，被任命为陕甘总督。率湘军进行镇压。陕西回民在被清军镇压退到甘肃后。对甘肃汉人又进行了大屠杀。

甘肃回民也加入暴乱队伍。但最残暴的是陕西回民，杀人最狠。包括白彦虎。据说他就是以杀人狠当上领袖的。不分男女老幼。全部用刀砍死。用火烧死。进行种族灭绝大屠杀。不是为谋财。不是为谋地。单纯为杀人而杀人。当时甘肃地靖远民谣：“同治五年三月间。杀气弥漫天。十余万人一朝尽。问谁不心酸。”

甘肃中部地区的汉民几乎全部被杀。据《中国人口史》一书的统计,回乱前咸丰十一年 (1861 年)甘肃人口甘肃（即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区全部）1945.9 万人,战后光绪六年(1880 年)人口仅存 495.5 万人,人 口损失 1455.5 万人…损失比例为74.5%。在甘肃。回民一次杀10万以上汉人的大屠杀有很多次。许多县的汉人被杀绝。

陕西甘肃两省共计被杀汉人达2000万。这么多的汉人不敌当时不及200万人口的回民，值得我们深思。

汉民之所以有这么大地损失，一是因为汉人的传统是不私藏兵器。所以遇到问题没武器可用。而当时的回族一般都有。二是回族有骑兵。汉人没有。骑兵对步兵。胜负是明摆的。三是回族聚集之后（估计人数最少有几十万）。首先不是攻击城市。而是以上百倍的兵力集中扫荡各个孤立的村庄。村庄人口少。所以被整村整村灭绝。而中国当时农村的特点是农村人口占全省人口的90%。另外一点是屠杀来得突然。各个农村来不及组织联合以及防御。很短的时间内。陕西就被杀了几百万农村人口。

左宗棠大帅率湘军抵达后，采取严厉的“善后”措施，对参与暴乱的回民格杀勿论。回族人差点全部灭族，陕西回民被杀数十万人。陕西回民首领马化龙粮尽援绝，赴左帅营中请降，表示愿以一人“抵罪”。马化龙及其子马耀邦向清军交出各种火炮56门、各种枪千余杆。并写信向王家疃庄的回民劝降。左宗棠恼恨马化龙反复无常，残杀无辜。死在他手里的百姓有十数万。实属罪大恶极。同治十年（1871年）正月十三日。马化龙与亲属及反清首领共1800余人被清廷处死。清廷将其头颅遍示全国各地达10年之久。其子孙几被剪灭殆尽。陕西上百万回人要么被杀，要么被迁走，要么吃猪肉改回汉族。另一匪首白彦虎逃往新疆，后来又投靠浩罕侵略者阿古柏。后来左宗棠收复新疆，白彦虎又逃到中亚，也就是今天东干人的祖先。而后来民国中马家军的祖辈马占鳌、马海宴、马千龄当年就是甘肃河洲暴动的回民，只是左宗棠接纳了他们投降。马家军由此起家。

西北回民大起义真相 屠杀汉人千万

lovesuee 2007-06-06

人们很少知道1862年西北回民大起义的真相，现在有人说他是反清的义举，是正义的，但这明显违背历史。事实是当时的部分回族人和俄国勾结，并对当地汉族等屠杀上千万，而清朝在对付太平天国（1851年－1864年）的同时，又去保护西北的领土和人民，当时，卖国贼李鸿章是反对出兵的。最令人愤怒的是，今天，有的学者试图继续歪曲这段历史。

西北回民大起义，数字也许有出入，仅供参考。这里没有什么民族争端问题，只是想说明回族在清朝的强盛，说明明朝时候回族得到了怎样的发展。这次争端有俄国人的影子，正如西藏有英国人的影子一样。为了七分中国，瓜分中国。这里不得不赞扬一下慈禧支持左忠堂收复新疆的伟大，当时的清朝可是内外交困啊，这次战争，李鸿章是反对的，，，

陕西回民趁清朝军队到南方镇压太平军,准备屠杀汉人.目的是将陕西的汉人杀光.起义前,他们秘请铁匠打刀,刀打好后将铁匠杀掉,以防泄秘.为准备杀人的竹杆,将街上的竹竿买光了.大荔县有一个汉民大村八女井,回民起义第一次杀人就是将此村的汉人全部杀光,一早上杀了一万多人.紧接着,挨村杀,不分男女和老幼,很快大荔,渭南,华县的农村被回民杀光.杀完了农村,再进攻县城.一些县城的老百姓进行了顽强抵抗.在临潼县,一个有文化的回民教师在接到第二天的杀人传贴后,紧急报告县长.县城紧急关门,才保住了一些人.而渭河两岸的汉民村庄,全部被杀.全县被杀30万人,不留一人.回民组织了30万人的军队,在关中平原杀人.几个月时间杀了五百万人.80%的汉人被杀,只有一些县城保住了少量人口,向北逃的人都被回民杀了,少量逃进骊山里的人,因回民不敢进山杀人而留了下来.

清朝将军胜保,看回民人多势众,不敢出城迎战.任由回民屠杀.后被慈禧太后赐死.湘军将领多隆阿,作战勇敢,将回民赶出陕西,救了陕西人的命.当年,关中到处都有多将军的忠义祠,现在他则成了罪人.那个向临潼知县通报情况的回民老师,通报情况后,知道回民不会饶他,杀了自己的老母和妻子儿女,然后自杀.当年临潼人为他修了祠堂.但现在已没有人知道,这个勇救汉人的回民.

陕西回民1862年起义,又不断动员甘肃回民起义.甘肃回民1863年开始起义,甘肃回民杀汉人乡邻难以下手,从陕西逃过来的回民则走一路杀一路.甘肃汉民被杀了600万.甘肃全省人口减少 70%,中部地区的汉民几乎全部被杀. 这就是回民起义.回民为了在黄河以西地区建立一个纯粹的回民国家,借着清朝后期的衰弱,对中华民族发祥地上的汉人进行种族灭绝大屠杀,一年时间杀了 1100多万汉人.

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损失，是因为汉人的传统是不私藏兵器，所以遇到问题没武器可用，而当时的回族一般都有，第二点是回族有骑兵，汉人没有，骑兵对步兵，胜负是明摆的，第三点是回族聚集之后（估计人数最少有几十万），首先不是攻击城市，而是以上百倍的兵力集中扫荡各个孤立的村庄，村庄人口少，所以被整村整村灭绝，而中国当时农村的特点是农村人口占全省人口的90%， 另外一点是屠杀来得突然，各个农村来不及组织联合以及防御，很短的时间内，陕西就被杀了几百万农村人口，后来的城市由于孤立，在局部战场而言，回族武装在人数上反而占压倒性多数

陕西回民的首领之一白彦虎杀人最凶,杀遍陕西杀甘肃,最后投靠外国势力分裂中国.一些历史学家以这个人敢造反,誉此人为民族英雄.现在还有人准备给这个人过节日.而平息了回民起义的左宗堂,现在则成为罪人. 回民起义是典型的种族灭绝大屠杀,比希特勒屠杀犹太人要残忍得多.比南京大屠杀严重得多.可惜的是,没有人愿意告诉你这悲壮的历史.反而要把它说成是义举.

是多隆阿将军，镇压了回民叛乱，救了陕西人。是左宗堂左大人带领湘军平息了回民叛乱，救了整个西北地区的人民，包括回民。各位看官，如你是陕西人，请向多将军表示敬意，不然我们的祖先早被杀光了。如你是西北人，请向左大人表示敬意。我们无法再向古人说什么，当你与湖南人打交道时，一定要对他们好点。因为是湘军不畏生死，用生命拯救西北人民，对他们的后人好一点。

据镇原县志：”四乡堡寨攻陷无遗，而县城独全，盖四乡之人逃出虎口者，生后入城避难。是月初九日……（回民军入城）……，全城糜烂，死者不知其数。”据《中国人口史》，回民屠城前全县人口２６．９万，战争损失２３．４万，损失比例为８７％．

据《中国人口史》，泾州四县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有人口９２．８万，战争中人口死亡８２．２万，损失８８．６％．

平凉。据宣统《甘肃新通志》卷４７，同治二年（１８６３年）八月，回民军队”陷平凉城府官……员死节者百余，士民死者十数万。”据《中国人口史》一书推算，同治年间平凉府（包括华亭，隆德，平远，海城，固原）人口损失２４９．１万，占战前人口的８８．６％。一次被杀十万人以上的例子很多．

在华亭县，据记载，“同治二年十一月，陕回入境，焚杀极惨。初土回叛变，尚爱乡土，不甚残毒。及陕回入境，无所顾惜，焚杀惨于土回十倍。华亭从此丘墟。 “”乡镇民屋焚杀殆尽，遗民数百悉逃莲花台。“平回后招安遗民，归城者仅七十余人，男女老幼死亡数万。据《中国人口史》，华亭县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人口约１７．１万，战争中人口损失约达９４％．也即基本上被杀完了．

隆德县。据载：”同治四年县破城，从此官逃庄浪，城空无主者五年．人民杀毙饿死十有八九，老弱逃尽，全县无二三十人家。全县村村焦土，十室九空．”人口死亡比例高达９０％．而今这个县的人口，基本上均是战后移民．

固原县。回民军队与清军争夺的重点。同治二年一份奏报称，固原突被回军攻破，”民殆尽”宣统《甘肃新通志》卷４７称：”固原回叛……城内官民男妇共死者二十余万人。”

据中国人口史，庆阳府战争中损失１２８．７万，占战前人口的９１．３％．汉民基本被杀光．

宁夏府。据宣统《甘肃新通志》卷４７，同治二年，回民军队”陷宁夏府城，汉民十余万被屠殆尽”。同年马化隆又陷灵州，”城中民人死者二万余”。整个宁夏府人口损失多达１５０万，战后仅存１０多万．当时有一篇祭文有如下描述：“……同时赴义，数十万人，尽罹锋镝，天降鞠凶……“

花马池（现为宁夏盐池），原有１０万人，战后只留下５９４７人．人口损失９４．１％．汉人基本上被杀完。

陕回入甘经渭源、狄道至河州，屠杀甚惨。由于当时农村杀得很惨，能逃的则涌入县城，借城墙保命。然而城破之后，则被血洗。如渭源城破后，“屠毒生灵以数万计，满城官员皆死之。“另一记载：“残杀一日，辄死人民数万，血流成渠，尸积如山，伤心惨目。”渭源人口损失９０％，人民基本被杀光。十年后才设官府，招民种田，原有住户只余十余家。

狄道。宣统甘肃新通志卷４７记载，同治二年八月，回民陷狄道州城，居民十余万被屠。

靖远。同治五年，“陕回陷靖远县城，陕回结靖远回为内应，攻陷其城，靖民逃出者十之一二。《甘宁青史略》正编卷２１则称，靖远破，“汉人死者男妇约十余万”。

当代回族作家张承志在其书《心灵史》中记录了一首靖远流传的儿歌：

同治五年三月间，杀气弥漫天。

十余万人一朝尽，问谁不心酸。

桃含愁兮柳带烟，万里黄流寒。

阖邑子弟泪潸潸，染成红杜鹃。

清歌一曲信史传，千秋寿名山。

碧血洒地白骨撑天，哭声达乌兰。

但他认为：“初闻此曲时，我吃惊的是：与我们通常认为的大汉族主义压迫少数民族这一认识针锋相对，靖远汉族知识分子认为，是回民的民族主义和国家对回族的优厚政策，导致了回乱时期苦难深重的靖远汉族知识分子受挫。这是极其罕见的错误认识。我为这种认识感到震惊的原因，并非在我对它的不义的反感，而在我清晰地触碰到的这种——人的隔阂。靖远县是否发生过同治五年三月回民屠杀十余万汉民的惨案，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回民一定有过对汉民的仇杀。人对人是残酷的。

乱世从来释放残忍。民族仇杀是历史的一种真实。同治回民起义中，屠杀汉族无辜的现象在陕西回民军中尤为严重——报应是后来陕西籍政府要员对回族的成见。继承刽子手湘军遗风的一些湖南人，以及保持对回乱惧恨的一些陕西人，将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理解回回民族的人。”

这个学历史、搞考古的研究生水平的作家，对于“十余万人一朝尽”没有兴趣进行调查落实，一句“不知道”就说过去了。而且凭直觉给了一个“极罕见的错误认识”的主观判断。他只对回民受难的历史有兴趣，对汉民“十余万人一朝尽”的历史没有感情。然后就感叹陕西人对回族有成见，是最难理解回回民族的。陕西临潼两年时间被杀三十万，全县无一村一户幸免。这样的历史张承志也是没有心情去调查的。在他的书中，只记述回民被镇压的悲壮的历史，而不见回民对汉民疯狂屠杀的历史。这样做不知是出于无知，还是为了其它。

知识分子应当追求真善美，以体恤生命为良知，热爱和平，心存大同。无论你是写历史的还是写文学作品的，歌颂屠杀、赞美屠杀，是没有人性的，是不为人类所齿的。

以下是陕西各县的杀人数字：整体而言，回民起义后，渭河两岸各县人口减少６０％，

损失最惨的是临潼县，人基本被杀完。

临潼县。据复旦大学史地所路伟东研究，临潼县1861年人口是26万。临潼县志载, “1862–1869七年，临潼县死亡人口30余万.。渭河南北烧杀之灾无一村一人而幸免.。”也就是说，不仅杀光了原来的人口，也杀光了这七年新生的孩子。《中国人口史》一书，列出了很多县的死亡情况，唯独对死亡最惨的临潼县没有提说。

泾阳县。据《中国人口史》一书，战前一年的１８６１年人口１７，７万，战后６。７万，战争中损失１１万。

兴平县。战前１８６１年１８。４万，战争三年人口损失７。９万。

户县。战前１６。２万，战争中人口损失比例超过三分之二。高陵县战前８万，损失４。８万。

富平县，战前３１。８万，损失２０。３万。

三原县，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三原县人口２１。６万人，损失１２。３万。据三原县志记载，回民起义两年间（１８６２—１８６３），“县旧隶五百余村俱残破，仅存东里、蔡王二堡”。

高陵县。回民起义前的１８６１年高陵县人口８万人。高陵县志记载，“同治三年（１８６４），县内人口锐减至３２１９２人。”损失４。８万。

大荔县（旧制），战前２２。４万，三年后仅余７２６７９人。损失６７％。

合阳县，战前２９。９万，战后余１４。６万，损失５７％。

澄城县，战前２０。６万，损失６０％。

蒲城县，战前３２万，损失６４％。

华州（现华县），战前１７。８万，战后不到９万。

以上回民起义死亡人数的资料均有据可查，主要是《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史部分）。另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调查》一书，记录了很多大屠杀的过程。 《甘肃新通志》也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书。

1862年清朝同治年间发生在陕西的大变乱史实如何？

知道网友 2013-06-16

同治元年（1862）的陕西，一些回民首领发动了“传帖杀人”，然后想要杀光陕西汉人，在黄河以西建立一个纯粹的穆斯林国家。起事前，他们秘请铁匠打制刀具，杀掉铁匠以防泄秘，然后尽购街上的竹竿以充刀杆。惊奇的官府称为“买竹”事件。临潼县的一个回民教师接到杀人传帖后的第二天，紧急报告县长。然后回家，知道回民不会饶他，杀了自己的老母和妻子儿女后自杀，[后人为之立祠]。临潼知县通报情况后，紧急关城才保住了一些人。而渭河两岸的全县村庄，30万汉人全被杀光。当时西安城里的陕西巡抚提出的政策是安抚回民，对城里回民未杀一人；紧闭城门以防城外回民进城杀人，也阻城内回民出城杀人。再派陕西团练使张芾前去安抚。

想不到，回民起事的大首领任武，杀了张芾，再杀自己全家的老母、妻子和孩子，以示自己已没有任何顾忌，血战到底。另一位首领白彦虎杀人最凶，立志掘掉黄帝陵。穆斯林民兵30万人号称“陕回十八营”，几个月内在关中平原杀人五百万，80%的汉人。一年时间关中２６个县长被回民杀害。只有一些县城内和逃入骊山的人口幸免。

1863年甘肃回民受到动员开始起事，不过觉得难以下手痛杀汉人乡邻。于是，不抵清军进攻的陕西回民，转入甘肃一路走一路杀，一次１０万以上汉人的大屠杀有很多次，许多县的汉人被杀光，共约600万，全省人口减少70%。一年之内，陕甘两省共有1100多万汉人被杀。时称“同治回乱”。

华夏文明的发祥地陕西遭受如此浩劫。根据当时的经济军事情况来看，回民的动机既不是反抗压迫的“自卫”，也不是“反清”。他们不为谋财，不为占地，没有计划侵入西安或者北京，就是在当地进攻县城，围猎村庄，对汉民不分男女老幼，挨村挨户，全部用刀砍死，用火烧死，单纯为杀人而杀人，种族灭绝。当时甘肃的靖远民谣： “同治五年三月间，杀气弥漫天。十余万人一朝尽，问谁不心酸。桃含愁兮柳带烟，万里黄流寒。阖邑子弟泪潸潸，染成红杜鹃。清歌一曲信史传，千秋寿名山。碧血洒地白骨撑天，哭声达乌兰。”

1864年，已从”地方武警”上升为”人民解放军”的湘军，左宗棠率部追剿捻匪进入陕甘。左公对于回民剿抚兼用，下令“所有白彦虎部回逆，拒纳降，斩立决。”

1862—1873年间，回民起事遍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直至白彦虎退到新疆投靠阿古博，最后逃往俄罗斯才告平息，史称“同治回乱”。这是世界近代史上最残暴的种族灭绝大屠杀，比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手段更残酷，规模相当于３０多次南京大屠杀。据《中国人口史》的统计，战前（1861）咸丰十一年的甘肃人口1946万，战后（1880）光绪六年仅存496万，人口损失比例为75%。

穆斯林针对“异教徒”屠杀，遍及时空，不足为奇。奇怪的是，1949之后的中国史书，把屠杀汉人的白彦虎说成民族英雄，把拯救汉人的左宗棠说成刽子手；却把纯粹屠杀两千万汉人同胞的浩劫称作“大起义”，义在何处？

现在政府把这次战争称为”回民起义”.但又不敢深讲,往往是一笔而过.对左也进行谴责.对战争的起因,进程.结果在历史教科书中完全避而不谈.就是照顾到了双方的感情.因为这次战争究其实质是民族仇杀.这次民族仇杀跟印度与巴基斯坦分离时的印度教徒穆斯林之间的仇杀可以完全一样.回民对清政府的斗争并不十分坚决.有部分回民还投降了左军.马化龙也是时降时叛.跟清政府玩猫与老鼠的游戏.但他屠杀起汉人可绝不含糊的.在他初起时.攻占靖远县.该县23万汉人不分男女老幼被杀得只剩下五千人.张承志在<<心灵史>>也曾提到过.当回民攻占陕西某县城后.杀光包括出生没几天的婴儿在内所有汉族男子.轮奸所有汉族女子.称之为给汉人换换种.最后马化龙被擒后.凌迟处死.全家被灭族.实在也谈不上什么冤枉.而且有一点必须要说明的是回民对汉人的屠杀主要是集中在回民初起之时.占有很大优势.几乎控制了陕西大部与甘肃除兰州之外的全部.在这个区域内对汉人进行大屠杀.

这次战争已经有一百多年了．现在无论是政府与汉人都在刻意淡化这些仇恨．去保持这种民族团结的局面．因为现在中国绝大多数汉人不知道一百年前的西北有这样一次血腥与残酷的民族仇杀．这是与政府刻意淡化是分不开的．但是一部分回网上的成员一定要把有些事情搞得水落石出的话．我想真到那一天，＂回民起义＂．这四个字中的＂起义＂两字就要去掉了．真正了解一些西北回民战争的史实后．觉得这次战争称为＂起义＂．实在对不起死于这次战争中的那些无辜百姓．总觉得这些死者的灵魂还不能安息．

当年的回民，对渭南两岸的汉人进行了疯狂的种族大屠杀。想一想，当年这里的人口总数不过七八百万,被杀了五百多万，这是一种怎样的惺风血雨的景象。据路伟东研究，临潼县1861年的人口是26万。临潼县志载, “1862–1869七年，临潼县死亡人口30余万.。渭河南北烧杀之灾无一村一人而幸免.。”也就是说，不仅杀光了原来的人口，也杀光了这七年新生的孩子。 　　据富平县志载，咸丰五年（１８５５），全县有４６５７９户，２５４２５７人。到光绪二年（１８７６）统计，有２８５４３户，１２０３０２人。户数和人数都减少了一半。如果考虑到１８６９年之后的新增人口，估计1862–1869七年间回民杀了６０％的富平县人。

据三原县志记载，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三原县人口１６万人，由于回民起义加之光绪年间两次瘟疫和大旱，三原人口锐减至４万人。回民起义两年间（１８６２—１８６３），“县旧隶五百余村俱残破，仅存东里、蔡王二堡”

高陵县，据路伟东资料，回民起义前的１８６１年，高陵县人口６.９万人。高陵县志记载，“同治三年（１８６４），县内人口锐减至３２１９２人。”两年时间减少６０％。

回民在甘肃杀了六百万人，大约占全省人人的60%. 　　回民起义从没有进攻北京打击清政府的意图，说回民起义是反清，没有事实依据。而所有的事实都是,不断杀汉人村庄，攻击县城。一年时间关中２６个县长被回民杀害。所谓的回民起义实际上主要是为了杀汉人，

回民起义之初，主要是回汉民之间的矛盾，经常有械斗。当时７０％的汉民抽大烟，身体不好，而回民常习武，心齐，凶狠，械头时多数是汉民吃亏。回民起义起初的原因是，回民借清朝军队集中到南方对付太平天国和云南回民起义，关中地区防务空虚，一些回民首领屠杀汉民报私仇。

当时的陕西巡抚面对防务空虚，提出的政策是安抚回民，派朝庭大臣陕西团练头目张芾前去安抚，想不到回民起义的发起人任武杀了张芾。为了鼓动回民，任武再杀了自己的老母、妻子和孩子全家，以表示自己已没有任何顾及，血战到底。

为了给回民起义找到正当的理由，一些历史研究者不断提说，当时有一个“秦不留回”的传帖，因而回民才要起义。对此，现在有案可查的是，当时陕西巡抚的初衷是要安抚回民，并不是“秦不留回”。一个事实是，清朝政府对当时住在城里的回民未杀一人，现在的西安西大街回民坊还住着大量的回民。当时清朝政府把城门紧闭，以防城外回民进城杀人，也阻城内回民出城杀人。

对于“秦不留回”的传贴，当时也许有，但清朝政府没有这样的政策，有可能是有人有意挑拨回汉民族关系。更有可能是，这是一个编造的说法，以鼓动回民对汉人仇杀。

满清政府在对待民族关系上，回民列在汉民之前，所谓“满、蒙、回、汉”，汉民是最受歧视的民族。在清朝期间，中国的人口大量增加，这说明清朝的经济并不是民不聊生，而且发展很快。另外，回民多做小买卖、不抽大烟，在当时的关中农村，回民比汉民富裕。说回民起义是因受清政府压迫或是汉民压迫，是有意识找出来的理由。更不能以此为大屠杀辩解。

回民起义是陕甘人民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大劫难。回民对汉民的屠杀是挨村挨户，不分男女老幼的杀害。１０００多万人死于这场劫难，相当于３０多次南京大屠杀。说这是起义，真不知道义在何处。疯狂的大屠杀，也把回民带向了苦难的深渊，承受着近乎灭族的灾难。反思历史，更让人明智的选择民族团结，而不是以反封建之名歌颂大屠杀。

在中国闹回民起义和太平天国的时候，日本人开始明治维新，从此中国落后了。日本人以他们的历史上，皇室从来没有改变、没有人推翻而骄傲，而中国人却在歌颂改朝换代，而从没有人去考虑，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会杀掉６０％的国民人头，毁掉经济和文化。对于研究回民起义历史的很多人来说，也是这样。他们拚命地为大屠杀找根据，而一千万条人命则不是他们所关心的。就连动物也不会吃掉同类，也知道惺惺相惜。而这些历史学家，他们对人的生命却漠不关心，甚至歌颂大屠杀，将之称为义举，真是连其码的人性都没有。

清朝大臣左宗堂采取剿抚并用的政策平息回民起义。凡是放下武器不再杀人的，都给予安置让其安居乐业，包括对待领导回民起义的大元帅，也放弃追究责任。对不放下武器，还要杀人的人则进行振压。他救了汉人，也救了回民。当时的回民起义精神领袖和幕后人物是宁夏的马化龙，他的目的是要把西北地区变成一个伊斯兰国家。如果不是左宗堂，可能陕甘两省的汉人会被杀光，并把中国分裂。左宗堂从侵略中国分裂新疆的土耳其匪徒阿古柏手中，夺回了新疆，他粉碎了俄国沙皇侵略中国的企图。对于这样一个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英雄，今天没有人纪念，而且一些历史学家还在骂他，这真是中国人的悲哀。

回民起义中只有一个人没有投降，白彦虎。他大字不识一个，２２岁参加起义，有勇无谋，只因杀人多而成为回民十八大营的元帅之一，其他元帅多数是能识字的阿訇。面对左宗堂的进攻，其他回民起义领袖为保回民免受灾难，都投降了，但白彦虎自知罪孽深重，担心左宗堂不会放过他，不顾跟随他的几万回民的性命，坚持抵抗。在他参加起义时，他的母亲投井自杀。他的嫂子不想奔命，发了几句牢骚，他杀了他的嫂子，以挟迫他人。白彦虎到新疆后，投靠了侵略新疆的匪徒阿古柏，帮阿古柏侵略中国，后又投靠沙皇俄国侵略新疆。

面对全族快要灭绝的境地，他没有想着保全回民依然要血战到底；他投靠外国势力分裂中国。就是这么一个人，现在有人把他奉为民族英雄。理由是他反封建最坚决。这样一种没有人性、没有国家民族大义的历史观，是这个时代的悲哀。当年，在反封建的大旗下，我们毁掉了多少文物，毁掉了多少优良的文化传统。今天，这种反封建高于一切的历史观，在很多高层次的搞学术研究的所谓历史学家心中亦然根深蒂固。学术扭曲了这些人灵魂，面对血流成河的历史，他们在高声的赞美。他们已成为魔鬼，哪是什么饱学之士。

更有象张承志这样的作家，还在鼓动圣战，赞美牺牲。知识分子应当追求真善美，以体恤生命为良知，热爱和平。歌颂屠杀、赞美屠杀，是为人类所不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