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羅的海的女兒
芬蘭首都赫爾辛基。Catherine說：「赫爾辛基不是天生麗質，也沒有濃粧豔抹，或動過失敗的整型手術。」這是她生動的描述。我就直話直說：時髦、繁榮、華麗、美食、熱鬧並不屬於赫爾辛基。Catherine和我都深深地被她的樸實所吸引。
Catherine和我幾乎已經分別或一起走遍了全世界所有先進國家的首都。回來後，我們會在咖啡廳約會，分享品評，並且拿出昔日筆記，再添幾筆。
到芬蘭之前，四十個首都中被我們評為五顆星的只有三個：維也納、斯德哥爾摩和巴黎。維也納精雕細琢、金碧輝煌。斯德哥爾摩雄偉宏大。巴黎則最絢麗大氣。
到了赫爾辛基一星期後，Catherine和我一致決定，把赫爾辛基列為全世界最有魅力的首都。理由是：作為一國之都，赫爾辛基融會著先進和樸實。這樣的評論不只很多人會不同意，恐怕年輕幾歲的我們就不會做如是觀。但這只是強烈表達出，在看遍人間繁華之後，赫爾辛基有我們最在意的特質。
赫爾辛基充其量只是一個國家的中小型都市而已，她有太多地方跟台北根本沒得比。但是，她是個建基於人性的城市，傳達著濃濃的人性的質樸。
七月的赫爾辛基陽光和煦，海風輕拂。建築物簡潔有致，色彩協調又豐富。港邊碼頭排著紅男綠女、嬰兒老者，等著乘白色的大遊艇出海。人人都是簡便的衣服，少有矯飾。天地間藍白配色，看不到高聳的大樓，視野怡然遼闊。
狗兒、汽車、腳踏車也跟著主人上船。船上寵物艙、非寵物艙的標示清清楚楚。「貓權至上」、「人狗平等」，有人道的氣息，又有浪漫的感覺。
Catherine說：「當芬蘭的狗不錯，豔遇的機會鐵定比台北的狗多。」我只覺得，赫爾辛基的狗比台北的人還安靜，大概狗也會學主人。
濱海的Usula露天咖啡屋滿座。一杯咖啡、一塊蛋糕，收七‧五歐元，兩份就是十五歐元，約新台幣六百元（四十：一）。比台北貴三至四倍。
Catherine卻說：「真便宜。」
我一時沒能會意，心想：慘了，這個會讓人嘴角抽筋的敗金女。
清風徐徐，海水藍藍，鷗影翩翩。支支筆直白桅，襯著片片白帆。遠方海中的幾個島上，美麗的碉堡、城堡，勾勒出優雅迷人的線條。突然，下了一點小雨，來了兩道彩虹。遠遠的海平面，一艘艘的白色遊輪，迤邐開進彩虹裡。六百元買這片風景，難怪她說便宜。
海邊小徑，一邊是海，一邊是公園。走個十數步或數十步路，就會遇上同一對父女；爸爸牽著稚女的小手，一起走。他們的白色背影清晰地印在結實的石板路面。這是溫馨的人行道標示。
悠閒的夫妻走在一起。這邊的爸爸扛著女兒，那邊的爸爸推著嬰兒車。媽媽看景色，慢慢走。
腳踏車忽兒忽兒就流利而過，體態健美的年輕人戴著頭盔，也分不清是男是女。腳踏車道和人行道，有時並排分離，有時共用一條。
「路權平等」也許是赫爾辛基城市規劃設計家的最根本信念；無論大街小巷，人行道都不小於車道。電車和汽車同軌的街道，車道寬度和兩邊人行道兼腳踏車道，加起來差不多。汽車道和電車道分離並行的大街，人行道和腳踏車道的寬度就佔約三分之一，和兩個車道分別相當。
街道另一個大特色是以小石塊鋪路，看起來就很踏實，營造出安全沉穩的城市氣氛。這種路面難開快車，不慢慢開的車主，勢必要付出常跑修車廠和換輪胎的代價。行人過馬路，大家慢慢走，就算綠燈轉成紅燈，才走到斑馬線途中，照著同樣速度走就行了，沒有哪部車子因為綠燈，就敢直接開過。非要等行人都安然過街完畢，綠燈方向的車子，才敢起步。
兩個推嬰兒車的媽媽，大喇喇轉過身，對著汽車駕駛比中指。被當街羞辱的這位駕駛，車子離斑馬線還有一段距離，只是超越了車道上停車再開的白線而已。
Catherine說：「你知道嗎？這個手勢我也很會比耶！」然後，她先比出右手中指，再比出右手中間三根指頭說：「這個叫Triple Fuck」。
真的嗎？我問她，她沒回話。當我是呆子。
突然，急速馬達聲傳來。誰在飆車？轉頭一看，原來是一台電動輪椅已經一溜煙轉過街去。赫爾辛基少見殘障專用步道，也請不要誤會這裡殘障人士特別多，只是他們行動方便而已。幾乎所有的街道、公共設施、大眾運輸工具都是無障礙空間。嬰兒車、輪椅到處可見。
輪椅怎麼上電車、巴士？巴士車身及車門一般設有油壓槓桿，會盡量降到和街面平行，方便輪椅和嬰兒車上下。電車要看新舊，舊式電車車門高出月台，輪椅和嬰兒車要靠其他乘客或路人搬扶。不過，互助是芬蘭人的基本美德。因此，一點都不礙事，大家會主動幫忙。新一代的電車車門設計就和月台平行，輪椅和嬰兒車可以直接進出。同時，不管甚麼車，中間車門上去的空間和座椅設計，都考量到適合停放輪椅和嬰兒車，以及讓推嬰兒車或輪椅的人便於貼車而坐。
市中心最熱鬧的亞歷山大街長約七百五十公尺，二○○三年已經鋪設完成熱水管線，冬季二十四小時流通熱水，可以瞬間融雪，以免積雪害老人和醉漢不慎滑倒。
紅綠燈偶有三個款式併聯；上方的較大，和台灣常見的差不多。略低的一個方便走近路口的人看。最下方一個人的高度處，還有一個迷你縮小版，適合腳踏車騎士和嬰兒車內的小嬰兒及坐輪椅的人看的角度。連看個紅綠燈的權利，赫爾辛基都想做到人人平等。
赫爾辛基跟台北相比，實在迷你。只要搭三T或三B電車，三十〜四十分鐘之內，就可以流暢地把她繞一遍。小的好處是不會迷路，更大的好處是萬一迷路，只要往人多的地方走，就會回到市中心。Catherine在台北住超過二十年，還是路癡一個。來到赫爾辛基，自動升格為導遊，負責領路。只靠著一張公車路線圖和一張市區地圖，她就勝任愉快地執行新職務。她親切地叫我不必管找路的事，看風景、當白癡就行了。真的很謝謝她。更謝謝赫爾辛基市政府。
首都不只是為了首都市民而建，還要提供外來的本國人民和外國旅客最大的方便。每當看到三五成群的上年紀的婦女或老者，沿街拖著大行李，毫無障礙，毫不費力，心裡就替台灣人抱不平。台灣人那麼努力工作，收我們稅金的政府，提供了我們以及我們的城市客人甚麼相稱的服務？
赫爾辛基是個最適合步行的首都。綠色的雙軌電車，穿廣場南邊緩緩而過，紅色的啤酒專享列車，繞廣場北邊姍姍而來。那節奏和人走快步或小跑步差不多。不會突兀，不必按喇叭，人車和諧。車來車去，人來人往，稱不上熱鬧，卻人氣洋溢。熙熙攘攘中一片悠閒與祥和。
住宅區則是冷冷清清。本地人不是外出到自己的度假小木屋，就是出國曬太陽。街頭看不盡的人，大都是外來的觀光客。在公車站等車時，Catherine讓座給一個看來頗富教養的六十來歲芬蘭女士。她卻說坐得下兩個人，一定要Catherine一起坐。
兩人就這樣說起話來。原來，她住在郊區，左鄰右舍跑到沒半個，她很無聊，才坐車到鬧區，看看人群。走著看累了，換搭車看。芬蘭人對生活享受和打發無聊的方式，似乎遠比台北人簡單和容易滿足。
廣場上「波羅的海的女兒」（赫爾辛基的別稱）雕像，全身銅綠，儀態婀娜，頭頂一隻海鷗棲息。女兒玉頸香肩上的白色帶狀物，是順流而下的鳥大便；赫爾辛基的雕像，幾乎都難逃海鷗當頭方便的命運。
幾隻海豹面朝女兒雕像噴水，平添幾許詩情涼意。赫爾辛基連雕像都很樸實，女性的雕像相對比其他地方多。也許只是一個對人群有貢獻的護士，她的銅像就是穿著一條尋常的裙子和普通的衣服。
人行道上，正在展覽一位芬蘭攝影家的作品；他在高空飛行三千小時，遍歷一百多個國家。他拍的主題並不新鮮，但是焦點突出；像一個非洲的小村子裡，二三十個人排隊打水，從高空拍下，天地間彷彿只有這片黃土和一口井，讓這群人賴以生存。人物的表情清晰分明，十分震撼。老題材卻呈現出前所未見的視覺感受。Catherine說：「這是老天的角度，原來上天是這樣在看人間。」
攝影展不必門票，因為展場沒有門。人行道就是展覽場，二十四小時不打烊。每張照片都放大到約一百二十公分長，八十公分寬的尺寸。這當然不是真的尺寸，我們都沒帶皮尺。
Catherine自告奮勇站到展示台旁邊，右手平放頭上說：這裡是一百六十六公分。要我自己目測比一比。展示台是一個個間隔的水泥底座，承載著壓克力裱框，六十張大照片洋洋灑灑，不怕風吹日曬雨打。也不需要印傳單，拉客人，經過鬧街的人就會看見。驚奇的照片和不錯的街道展場的構想，令人印象深刻，流連忘返。
芬蘭的特色就在此，簡單的風格和實實在在，花長時間紮紮實實地做好一件事。這個風格呈現在隨後我們旅行的芬蘭全國各地。芬蘭連個路邊施工的臨時木製走道，都做得結結實實。
「怎麼沒有看到總統府？」我們找遍赫爾辛基，就是看不到具有總統府氣派的建築物。
「問芬蘭人吧？」我說。
「請問總統府在哪裡？」Catherine問一個騎腳踏車的年輕人。
「你問哪一國的總統府呢？」年輕人左腳腳尖踮在地面，一臉狐疑。
「當然是芬蘭總統府啊！」Catherine說。
「夫人，你現在就正站在芬蘭總統府的大門前。」
說著，他騎著腳踏車一溜煙不見了。留下Catherine抬頭看看，左右望望，開始懷疑起自己的智商。最後，她下了一個顧全面子的結論：「我沒錯，是芬蘭年輕人少見多怪，至少他沒到過台灣。」我向Catherine對不起，都是我「白目」，才害她在赫爾辛基當街被年輕帥哥漏氣。
台灣人哪知芬蘭總統的待遇是這樣？台灣的總統府不但四周都是持槍的武裝衛兵，附近也都佈滿便衣警衛人員。總統一出門，沿路每個紅綠燈都有交通警察站崗，拿著無線電。他們的任務有兩個，第一是確保總統車隊不會碰上紅燈。第二是防止交叉的方向，不會有車子闖入。車隊後方的旅行車上，還有機關槍護駕。除此之外，還有整個營的武裝部隊隨時待命。這是台灣總統的規格，很大的排場和陣仗。
Catherine問我：「台灣會不會是全世界總統出門成本最高的國家？」
我不知道。不過，在等Catherine的三個月裡，我熟讀了芬蘭的歷史和至今總共十一位芬蘭總統的生平。我為她說了一小段芬蘭總統曼納漢（Mannerheim）不知道的故事。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八十四歲的曼納漢病逝於瑞士。接到他的死訊時，芬蘭總統向全國人民廣播：「芬蘭歷史上一位最偉大和最卓越的人物，已經去世了。」
他的遺體從瑞士運回芬蘭。
二月四日，葬禮在赫爾辛基舉行。國會議長代表全國人民致詞說：
……一位偉大的戰士，一位偉大的政治家，一位偉大的公民，現在，披著歲月的榮光，安息在他的祖國。…他已經成為芬蘭獨立歷史的核心人物，沒有任何人能取代他在命定時刻的強度。他依著偉大的人格特質力量，貢獻良多。他從未強迫人民讓他服務。他總是在人民需要他的時候，任由人民擺佈。
瑪麗蓮夢露的懲罰
我提議講些我在書上看到的笑話，Catherine說：「我怎麼不知道你會講笑話？」我的確是既不會又不愛講笑話。講得更悽慘和坦率，我從來就不喜歡笑話，笑話就是笑話而已。但是，芬蘭千年沉默下的笑話很特別，看過就不容易忘記。尤其，Catherine想像都會痛哭流涕，實在有趣，又惹人憐惜。她有個豐富敏銳的小說心靈。
她喜出望外，鼓勵我快點說。
有一天，兩輛馬車在芬蘭連接兩個省的一座橋上相遇。
先到橋上的駕駛，發現馬車被來車擋住。橋窄得無法讓兩輛馬車交會而過。但是，兩位駕駛都未發一語。
先到的馬車駕駛拿出報紙，開始看。看了半個小時後，後上橋的馬車駕駛，從馬車下來，走到他身邊，輕敲他的膝蓋，說：「等你看完之後，我要看一個小時。」
Catherine喜歡這個笑話。她笑著說：「芬蘭人還真熱愛閱讀？你看，我前世一定是芬蘭人。」芬蘭人具有如此善於長久而安靜等待的能耐。
兩個芬蘭朋友到酒吧喝酒，坐了一個小時，沒說半句話。
直到其中一個拿起酒杯說：「敬你。」
朋友相當不悅：「我們是來喝酒，還是聊天？」
Catherine說：「真的這麼苦悶？」我沒回應，繼續說我在「Finland, Cultural Lone Wolf」 書中看到的笑話。
一對芬蘭夫婦結婚了二十五年，丈夫有天小作抱怨。
他說：「你從來不曾說過你愛我。」
太太回答他：「聽著，二十五年前，我們要結婚時，我跟你說我愛你。如果情況有任何改變，我會讓你知道。」
Catherine說，這個笑話她不喜歡。
一個部長離開一個重要會議，被記者和群眾堵到。
「部長先生，你有甚麼跟會議有關的事要告訴我們嗎？」
部長說：「不予置評。」
「真的一點也沒有嗎？」記者問。
「是的，沒有。還有，不要引述我說的話。」
「這個笑話應該講給所有台灣的政治人物聽。」Catherine說：「台灣政治人物看到麥克風時，只有兩種樣子。女的把麥克風當男性的陽具，抓了就不放。男的把麥克風當成威而剛，面對麥克風的次數越多，其實就是越無能」。
Catherine的比喻我喜歡。在台灣，事實的真相的確是這樣。台灣的政客基本的專長就是專門製造恐慌與不安。他們早早失去了倫理道德，天天都在謊言拍賣大清倉，而且，貨源不虞匱乏。
芬蘭有個溫良恭儉讓的農夫到雪地釣魚。氣溫零下二十度，兒子帶著咖啡壺，裝滿熱咖啡去孝敬老爸。
老爸穿著溫暖的厚外套，圍巾、長靴、手套、皮帽樣樣不少。但是，他的皮帽上的禦寒耳罩向上翻，沒有放下來，一雙耳朵凍得發白。
「你不知道耳罩是要放下來的嗎？」乖兒子問。
老爸說：「我知道，但是我昨天帶著耳罩，發生可怕的意外。」
「真的？發生甚麼事？」兒子很好奇地問。
老爸說：「有人問我要不要喝一杯，我沒聽到。」
Catherine聽得哈哈大笑。今天的芬蘭仍然是酒的溫柔鄉，酒後出糗，很容易就被原諒。我們在赫爾辛基公園看過幾次醉漢當街掏出他的寶貝。等公車或電車時，三不五時，會有醉漢靠近身旁。
「最後一個了。」我說：「故事男主角是芬蘭總統吉科寧（Urho Kekkonen）。」
Catherine問是不是當了二十五年總統的那一個，她對硬梆梆的材料，總不太記得住。
吉科寧死後上天堂。聖彼得在天堂珍珠門面試他。
「名字？」
「吉科寧。」
「職業？」
「芬蘭總統。」
聖彼得拿出一份厚厚的檔案，看了幾分鐘。
然後，取出一張紙：「是的，沒錯，你可以進天堂。我給你這裡詳細的活動時間表；七點叫起床，八點早餐，九點〜十點看報紙，然後，挽著你的女朋友，繞著天堂，晨間散步。午餐…」
「女朋友？」吉科寧緊張地插嘴。「誰是我的女朋友？」
聖彼得察看配對名單。
「哦，這裡，你的女朋友是Golda Meir。」梅爾夫人是強悍的前以色列總理。
「Golda Meir！」他作嘔地大叫。「我不要Golda Meir，為什麼是她？」
「你看看，」聖彼得回答：「這完全根據你在人間的紀錄。你可能已經知道，作為一個政客，你並沒有常常維持令人滿意的道德標準。你蒙蔽選民，作假承諾，時常說謊。你可以說，有Golda Meir這種女朋友，算是對你的一種懲罰。」
「夠了。」吉科寧大喊。「我不想再聽，我要離開天堂。」他走出了珍珠門。
在天堂外邊，他既不服氣又好奇地繞著天堂周圍走。天堂四周被矮牆圍著，他可以輕易看過去。
十點一到，所有的伴侶都出來晨間散步。吉科寧認出許多名人，像莎士比亞、西貝流士的女伴都很迷人。他看到Ahti Karjalainen 挽著瑪麗蓮‧夢露。Karjarlainen是吉科寧的長期政治伙伴。當過吉科寧任內的芬蘭總理，後來和吉科寧鬧翻。
吉科寧狂怒不已，他衝回天堂入口，生氣地對聖彼得發飆：「我知道我在人間不是聖人，但是Ahti Karjalainen 也沒好到哪裡。他作的假承諾，說的謊，和我一樣多。還有，他很愚蠢。你竟然把瑪麗蓮夢露給他當女友！」
「不，你必須從另一個角度看，」聖彼得回答：「你看，Ahti Karjalainen就是給瑪麗蓮‧夢露的懲罰。」
芬蘭人懂得「逆向思考」，不是嗎？這些笑話也呈現出一致的「芬蘭識別」。
「台灣識別」的笑話又在哪裡呢？
聖誕老人村
二十一世紀是顛覆歷史的世紀。其實，每個世紀莫不如此。只是因為科技的高度發展和人道主義的抬頭，二十一世紀的顛覆更為全面和明顯。
文明的發展像倒水於地，有些地方濕透，有些地方只沾染水氣而已。文明發展的現象並非突發而至，早在前個世紀就已開始逐步具體隱動。
「藍色巨人」IBM創辦人老華生一九五六年過世前一年，比爾蓋茲才剛誕生。後一兩年，一九五八年左右，基爾比和諾宜斯才想出了半導體積體電路的製造概念。二十一世紀的產業，終被電腦、軟體和晶片全面改寫。
特洛伊的「木馬屠城記」，再也不是英雄美人的淒美傳說，只剩下一個比賽自私和愚蠢的荒謬故事。
對潮流敏感的電影圈，在二十世紀末也陸續推出不同於昔日的戰爭影片。戰場上的攻守、死傷依舊，不同的是價值的詮釋。戰爭不再是為國為民的聖化，或戰爭英雄的壯烈紀事。作戰的目的只是為了讓自己和同袍免於傷亡而已。
刻畫戰爭的悲慘取代了戰士英勇的描述。人類的確能更快速地從發展的過程中記取教訓。
創造力是顛覆世界、改寫歷史的唯一工具。創造力的標的物可以是未來、現在或過去。記憶的事實或真理將一一遭到質疑，或遭創造之水的無情洗滌。
記憶往往只是成見而已，懷疑才是科學，科學精神才是真正的正直和誠實。
芬蘭人用一個小小的不毛之地，顛覆了數百年來帶給人類最大歡樂的傳說。
聖誕老人的傳說很多。但是，聖誕老人和芬蘭有關的記載從來沒見過。
有人穿鑿附會，舉斯堪地那維亞半島的奧丁神傳說來牽扯。可是，奧丁神是戰神，邏輯不通。而且，瑞典、挪威、丹麥，這三個國家是斯堪地那維亞民族，只有芬蘭不是。芬蘭至少有四分之一的東方血統。芬蘭人不像瑞典人長腿長身，也不像丹麥人的白皮膚。
再深究，聖誕老人穿紅衣、戴紅帽，背著禮物袋的造型，以及馴鹿拉著雪橇，「雪花隨風飄，花鹿在奔跑」的意境，最早出現在美國製作的電視和電影。當今聖誕老人的造型，完完全全就是美國影視及出版工業的產品。
聖誕老人叫甚麼名字？Santa Claus或是Saint Nicholas ? 這像芬蘭名字嗎？可是，現在的台灣人都說聖誕老人在芬蘭。到芬蘭就是為了看聖誕老人。
聖誕老人的傳說，源自於遙遠的歐洲歷史，甚至遠溯三〜四世紀的小亞細亞。無論如何，聖誕老人和芬蘭，本來一點都扯不上關係。
赫爾辛基北方八百一十五公里，Lapland的首府羅凡尼亞米Rovaniemi就在那裡。市外八公里處有個「聖誕老人村」。
聖誕老人村外邊是一排木造的房子，一層樓高。用途是餐廳、禮品店、郵局。棗紅的牆面，墨綠的斜屋頂。建築物的歷史頂多十〜二十年。
進了村子大門，迎面一根泛黑的木柱，上頭釘著約二十個木牌，木牌上標示著世界各國不同的地名和到聖誕老人村的距離。Taipei在最頂端，牌子顏色尚新，大概掛上去不久。距離標示7804Km（公里）。
一道肩寬的白線鮮明地劃在棗紅色的地面，上面壓著：「POLARE ARTICO 66° 32 35＂」幾個大字。「POLARE ARTICO」是芬蘭文的「北極圈」。數字則是北緯的緯度標示六十六度三十二分三十五秒。
線的北邊就進入了北極圈。這是「聖誕老人村」最吸引遊客的地方。金髮、黑髮的觀光客都一樣，忙著跨過白色的北極圈線，拍照留念。日本人、中國人成群結隊，台灣人也不落人後，剛巧從高雄來了一團三十九人。Catherine他鄉遇故知，好不興奮。
壓軸好戲當然就屬和聖誕老人拍照留念。
隊伍排得很長，輪到時，看清楚原來只有一個年輕女孩守著門，控制著進度。她先用英語，笑問客從何處來？台灣。她的英語馬上變成華語：「你好嗎？」。遇到日本人，她就跟著講日語的問候語。
等到前一組觀光客準備上台和聖誕老人拍照時，女孩就放下一組人進去，等在攝影布景台下。前組拍好下來，就緊跟著上。非常有商業效率。
聖誕老人用英語問Catherine：「你叫甚麼名字？哪裡來？」
「台灣。」Catherine說。
一聽台灣，聖誕老人就興高采烈地說華語：「全世界最高的大樓，台北一○一。對不對？」「兩年前我去過台北，住在六福皇宮，還去過高雄和台中。」
聖誕老人坐著居中，Catherine和我分坐左右。「Smile！」，拍好照，握手下台。電腦畫面上已經呈現兩張照片。
拍照的年輕人說第一張他認為比較好。Catherine同意。他請我們從入口的反方向出去，說：「等兩分鐘，照片就可以給妳。」
出口就是禮品店的入口。另外一個女孩在看店面。真的兩分鐘後她就把照片裝好紙框，套進大紅信封，交給Catherine。
一張照片十九歐元，合新台幣七百六十元。加買的每張十五歐元。前組的日本人買三張，共四十九元。十分鐘不到，亞洲同胞付了六十四歐元。
連聖誕老人總共四個工作人員，作業場地約十坪。我也想當芬蘭聖誕老人，別的聖誕老人送禮物給人，這個聖誕老人收歐元。人人給得很開心，還要千里迢迢開車或坐飛機去排隊。
聖誕老人既和善又熱心，連你的親朋好友也一併服務；填張表，隨你要寄給誰，用甚麼語言，單一價格每張六歐元。聖誕節時，你替她（他）付六歐元的人，就會收到芬蘭北極聖誕老人寄來的聖誕卡片。如果還要一起寄聖誕新年曆，換別家店，只加收一元，共七歐元。
和旅費比起來，聖誕老人賺小錢。但是到聖誕老人村之前的旅費可觀。很多台灣人到芬蘭，就是只為了看聖誕老人。
聖誕老人散播愛與歡樂的故事，人人喜愛。「聖誕老人的故鄉在芬蘭」的新傳說，更是令人嘆為觀止。連冰天雪地的北極，都能替芬蘭，招來大批觀光客，賺大錢。芬蘭人善用神話的魔力，只有一句話可以形容──「我的老天」。
芬蘭官方的說法很誠實，並不竄改傳說。聖誕老人村建於一九八五年。為了「讓聖誕老人的美麗傳說夢想成真」，如此而已。
可以預見，年代越久，芬蘭和聖誕老人的關係會越來越緊密。聖誕老人的故鄉在和善的芬蘭，是天作之合。好萊塢創造的所有聖誕老人的意象，飄雪及馴鹿，正適合在芬蘭北極圈內成為活生生的事實。
借力使力、無中生有，這個厲害。
「這個創意可以名列全球最偉大的創意之一，幫芬蘭人賺上幾百年的觀光錢。」Catherine說。她還要我跟她大聲說一遍：「芬蘭是聖誕老人的新故鄉。」
芬蘭人顛覆了聖誕老人的傳說之後，會不會顛覆自己的歷史解讀呢？歷史上孤立的芬蘭，一直要融入世界。「北歐」是她們的第一個喘息站。「歐盟」則是她們安心的港灣。俄羅斯則和她們的未來繁榮和安全息息相關。
二十一世紀出生，接受高品質教育的芬蘭下一代，會如何編寫全新觀點的芬蘭歷史？五十年、一百年前或八百年前發生的任何故事，已和她們的未來完全無關。
繼承歷史的不幸，絕對不會有助於未來的幸運。這是我對芬蘭歷史唯一想表示的意見。對台灣歷史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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