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这期文章，咱们继续来探讨饥饿创伤对思维方式的影响。
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 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
我们说，饥饿和匮乏带给人的心理创伤是极其深远的，它不仅会带给人以强烈的羞耻感，同时也严重抑制一个人的抽象思维能力，使人的心智停留在表象层面。
比如我们在9月7日讲隐私的文章里就说到，中国人的一种普遍倾向，就是认为一切超感官，超越身体的精神需要，都是虚妄不真的，都是闲得发慌，没有价值的。
比如，咱们之前提到的那个中国经典的二律背反，其中有两句是饭都吃不上，还关心这个干嘛？以及都吃上饭了，还关心这个干嘛？
这个梗确实是概括得非常精确的，它不仅是政治宣传的产物，而是在饥荒和政治高压下产生的一种普遍的文化心理，也就是思维深深地沉浸在对匮乏的恐惧之中，难以发展出对抽象概念的建模能力，表现为一种极端的世俗感和现实感，也就是对一切超出口腔体验的事物都视而不见，乃至嗤之以鼻。
这常常表现在对自尊、人格、美感、个性、 爱情等抽象的精神利益的忽视，对于各种超现实的爱好、品位、缺乏兴趣和好奇，以及对公正、民主、个体权利等等普世价值的轻视和无知。
在很多人看来，这些抽象的事物都可以统统用一句吃饱了称的，这有什么用，能当饭吃吗，来衡量或评判？在袁隆平去世的那段时间，中文互联网上流行一个表情包，就是在袁隆平的照片下面配文，都怪我让你们吃得太饱了，这个梗常被用来讽刺某种现象的荒谬和无意义，但这里的问题在于，很多人否定一个事物的意义，不是从事情本身出发就是论事，而是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吃太饱，只要饿一饿，头脑就不会想这么多没用的东西了。
这里仍然隐含着一种精神要始终依附于身体的倾向。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喜欢传播这个表情包的大多是年轻人，他们可能不喜欢父母的那种老套的说教，也没有经历过真正的饥饿，但在无意识中却又传播了某种饥饿环境下的思维方式，这的确说明了某些集体性的心理创伤，不会随着物质水平的进步而自动消失。
中国人的这种功利主义，本质上是将形而下的口腔阶段，味觉阶段等生理需求，视为人的形而上的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本质和根源，从而把人的生命意象和终极归宿被口腔化，身体化。 在就业方面，体现在对铁饭碗的极端迷恋，这个话题以后会再详细说说。 在婚恋中则发展出了吃饱饭为内核导向的择偶策略，中国特色的相亲就是一个例子，父母倾向于为子女选择经济条件优越的对象，认为这样才能带来看得见的安全感，而不认为情感契合，人格成熟是个人利益的一部分，顶多认为这些是依附于物质的次要指标，很多人说这太过于功利。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中国式的功利，与西方的功利主义哲学又有着本质区别，甚至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 功利主义哲学虽然也是基于最大化幸福这一原则，但对幸福的定义却是非常广泛的，包括精神满足，个性发展，自我实现等非物质层面的追求。
西方功利主义注重人的整体幸福感，不仅限于身体上的舒适，还包括精神上的富足与自由。 正如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米尔所说，自由主义要使每个人成为他自己的指导者和主权者，要让每个人为自己去思索，只按对自己最有利的判断去做，允许其他人以言之有据的道理说服他。 这种对于成为自己的主人以及独立思考的执着，在许多中国人看来本身就是不功利的，比如如果能够牺牲自由去换来某种物质条件，很多人是愿意的。
功利主义哲学要求个人按照对自我有利的判断去做，关键在于你首先得有一个自我，而缺乏自我的功利就经常体现为一种狭隘和短视的策略，比如我们上期视频提到的那种病态的好面子。
那么饥饿和匮乏是如何抑制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的呢？首先，在长期的物质匮乏环境下，人们的首要任务是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粮食、住所和日常生活所需的必需品。 每一粒米、每一根柴草都是生死攸关的资源，这促使人们必须在非常有限的资源下进行精细的计算和规划。 这样的环境迫使人们把大量脑力用于对具体问题的精打细算，例如如何将粮食合理分配、如何最大限度利用土地。
虽然这些活动锻炼了人们在实际操作中的精细化思维，但这种思维方式往往局限于眼前的现实，缺乏对抽象概念的运用和归纳能力的培养。 当事人在进行任何推理或计算时，总是要依赖于实物的形象。 比如，在计算数字时，他们会不自觉地在脑海中浮现出具体的物品，如米粒、牲畜等，或是依赖身体部位如手指、脚趾来帮助记忆和计算，不善于使用抽象概念。 多说一句，这其实也是很多学生在学习数学和物理感到非常头疼的原因。
这种必须借助具体物品来理解世界的思维方式，最典型的体现就是毛泽东的指头分析法。 毛医生中无数次用手指头来比喻和说明问题，比如1945年他就说道，苏联是大指头，是反法西斯的主力，英美只出动了80个师，苏联出了200个师，所以苏联是主力。 在大跃进期间，毛更是反复地用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比喻来掩盖和回避错误。 在1959年南宁会议上，针对大跃进造成的问题，毛说道，九个指头是大局，一个指头是小局，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干部们要善于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 这个比喻的关键毛病并不在于几比几，而在于以宏大的帝王视角去看问题，完全将人民视为一种财产和资源，只要最后的结果是正数，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生存、痛苦和代价就是无足轻重的。
但不得不说，毛的话语的确是非常富有特色和感染力的，他的很多比喻之所以能达到一种很好的洗脑效果，就在于抓住了农民们种物质轻抽象的思维方式。 这种思维方式无法演绎出更为复杂的逻辑，也深深影响了对社会角色和职业的理解。
在以农耕为主的社会中，农民的劳动成果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粮食，而商人的活动则被视为虚无的，花里胡哨的。 在他们看来，商人只是在不同地方搬运货物，不生产任何实质性的物品，却通过交换赚取了利润，这让他们感到困惑甚至不满。 商人的利润看似是凭空变出来的，无法与辛勤耕作的农民形成对比。
在农民眼中，只有通过体力劳动创造的食物才是有价值的，商人通过流通货物而产生的抽象价值则是不合常理的。 这种观念反映了他们难以理解超出食物层面的经济规律，以及更抽象的社会角色分工与市场机制。
正如秦晖在《田园诗与狂想曲》一书中所说的，理性思维必须创建在抽象与逻辑分析能力的基础上，这正是在商品交换的环境中培养起来的。 在商品经济中，无数具体的物品被抽象为可用货币加以定量的价值，显示了概念在逻辑基础上的可通约性。
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去年11月11日的这期里有过详细的论述，当时我们说到，中国人所理解的劳动往往是指生产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制造食物，比如认为生产粮食、机械和钢铁等等工农业才是真正的在做事，而以信息产业、教育培训、金融业、 文体娱乐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则没有根本的价值，是处于依附性地位的。 官媒也反复警告中国经济不能脱实向虚，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根本，脱实向虚则要吃大亏。 在那期里，我们就以游戏产业对芯片产业的催化和促进，说明了人的精神需求是怎样推动科技进步的。
中国社会所认为的实体经济，准确地说应该叫食物经济，它实际上暗含着这样一种意思，只有人的生存需要，即对物质的需求才是真实的需求，而包括娱乐和文化享受的精神需要，则都是虚假的。 这种唯食物主义的价值观，当然也是一种饥饿和匮乏社会才容易有的认知。
另外，抽象思维能力也与一个社会的交流程度密不可分。 在一个高度互动、思想自由流动的社会中，个体更有机会接触到多样的观点，从而发展出复杂的、抽象的思维方式。
比如在古希腊，公民大会，公开演讲，公开的法庭审判和辩论，戏剧和竞技会对于民主政治是极其重要的，这些活动大大培养和锻炼了人的思维能力。 因为在大规模的社会交流，尤其是公开的辩论、讨论和演讲中，个体有机会通过言语的碰撞，逐步意识到某些共同的、超越感性的概念是具有真理性的。
在这样的对话中，人们逐渐认识到语言不仅仅是交流工具，还能揭示和捕捉某些超越感官的普遍性或本质，并把这些看不见的东西视为看得见的东西的本质，比如柏拉图就把超感性的理念 视为比感官世界的事物更加真实的存在。 在演说中，个体逐渐意识到一些概念如正义、真理、美德不仅仅是语言上的符号，而是代表着人类生活中超越感官世界的原则。
这种思维模式的引进，使得哲学成为了追求真理的工具，而不再仅仅局限于对感性世界的描述。 这里多说一句，对语言的态度，可以视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一个关键区别。 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哲学有着明显的反语言倾向。 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以后再详细聊一聊。
值得一说的是，普世价值为人类所熟知，也是离不开大规模的交流和互动。 比如 文德尔班 认为，十字军东征导致了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频繁接触，这些宗教的斗争导致了一个后果，那就是一些人发现了，这三大一神教的分歧背后存在某些共同因素。 比如犹太教认为摩西的律法是神对以色列民族的特殊启示，伊斯兰教认为穆罕默德是最后的先知等等。 这种排他性和独特性的教义背后，又有着某种深层的共性，那么学者们就意识到，在这些特殊的启示背后，存在某个超越具体宗教形式的真理，由此产生了一种世界宗教的观念，而这个宗教只能通过理性来把握。 这个洞见为欧洲走出中世纪的蒙昧，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而在中国历史上，大多数人却几乎没有多少岁月是能够真正免于饥饿的，这不仅是由于中国频繁的自然灾害和紧张的土地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统治者刻意促成的。 管仲说，为者，所以守民口也。 就是说，口腹之欲可以用来操纵百姓，这就是人君治人之术。 刘雨昕在《口冰界》中感叹，可以多食，物以多言。 老子更是强调，是以圣人之智也，须其心，实其腹，弱其智，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 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既然不可以说话，又需要为个体的能量找一个出口，就只能选择沉溺于味觉和口腔，所谓民以食为天，这是中国人的一种普遍的感慨和无奈。
中国人内敛的国民性，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匮乏塑造出来的。 在物质匮乏和高压的政治环境下，社会交流往往受到压缩和限制，人们的精力和时间被生活中的实际需求所占据，无法抽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进行超越日常事物的讨论。 个体更多地处于生存斗争中，焦虑于粮食、水、栖息地等基本需求，缺乏机会去从事与生存无关的抽象思考，进一步压缩了人们进行抽象思维和追求精神世界的可能性。
在为温饱奔波的生活中，精神层面的追求如个性、 权力、美感等都被视作奢侈品。 这种生活方式不仅形成了一种实际主义的思维模式，也使得人们对超出生存之外的抽象事物持有一定的怀疑和抵触态度。 饥饿不仅消耗了人们的生理能量，还使得社会结构更加紧张和封闭。
在长时间的饥荒中，个体和家庭的生存需求压倒了社群之间的交流。 为了生存，人们更倾向于自我封闭，关注自身及家人的生存，减少与外界的互动和信息的流通。 由饥饿孕育出来的保守、封闭和排外，是理解许多中国文化和社会心理的一个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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