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想和大家聊聊中国人心理创伤修复的问题，也是因为我这两天在读一本讲述文革创伤的书，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读书体验。 最近有很多网友在和我聊天时，都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创伤事件已经过去很多年了，自己也早已远离了创伤环境，但仍然会频繁地闪现当时的体验。 他们分享了很多真实的感受。
比如，一位网友在中学时期遭受了校园暴力，当时的老师也选择视而不见，没有及时干预。 如今她已经工作多年，然而每当看到几个男同事在一起窃窃私语时，就会立刻感到一种不安和焦虑，仿佛他们是在讨论和嘲笑自己。 脑海里会浮现那些男生的脸，涌起一种窒息感。 她知道这些同事什么都没做，自己的环境是安全的，但就是控制不住这种感觉，像是永远地困在了那个角落。 另一位小时候遭受父亲家暴的网友表示，即便现在早已经和父亲绝交，成了独立的成年人，每次听到类似的酒瓶开盖的声音，心跳都会加速，全身紧绷，心烦意乱。 我明明知道身边没有任何威胁，但那种恐惧还是会控制住自己，整个人将在原地，动弹不得。 从当事人的表述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创伤的闪回是一种非常深刻的不自由感。 首先，这种体验会让当事人感到自己被困在特定的场景之中，也就是嵌入embedded。
正如我们在9月7日的这期里提到的，这种模式会使人将内在感受和外在现实等同起来，当事人缺乏一个觉察性的自我来为二者划分界限，无法去思考和组织情感体验，就表现为直接地被感受所驱使。 对于那种创伤体验，当事人感到自己只有单一的视角，单一的观点，那种感受是如此强烈，淹没了个体的思考能力，以至于没有办法对这种感受进行质疑，没有办法接受其他的诠释，闪回的不自由感也体现在过去与现在的割裂。 创伤使当事人被过去的伤害性体验所冻结和定格，即使他当下的身份和创伤发生时的身份已经截然不同，例如，当事人曾经是弱小无助的儿童，而如今已经非常强大，然而他仍然会被迫地进入那个创伤身份，对当时的情绪、思维和感受去重新认同，难以意识到现在的自己已经不一样了。 这种割裂使人无法将当前的自我与过去集成起来。 当然，这些都是创伤后常见的现象，与文化、民族和国家无关。
不过，我们并不是要讨论一般意义上的心理创伤修复问题，而是关注在中国这样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下，有哪些因素使中国人修复创伤要面临更多的困难。
那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刚好我最近在读一本关于文革创伤的书，标题为《中国灵魂的景观》,文革创伤的持续存在，中国灵魂的景观，文革创伤的持续存在。 这本书是德国的心理学家与中国学者合作的成果，他通过个案研究的方式分析了中国人在文革中遭受的心理创伤及其代际影响。
虽然这个研究在我看来非常深刻和有意义，咱们这个频道其实也经常讨论这个方向，但显然这种研究在中国是非常难以获得公开支持，它应该是没有中意本，也不太可能在中国大陆出版的。 所以这种研究往往只能靠外国学者牵头和发起了。
当然，德国人做这种研究还有一个特别的优势，就是作为同样经历过极权统治的国家，德国人可以将中国对文革的评价与德国对纳粹时代的反思进行对比，从而揭示出中德两国人在走出精神创伤的程度上为何有着巨大的差距。
在我看来，这两个事件也有很大的区别，德国的十二年时期，也就是从1933年到1945年的第三帝国，虽然也是极权统治，但之前的魏玛共和时期却并不极权，而中国的文革虽然只持续了十年，但类似文革的极权状态其实可以追溯到更早。 值得一说的是，本书还从一个非常宏大的视角，就是从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和近代中国的形式，指出中国人走出文革创伤面临着哪些特殊的困难。
在序言中，作者提到自己在与中国同事工作时，经常被质问这些研究有什么意义，毕竟文革都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 而作者认为，鉴于欧洲走出历史创伤的经验，文革在中国的负面影响还要再持续好几代人。 这就让我想到了，咱们频道的评论区里经常有人质疑，说因为我接触了很多人，都是有创伤的，所以我会夸大了中国人精神创伤的程度。 其实这只是因为普遍的沉默导致的不敏感和迟钝。
我认为，话语本身能够通过将支离破碎的情绪重新集成来治愈创伤，如果对创伤的自由讨论和言说不被允许或者缺乏条件，那么创伤就不仅仅是历史，而是一个持续发生的事件，也必然无法得到修复的。 当我读这本书的时候，看到那些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文革话语 被表述成英文，经常会涌现出一种怪异感。 比如将东方红，太阳升翻译为The East is Red, The Sun is Rising,它为人民谋幸福翻译成He Plants Happiness for the People, 将牛鬼蛇神翻译为Demons and Serpents等等，这种怪异和荒诞感是在阅读中文时很难体验到的。
这让我想到了俄国的史克罗夫斯基提出的陌生化效应，当这些术语被翻译成英文后，就迫使中文读者从一种相对陌生的视角去审视它们，仿佛这些词语不再属于熟悉的语言环境。 由于读者对这些词语的心理距离增大了，也就剥离了这些词语在中文中所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和意识形态功能，比如中文里的东方红太阳生被赋予了一种庄重、神圣和宏大的感觉，而牛鬼蛇神则带有强烈的贬义，但当它们被转为英文时，原来的神圣或丑恶的情感色彩都被大大弱化了。 最终读者看到了它们更为赤裸的状态，就是荒诞和怪异，这也是外部观察者有时候能对中国社会能有深刻认知的原因。
作为精神分析师，作者从文革中首先关注到的是中国人精神状态的退行，也就是Regression。 作者认为，在文革中，中国人向着向更幼稚、更早期的心智状态，全面倒退。 这体现在中国人的社会关系的形式，退化为一个高度理想化的慈父与成千上万的儿童，在情感状态上表现为对融合与共生的狂喜和毁灭性的仇恨，在心理功能上表现为分裂和投射等更加低级的心理功能，取代了集成、反思的高级心理功能。 分裂指的是因诱而容易将事物看成是全好或全坏的，非非几百的，这是一种原始的思维。
投射指的是个体将自己无法接受的情绪、动机或者欲望强加或者推卸在他者身上。 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这期讲中国审美荒诺的视频里，曾经介绍了颜格林的小说《白蛇》, 讲到了孙力坤在文革期间遭批斗后，群众是如何将敌意、嫉妒和性欲投射在他身上的。 这其实也是一个文革时期大众心理投射的典型。
接下来，作者对受访者王先生一家人进行了采访和分析。 王先生出生于1930年，1964年他的妻子去世了，1966年文革爆发，他遭到了抄家和毒打，被关押了二十天，随后他被送到了农村，被迫和一个贫农女性结婚，也就是所谓的接受再教育，两个人的婚姻属于政治婚姻，毫无感情可言。 1968年，他们生了一个儿子。 王先生至今仍然会经常闪回，他看到大雪，就会回想起被下放到农村的那一天，他只有一捆床单，一块木板，两个凳子，当他回忆祖母去世时，就会口吐白沫，他经常感到强烈的痛苦，除了痛苦，什么都没有。 在对于文革的回忆和纪念被禁止的中国社会，许多中国人无法用言语来表达个体精神层面的痛苦，就只能通过生理疾病的方式表达，也就是躯体化。 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就能理解很多中国人生理上的疼痛，表面上是和心理无关的现象，但其实是深刻的精神创伤。
正如这篇文章所说的，1980年，美国医学人类学家凯伯文，在湖南选择了100个被诊断患有神经衰弱的病人进行访谈，他发现，其中大部分都曾在文革中遭受影响，比如家庭破碎，失业，子女离散等等，有些患者则出现了各种身体上的疼痛，如偏头痛，胃痛，心血管问题。 凯伯文说，躯体化成了这一代人生活苦难的首要表达方式。 为什么人的心理创伤会激起躯体化反应？我们说，人类的记忆不仅仅体现在大脑皮层的信息存储，还体现在感觉和运动系统。
因此，身体不会遗忘任何东西，心理创伤可以在身体层面留下很多印记，所以，躯体化反应是理解个体心理的重要路径。 在我接触的很多朋友那里，我发现每个人的躯体化反应都是不同的，独特的，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精确、成熟和包容性的语言，是有利于个体实现内在的集成，从而缓解和治愈这种痛苦的。
而就文革受害者而言，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虽然走出了文革，但在公共空间上依然存在很多阻碍创伤修复的因素，甚至是加剧和促进了创伤的。 正如作者所总结的，文革后，官方叙事将文革解释为十年浩劫，并通过党的正式决议定义了事件的正确解释，赋予了文革创伤叙事一种固定的政治解读。
在这种解读中，文革的大部分责任被推给了四人帮等少数高层领导人，毛泽东只负一定程度的责任，他虽然犯了错误，但他的动机和初心是好的，也就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只是被某些野心家所利用和蒙蔽。 人民群众则是盲从的，被煽动的，但这种官方叙事的实质 仍然是以高层视角来代替全体人民去反思和总结，它完全以高层的权力斗争为主线，缺乏了个体视角和内心体验。
实际上，许多政治事件在民间的运行逻辑 和人们的一般印象是大相径庭的，比如反右运动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 是以毛泽东引蛇出洞，精英右派分子受打击的叙事为主线的，但这种叙事无法概括和总结 全国55万右派分子的命运，实际上，基层的反右运动则是另一套逻辑。 文革也是如此，对文革的否定和批判 应该首先是个人的事情，而不应该被官方强行限定在一个相当有限的区域内。
当然，有限度的批判也是批判，改革开放一时，官方在一定程度上放开了对文革的讨论，这一时期涌现了大量的伤痕文学，揭露了当时中国人的痛苦经历，但这些作品大多仍在官方指导下运作，并未对文革创伤作更深刻的解剖，即使是这样，也仍然被官方批判和限制，大规模地对文革的纪念。 哀悼和反思是不可能的。 邓小平对伤痕文学说了一句名言，哭哭啼啼，没有出息。 这句话明显表达了一种对软弱的鄙视，和叫人向前看的态度。 然而这种向前看，只是官方回避对历史创伤负责的托词，这种虚假的坚强，实质上是对过去痛苦的漠视和淡化，而非创伤自然愈合后的真实的乐观。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整体上就弥漫着这样一种虚假的积极乐观的氛围之下，强迫性地向前看，与闷声发大财，共同成为了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的一种无形的社会准则和时代精神，而未经处理的创伤，则在浮躁和物质追求中被掩盖了。 正如我们在去年3月31日的这期视频所说的，改开后的中国，成功地将物质利益至上的价值观，灌输到了整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只要不冲击政治高压线，哪怕以极不道德的方式获取财富，也是可以被允许的。
人们习惯用浮躁狭隘的利己主义，以及一种虚无盲目的乐观主义，来掩饰内心的空虚和不安。 然而掩饰终究不能代替真正的治愈，一旦遇到挫败，比如疫情后的中国人很难再闷声发财了，这种虚假的乐观就会表现出自身的脆弱。 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的，这些创伤都像是被植入的电脑病毒，潜伏在系统中，伺机而动，也可能随时感染其他的电脑。
如果与德国在二战后的反思作对比，就很容易能看出差距。 战后的德国创建了系统的历史教育体系，包括各种各样的纪念馆、纪念碑和纪念活动等等，对纳粹时代的罪行有深入分析。 整个社会通过媒体、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等多种方式，去公开揭露和讨论纳粹时期的创伤，同时政府立法打击纳粹符号、言论和行为等等。
而在中国，由于官方对反思文革的人为限制，同时以粗糙和虚假的叙事来简化历史，这使得人们对文革无法形成一个基本的共识。 若干年后，文革符号依然能登堂入室，甚至成为一种正面力量，使很多人寄托了一种所谓大民主的浪漫想象。 这种混乱当然也是创伤修复的一些宏观层面的阻碍。
那关于这个话题还有很多可讨论的，我们今天也只是浅浅地聊到了文革创伤，以后再慢慢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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