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27日星期一

心理学能拯救中国人的精神吗?心理治疗在中国的困局Can psychology save the Chinese spirit

这文章想和大家聊一聊心理治疗在中国的困境,以及心理学是否能够拯救中国人的精神。 

中国社会的心理健康问题由来已久,并且越来越受到关注。 这些年来,我们都能注意到,心理学话语在大众舆论所占有的比重正逐渐上升。 一些和心理学相关的概念也不断出圈,成为网络流行语。 比如早些年的豆瓣群组父母皆祸害,涉及到的是中国家庭广泛存在的亲子关系问题。 2016年,以葛优糖为代表的一批表情包走红,成为了丧文化的标志。 2018年巨婴被评选年度流行词,该词来自于《巨婴国》这本心理学畅销书,不久便成为了火遍全网的梗。 包括人民日报等一众官媒也开始用这个词来骂人。

2022年,伴随着一个B站视频的走红,精神内耗这个词也迅速风靡网络,并被广泛用于年轻人的自我表述之中。 其他诸如拥抱内在的小孩、设恐设牛、阴谋等等流行语,都与心理学有着直接联系,且大多用于表达负面的心理现象。 不过,与心理学话语逐渐受重视形成对比的,是心理治疗和心理学在解决现实问题上的无力感。 

我不止一次地听到许多网友说,在中国寻求心理治疗服务,效果很不理想。 一位网友对我说,他因为学业方面的焦虑,在大学里找了一位心理咨询师,但对方却直接表示,他的焦虑是因为他的成绩不够好,这让他感到更加焦虑了。 也有不少网友在向治疗师讨论起自己和父母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时,治疗师却站在父母的立场上,以长辈的口气批评他们。 还有一些网友向我表示,咨询师在治疗中对他们说教,采取励志教育或思想教育的方式,自己没有感受到被看见和理解。 更多的人表示,在治疗后自己在情绪上的困扰并没有解决,也就是没用。 这些不满有很多明显的原因。 一个表面的原因是,中国的心理治疗行业的发展水平较低,政府的重视和建设程度还远远不够。 

比如,卫健委直属的国家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中心就承认,中国社会普遍缺乏精神卫生意识和心理健康知识,偏见和歧视广泛存在。 东部和中西部,城市和乡村之间在心理治疗上的资源还有较大差距。 同时,治疗能力还远远落后,功能设置不全,相关从业人员的能力不足,一些人没有专业背景,服务能力有限,缺乏对心理健康服务机构和人员的法律规范和行业规范等等。 

因此,在2023年12月国务院关于精神卫生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就这样承诺,要加大科普宣传力度,引导公众正确认知心理问题和精神障碍,早发现,早干预。 与此同时,要增加专业人才供给,提高从业者的职业素质,还要推动心理治疗和精神类药物纳入医保、支付范畴等等。 这些当然都是事实,但政府所提出的办法,是否能够真正解决和缓解中国人的心理问题,我想是值得怀疑的。 

在政府看来,中国社会的心理问题,似乎是一个投入更多的钱,培训更多的人,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而完全不需要触及现有的制度和秩序。 个人的心理问题也仅仅是个人的一种疾病,一种非理性的需要矫正的状态,而不包含着任何其他的合理的信号。 但这无法解释很多现象,比如很多大学生对高校心理咨询的不满。 中国的大学一般都在大城市,高校的心理咨询师有许多就是本校的心理学专业毕业,从狭义的专业性来看,应该是一个相对来说素质较高的群体。 然而许多大学生却有着糟糕的体验,例如,向心理咨询师倾诉自己的心事后,却被咨询师泄露给学院或辅导员。 辅导员会对这些学生格外关注,一些辅导员会询问是否需要解决问题,但也有直接将患者的隐私告诉同学和父母,并强制让该学生休学。 

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工作伦理守则中有规定,心理咨询师有责任保护寻求专业服务者的隐私权,这应该是从业者最起码的专业性。 当然,保密原则并非绝对的,例如,在当事人有伤人及自杀倾向的情况下,就可以不保密。 但现实中学生的隐私被告知学院和父母的门槛是相当低的,一有风险就休学是中国高校常见的处理方式,休学的表面理由是调整好状态再回来,为学生好,但实际上是希望责任转嫁给学生自己。 如果学生在校园内部出事,那么从心理中心、学院领导、辅导员、保卫处都有责任,评优和绩效考核也会受到影响,劝学生休学则没有任何风险,即使学生在校外出了事情,学校起码不用承担主要责任。 我自己就曾听到过一位高校心理咨询师叹气,说领导给我们的任务就是学生不能死在学校里。 按照中国的标准来看,这位咨询师的专业能力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在这种命令下,他是否能保证学生的隐私,站在学生的视角考虑问题,是很值得怀疑的。 这其实说明了,所谓心理学科的专业性和原则,在政治制度的导向下,其实是可以被随意突破的。 

或许有个别的心理治疗师能够恪守原则,但这改变不了大环境。 尤其重要的是,这种现状是难以通过加强专业建设,提高从业人员素质,或者加大对心理健康的财政投入所能改变的。 在上文所引用的国务院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 各地方、各部门坚持和发展新时期风桥经验,将心理健康服务与社会工作、城乡社区服务、志愿服务、思想政治工作、教育教学工作、医疗卫生服务等相融合,边探索边总结边推广,形成一系列制度安排。 

这个所谓的枫桥经验,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的枫桥区发明的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经验,也就是通过群众施压的方式对阶级敌人进行思想改造。 按照官方的解释,新时代的风桥经验,就是要把社会矛盾和纠纷在基层解决,化解在萌芽状态,不要闹到上面去。 那么,怎么把风桥经验和心理治疗结合呢?广西省梧州市的某街道,就发明了心理咨询源头预防矛盾法,也就是通过网格源。 志愿者和七楼大妈对居民的排查,提前发现居民的心理问题,并且联合社会专业力量和居民群众共同参与,防范和化解矛盾纠纷,争取做到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矛盾不上交的工作目标。 不过这听起来,就挺让人窒息的。 心理治疗要求以价值中立为原则,而社区所代表的国家力量,不仅有着明确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还有自身的既得利益。 

在2022年的防疫大跃进中,这套以社区力量为基本单位的网格化管理,在控制居民人身自由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政治压力下,许多社区工作人员连居民的生命健康也可以置之不理,更不用说心理健康了。 这种以国家力量对居民全方位掌控为前提,以维稳为导向,以不闹大为原则的心理援助,含金量如何是不必多说的。 

我们上面讨论了心理治疗在中国所面临的制度上的干扰,这或许可以归结为整个社会,包括体制内的管理者对心理问题的认知不够充分,然而这种不充分其实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 在我看来,最为关键的困境在于,心理学的思维方式,其实本身就与中国的主流文化格格不入,正是这种文化上的水土不服,才导致了心理学应用于中国面临着比西方社会更多的困难。 

心理疾病并非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的概念,它起源于西方,是现代社会的产物。 这并不是说前现代社会或者非西方社会的人就没有心理疾病,而是指前现代社会并不承认这个概念。 

当然,任何社会的人都懂得一些心理学技巧来缓解焦虑情绪,但正如算术不等于数学一样,现代心理学背后的哲学基础在中国其实并不存在,也就是启蒙精神所蕴含的对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推崇,以及对自我意识和个人价值的肯定。 

在前现代社会,个人的价值和使命是被集体所决定了的,个人被视为集体或共同体的附庸,没有独立选择自己生命意义的自由。 

因此,前现代社会的个体有了某种心理疾病,它往往会被外界从道德和伦理的角度来审视和批判,而不会获得心理学视角的理解。 因为心理疾病的概念,本身就预设了一个人精神和人格的独立性,我们是从这个人自身的目的出发,用理性的眼光来看待他的疾病。 哪怕这种心理学的解读可能与他的社会身份,他对集体所需要承担的道德义务相冲突。 

比如,某个人犯下了罪,许多人常常厌恶心理学家对犯罪行为的解读,认为这种解读很可能会让这个犯人变得可以理解,进而削弱这个人可恨的程度。 这其实意味着,这些人既没有拿别人当作个体,也没有拿自己当作个体。 他们对任何事情都做出了集体主义式的理解,我们是好人,他们是坏人,我和他们是截然不同的,没有任何共同的人性,我也不需要对自我进行探索和认识。 

然而,这与心理治疗的人性观截然不同。 现代心理学各个学派对人性的预设虽然有所差别,但往往都预设了人的自我是本位的,个体的困境是靠增强自我来超越和克服的。 比如,自体心理学认为,心理治疗的目标就是自体的加强,当事人更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和情绪体验,更不容易感到害怕,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去生活。 

依恋理论认为,个体内在的集成是心理治疗的关键,正如一位依恋心理学家所说,心理治疗师的任务就是准许患者去思考那些父母曾经妨碍,禁止他们去思考的想法,去体验父母曾经妨碍,禁止他们去体验的感受。 

人本主义心理学更加强调,个体对真实感受的充分接纳是化解心理障碍的关键,也就是将自己所有的感觉和内在体验进行集成,并组织进自我概念当中。 看得出来,心理学认为人的自我认知是一个持续终生的过程,自我是流动、开放和不断生成着的,无法集成和接纳自我是心理障碍的关键原因。 

然而,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恰恰是对自我的流动性非常厌恶和反感的。 中国人的成长过程基本上是被各种各样的中心任务所确定和垄断的,个体必须早早地接受家庭、学校或社会所赋予自己的身份认同,没有自由探索的空间。 此外,官方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一系列神话人物早早地灌输到儿童的大脑中,而这些神话人物几乎都是僵化刻板的,也是不真实的,比如雷锋。 

在中国,许多参加过朝鲜战争的志愿军士兵往往有严重的心理创伤,但他们的心理问题很少被官方所承认,因为他们不被视为是独立的个体,而是官方意识形态机器的一颗螺丝钉。 在官方宣传中,他们被描述成思想坚定、意志顽强的战士,他们所参与的战争也被描述为正义和合法的。 他们在肉体上受伤了,可以作为激发大众仇恨的素材而被大力宣传。 然而,如果承认他们在精神上也受伤了,这就会让人们对政府的观点产生怀疑和动摇,进而感到自己的软弱和害怕也是合理的。 一旦承认了心理疾病的合理性,就意味着人们有了一个对抗专制话语的依据。 

总的来说,政治宣传和现实生活的压力,导致中国人难以获取完成自我集成所必需的空间和心智资源。 然而,没有这种心智上自由发展的体验,其实是很难理解心理学的内在精神,尤其不太容易对那些与主流文化不和的群体抱有人道的理解。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咨询师即使学习了很长时间,最后也只能学到一些皮毛的技巧和话术,或者复读心理学教材上的东西,而一旦涉及到对现实问题的看法时,就又被动地接受这个社会的主流话语,没有意识到这些话语对个人的压制,这种保守是靠单纯的心理学专业训练很难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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