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偏心理方向的话题。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感到政治性抑郁？
我有一个朋友讲了这样一个亲身经历。 他在大陆的一家公司工作，公司给每个员工分配了高强度的业务量，大家每天的工作都很紧张。 有一天下午，一个同事在办公室突然大叫一声倒在地上，疑似是猝死了。 大家纷纷围观，有几个同事流露出兴奋的神色，似乎是因为这一突发事件打破了紧张的工作氛围。 这时，领导走过来呵斥，催赶大家继续完成工作。 很快，所有人就都回到工位上继续忙碌了，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他对此感到绝望而抑郁。 在这个场景中，员工的沉默和领导的训斥，共同促成了整个公司的高效运行和秩序。 员工有着经济压力，他们需要金钱来维持自己的生活，而领导也会受到来自更上一级领导的压力，他需要尽快地恢复秩序，保证工作目标达标。
总之，几乎没有人会认真地记住这个故事，类似的故事在中国反反复复地上演。
2022年4月，上海经历了长达两个月的封锁，2500万人突然被封闭在家中，物流和贸易网络被瞬间切断，很快一些地区就陷入了食品和药品的短缺，每个人只能自谋生路。 有人选择抗争，有人选择冒险，更多的人只能等待。 求救的帖子不断地在微博、微信等平台上传播，又不断地被删除。 审核人员日夜不停地加班，审查网络上的敏感词句。 警察们在努力地抓捕谣言传播和抵抗防疫者。 两个月的封城结束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李强宣布，上海防疫取得了圆满胜利。
如今，关于上海疫情，人们从墙内的互联网上只能看到这样的故事，热心的党员是如何无私地拯救市民，基层公务员如何的勤劳尽职，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绝大多数居民对政府的决策，既服从又感动。 这些叙事占据了绝大多数舆论空间，而在这两个月中，两千多万市民的真实情感，那些属于个人的故事，则被虚无化了，仿佛不曾存在过。
捷克总统哈维尔将这种虚无称之为极权主义的，他在《故事与极权主义》这篇文章中，这样描述共产主义时期的捷克斯洛伐克，那种纯粹的典型的死亡，在这里已经由另一种死亡取代，慢性的，遮遮掩掩的，不流血的，不再是纯粹的，然而是没有行动，没有故事，没有时间的死亡，集体的死亡，或者更确切地说麻木不仁的，社会和历史虚无化的过程。 这种虚无化如此取消了灭亡，同样如此取消了生命，个人的生命变成了一个大机器中功能单调，整齐划一的组成部分。
共产时期的捷克·斯洛伐克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有着相似之处，也就是他们都处于后极权时代，后极权时代的特点是，民众对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不再抱有热情和信赖，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政治的冷漠和绝望，继而将热情投入到私人生活当中去。
1968年，旨在追求民主化摆脱斯大林体制的布拉格改革，遭到了苏联暴力镇压，改革被迫终止。 新上任的捷共共产党总书记胡萨克恢复了旧的体制，并在党内发动清洗，全国有200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株连。
胡萨克政府一方面禁止了言论和结社自由等权利，另一方面致力于改善经济，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 这么做是为了使人民将注意力放在追求消费和物质刺激，从而忽视自身在政治和精神上被日益侵犯的事实。
类似的情况同样出现在中国，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处于极权主义的原始状态，民众对毛的革命理想怀有强烈的激情，将毛的思想当作指导自己精神和道德的指南。
文革后毛的意识形态就彻底破产了，从1978年到1989年之间，中国社会出现了少见的宽松氛围，党对经济、政治和思想上的控制大大放松。 思想解放、四个现代化等口号，也大大激发了中国人追求民主的政治热情。 然而这种政治上的松动，并不意味着与极权主义彻底决裂。
1989年6月，面对民间的抗议浪潮，党最终选择了暴力镇压，这次镇压彻底撕裂了党在道义上的合法性。 对于六四之后的共产党而言，既不能走党内左翼的回头路，那会导致整个国家走向毁灭，又不能走向自由民主的改革，那同样会导致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于是共产党选择放弃对道德和意识形态的争论，一方面通过发展经济引进外资来弥补合法性的危机，另一方面对民间的自组织，对民众争取权力的行动采取更加严厉的镇压。
1989年之后的中国，大大加强了对社会的管制和对思想的控制，同时对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等十分警惕，通过不断渲染颜色革命和和平演变的危害来恐吓民众，这就是邓小平摸石头最后摸出来的体制。
有人评论邓小平带来了高速变动的社会中最急需的政治商品，那就是秩序。 但邓只是恢复了外在的秩序，却瓦解了心灵的秩序。 从长远来看，后一种秩序更加重要。
1990年后，党与人民形成了一种默契，党通过不断发展经济，做大蛋糕，换取人民对政治诉求的放弃，用江泽民的话讲就是闷声发大财。
然而，新体制下表面的经济繁荣掩盖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诸如严重的贫富差距，司法不公，无法遏制的腐败，公共舆论窒息，信任缺乏，人与人的互害，弱势群体的无助，这并不能用所谓的做大蛋糕，发展生产力来解决。
即使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这样的情况也比中国要好很多。 虽然中国共产党不断地提出了诸如 和谐社会，八荣八耻，执政为民之类的政治口号，试图重建整个社会的道德秩序，但在不触及政治改革，持续压制言论、新闻、结社自由的情况下，这些说教都不可能产生作用。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赞扬美国人的结社能力，他说，要是人类打算文明下去或走向文明，那就要使结社的艺术随着身份平等的扩大而正比的发展和完善，因为，人只有在相互作用之下才能使自己的情感和思想焕然一新，才能开阔自己的胸怀，才能发挥自己的才智。
自由结社可以使人意识到，自己的情感、思想是可以获得他人的支持和回应的，是合理的，从而避免屈服于主流舆论的压力。
然而，1990年之后，党治理培养的却是如 阿伦特 所说的孤立的散沙型的群众。 散沙型的群众指的是：成员们并非基于对公共生活的共同价值的认可而聚集的，而是被中心权力组织起来的，成员之间彼此以互相隔绝的形态聚合在一起的。 每个人高度原子化和孤立化，他们不再能够基于人格的互相认同进行人际交往，也就无法彼此提供真正的人际支持。 我们将看到，中国社会所出现的种种扭曲的价值观和心理疾病，都与极权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
有数据显示，中国社会的抑郁率正在迅速攀升，抑郁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心理问题。 尽管每个人抑郁的具体原因都是不同的，但缺乏有效的人际支持而引发的无助感和无力感，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原因。
根据2022年国民 抑郁症 蓝皮书，18岁以下抑郁症患者占总人数的30%, 其中50%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一般学生群体的心理问题检出率在10%到30%之间。 我在视频《学校是如何破坏社交能力》的视频中，曾讨论过这一点。
学生的抑郁与学校的极权主义性质有着密切的联系。 由于学校的生活内核指标是成绩排名，学生们因为想要追求更高的名次来到同一所学校，这种动机并非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和理念，而是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 这也使得学生之间难以自由结社，难以培养真正的信任并提供有效的人际支持。 在学校和政府面前，学生呈现出散沙化的状态，即使私人空间被学校压迫到极限，也无法自发地组织起有效的反对。 中国学校就是整个中国社会的缩影。
在拥有结社自由的社会里，即使是小众的兴趣、爱好和信仰，也能够组成一个彼此支持和信任的社团，个人能够从中坚定自我的价值和意义。
但在中国，与主流不和的人，会孤零零地面对强大主流的压力，例如同性恋者、有宗教信仰者、 不愿意上学的人等等。 离体制越遥远的人所面临的压力就越大。
而事实上，每个人内心中都有着与主流不和的思想和情感。 因此，这种对多样性的毁灭是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 人际支持和信任感的匮乏，进一步强化了个体追求世俗成功和面子的需要。
于是，个体开始放弃使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我，而是使用主流的语言，我的学历、收入、职位等等。 而当一个人放弃自己的语言时，也就意味着个体生命力的枯萎和个性的消亡。
中国式相亲 和 中国式婚礼 最能体现这种赤裸裸的唯物主义。 经过了三十多年，中国政府成功地将物质利益至上的价值观 灌输到了整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只要不冲击政治高压线，哪怕以极不道德的方式获取财富也是可以被允许的。 在舆论宣传上，官方试图通过塑造中国的富裕和先进的技术来激发民族自豪感。
比如，在2018年之前被官方媒体 反复宣传的所谓新四大发明，高铁、网购、移动支付、共享单车。 宣传部门想要强调中国发达的印象，但只要联想到在这样一个国家，人民不能合法地使用真正的互联网，不能浏览未经审查的书籍和电影，不能走上街头喊出声音，就会意识到这种表面的进步背后 是精神和文化的荒漠，是对正义和尊严的追求，对创造性和精神自由发展的需求的粗暴阉割。 这也是许多人反映心理咨询变得越来越无用的原因。
当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趋于单一后，成长于这个社会的心理学工作者 也难以站在健全人性的立场上 去理解来访者的心理状态。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的抑郁又可以被视为政治性抑郁，而这种抑郁又是单靠心理治疗所无法解决的。 而这种抑郁又是单靠心理治疗所无法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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