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视频想和大家聊聊中国的民族主义宣传,我想先从长城开始。 前段时间,一位朋友和我分享了他最近读到的一个观点, 就是说长城的功能不仅仅是抵御外敌,它的另一个同样重要, 甚至更重要的功能是控制人民,防止人民跑路。 他也把这个观点分享给了自己的朋友, 但朋友非常不认同,认为这是受了西方思想的误导。
那这期视频,我们就先来聊聊这个观点。 这期视频也会放在历史与社会这个列表里, 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 那么继续说回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们说,长城在中国民族主义话语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它常常作为中国民族精神的具象物, 在各种歌曲、诗词、影视画面中被不断地召唤出来, 用以激发受众的爱国情感,比如张鸣鸣的歌曲《我的中国心》里有句著名的歌词, 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种千金,如同黄河长江一样。 在这里,长城的内涵也远远超出了具体的建筑遗迹, 而被凝聚为某种中国人身份认同的符号。 在人民币的图案、重大庆典或宣传海报中, 长城经常被赋予坚固、绵延、守护、团结的意向。 防御当然是长城的第一功能,它代表着抵御外部侵略的意志, 在官方的宣传话语中,长城也经常与保家卫国相联系, 比如强调人民军队是钢铁长城,南海是中国的海上长城等等。 正如卡拉汗在这篇探讨中国民族主义的论文中所说的, 长城不仅是物理的边界,还是中国人与蛮族的分界线, 它象征着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 强的一边是古老、连续、优越的中华文明, 另一边则是危险、可怕的入侵者。 因此,长城首先体现了一种内向和防守的民族主义心态。 而要修建这样巨大的防御工程,又必须建立在无数人的劳动之上, 这就是长城的第二重含义,也就是只要通过集体动员, 使无数个体团结一心,勇于牺牲, 就能汇聚成国家和民族的强大意志, 正如中国小学的一篇语文课文所说的, 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和智慧才凝结成这前不见头, 后不见尾的万里长城。 因此,我们说内向防御和集体动员 就是中国民族主义所赋予长城的内涵, 但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是这样的, 比如法国的国家象征马利安纳, 就代表着理性、共和与自治的精神, 德国的勃兰登堡门虽然在初期象征着普鲁士王权, 但如今它更多代表的是欧洲的合作与和平。 相比之下,长城的精神内涵就显得更加保守、封闭和排外, 它把墙内的人定义为我们,将墙外的人定义为他者, 墙是为了保护我们免遭他者的侵犯, 两者之间的对立是无比清晰的。 然而这个叙事是相当简单、片面的, 长城的真实作用要远比这丰富得多。
民族主义的成功在于它把一个抽象共同体的概念 通过长城这样的象征物与大型仪式 转化为日常可见、可以使大众投射自己情感的事物。 在这个过程中, 它将各种具体的差异和冲突扁平化为我们, 从而遮蔽和隐藏了谁在统治谁这个核心的问题。 实际上,长城不仅防御外敌,同样防御所谓的自己人, 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汉元帝对待匈奴的态度上。 当时忽罕邪馋于投靠汉朝,汉元帝非常高兴, 把王昭君赐给他当妻子,于是忽罕邪向皇帝上书, 说自己愿意帮助汉朝保卫边塞, 请皇帝将守卫边关的士兵撤回,好休养生息。 当时所有大臣都赞同这个建议,只有郎中令侯应反对, 他列举了十条理由,前几条理由无非是说匈奴人都是蛮夷, 毫无信用,说不定明天就反叛了,不能相信他们。 但后面的重点却放在了防止自己人逃跑上。 比如,第四条理由就说,中国上建官粮,以治诸侯, 所以,绝臣下之恺欲也。 设塞角,治屯庶,非独为匈奴而已,亦为诸蜀国将民, 本顾匈奴之人,恐其私救逃亡。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国家修建各种关隘和城墙, 不只是为了防备匈奴,主要是为了断绝臣子的非分之想, 也就是防止臣下造反,另外也是避免一些, 已经投降汉朝的匈奴人,因为思念家乡而逃跑。 第六条理由说的是,许多参军的士兵,当年留在匈奴没有回来, 他们的家人也往往贫困,所以他们也有跑到匈奴, 与亲人团聚的动机。 第七条,说的是,那些生活陷入困境的边疆百姓和奴隶, 他们听说匈奴那边生活很快乐,也就是闻匈奴中乐, 非常想跑路,虽然士兵盯得很紧,但还是有很多成功逃出去的。 第八条说的是,汉朝境内有很多强盗和小偷, 他们经常成群结伙违法,如果被逼急了, 也可能跑到匈奴那里去逃避法律的惩罚。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想要跑路的群体范围极广, 它不仅包括了已经投降汉朝,但又想回家的匈奴人, 还有士兵的家属,陷入贫困的百姓,奴隶, 以及触犯刑律的人,并且,他们竟然还普遍认为 匈奴那边生活更好。这就不得不让人思考,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想要脱离文明和教化, 宁愿跑到野蛮的地方去呢?明明匈奴那里也不富裕。
实际上,这并不难理解,民族主义往往假设 我们内部是铁板一块,我们一定天然优于他们, 所以无需考虑我们内部的真实状况。然而, 内部社会的不公、压迫和贫困往往比所谓 外族威胁更严重。虽然汉朝的合法性来源于 反抗秦制,然而由于秦制在集权和动员上确实高效, 因此汉朝在制度和权力架构上仍然承继了 前朝。到刘彻时代,像西汉开国时期的 功臣集团、各种诸侯王等等不利于独裁的因素 已经被铲除得差不多了,于是皇权专制达到 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主要体现在经济上的盐铁观营 和库利政治。盐铁观营我们以后再说, 这里重点说一下库利政治。汉武帝时期 库利政治达到了巅峰,后来的皇帝虽有所收敛, 但始终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库利政治 是为了满足高强度的汲取目标。为了更好的 榨取资源,汉代皇权在漫长的历史中出台了 无数的法条和律令,正如《大学演义》记载,刘邦 进入咸阳时,废除了严苛繁琐的秦律,和秦人 约法三章,只惩罚杀人、伤人和盗窃行为。 后来萧和就把律令增加到了九篇,舒森通 又增加到了十八篇,又逐渐恢复了秦律,到汉武帝 刘彻时代,仅仅五六十年,汉代法律就增加 到了三百五十九章,其中死罪就有四百零九款 涉及一千八百八十二种行为,判决标准和细则 增加到一万三千多条,总字数累计到百万字 的规模。并且这些律令很多时候就是拍脑门制定 的,根本不关心法律本身是否存在自洽和统一 的逻辑,因而同一性质的案件,不同法条的判定 标准也不一致,而执法关于为了避免被上级责罚 往往倾向于选择更严厉的标准。作者举了 吕不舒办理淮南的案子,一次性就牵连出数万人 的死刑,考虑到西汉时期,全国也就几千万人 相当于一次就消灭了大约千分之一的人口,这是 非常惊人的比例。此外还要考虑到,汉朝的 大多数人都是不识字的文盲,且信息流动极为缓慢 因此,大多数臣民是根本弄不懂这些律令和 判例的,这就导致执法官可以轻易利用信息差来 操纵民众。而帝国的臣民们也长期生活在这种 密不透风的环境中,作者感慨,法律已经到了 十分荒唐的地步,民众举手投足,都可能触犯 刑律。这样的国家还没有灭亡,简直是奇迹 由于刘彻本人喜欢提拔和任用酷吏,因而各地 官员也是本能的效仿,整个官僚机器呈现出 虐待狂的倾向,比如,有的酷吏动辄将受害者灭足 有的喜欢巨人的脖子,有的喜欢用棍棒勒索行贿 等等,在如此严酷的暴力下,大多数臣民 到了生不如死的地步。我们前面说过,侯英认为 城墙和关隘能防止盗贼逃往匈奴 这里不应先入为主地认为这些盗贼都是坏人,因为在汉 代,当盗贼很多时候是无奈之举。正如 史记《酷吏列传》所记载的,利民一清犯法 盗贼自起,南洋有梅敏、白正、楚有英忠 杜绍、齐有徐伯、燕赵之间有监卢、范生 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好、攻城 邑、取库兵,是死罪,妇辱郡太守 就是说,当时的民众已经普遍被逼到活不下去 于是,全国到处都是前赴后继的造反者 包括离帝国的中心很近的南洋。他们或数百人一群 或者数千人一群,进攻城市,杀死地方官员 释放死刑犯。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 那么多汉朝人会认为,生活在简陋和野蛮的匈奴是快乐的 因为匈奴虽然也贫穷和匮乏,但还是以部落 的习惯法为主,没有汉朝这么多离谱和严密的法条 也不会动辄搞酷刑和株连这种折腾人的东西 对于来自汉朝的逃亡者,匈奴人抱着实用主义 的态度,允许他们教匈奴人铸铁,种地,制作 衣服等等,相当于接受技术移民了,也有一些人 被提拔为顾问和使者。
某种程度上 这些翻越长城,想去匈奴的汉朝人,与那些 想要穿越柏林墙的东德人,想要脱北的朝鲜人是一样的 柏林墙,三八线虽然有防御西方入侵的作用 但更本质的功能,还是防止自己人逃亡 民族主义叙事,只会指责这些人是叛徒 用爱国或者其他的意识形态对他们污名化 却回避了自身的虚伪。在这种历史观里,中原文明 常被默认为是高级、进步和道德的代表 而匈奴则是落后、野蛮和不讲伦理的 但现实却是非常复杂的。
所谓的文明 可能只是一种更加精致的暴政,比如匈奴人 当时有一种婚姻制度,就是父亲去世后,儿子可以寄娶 后妈,哥哥死后,弟弟也可以娶嫂子。这在中原 的儒家伦理看来,当然是大逆不道,违背 纲常伦理的蛮夷的行为。然而,这种批判并非 站在人权和人道的立场上。汉代的女性 虽不像明清时期那样受束缚和禁锢,然而官方 也是明确地鼓励和强调女性的贞洁观念的,比如 东汉时期班昭所作的《女诫》,常被称为中国古代 女子教育的开端,那么这篇《女诫》就说道, 夫有再娶之意,复无二世之文,故曰, 福者,天也。天固不可逃,福固不可离也。 就是说,丈夫可以再娶,但妻子 不应再嫁,丈夫如天,天是不可逃避的。 这相当于从宇宙和自然秩序的角度,确立了男尊 和女卑的地位。班昭的这篇文章,常被称赞文采 优美,然而这不过是用精美的词句伪装出来的 文明。和匈奴人那种原始粗糙的制度比起来, 究竟哪一种更文明是很难讲的?因此 我们可以看到,长城的实际功能是高度复杂且 多元的,它既是权力的疆界,也可能是压迫的牢笼 它既可以作为文明与野蛮的分割线,也可能 只是文明自我神话的一部分。
民族主义需要维系 一个想象中的我们,因而迫切需要某些可见的,集体的 崇拜物来承载集体认同。一旦被选中,这些象征物 不论是长城,国旗,还是民族神话 往往就被赋予了超历史和自然的意义,是超越时空 和公正无私的,因而才是崇高和神圣的。如果只是一种 临时的、偶然的或者特殊的产物,那么 它的崇高性也就消解了。
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是 自近代以来,长城是如何在不同政治语境 中被重新诠释的,它的象征性又是如何在 不同政权手中被不断操控、更新与再生产的 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初,长城的封闭性 被认为是阻碍了交通和社会的发展,同时也被视为 割裂民族统一的象征,应当被拆除和批判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知识分子们也是将长城视为 阻碍中国现代化的落后符号。1925年,鲁迅 发表短文《伟大的长城》,说修建长城 不过是白白死了很多工人,也没有真正挡住胡人 现在也不过是一种古迹。鲁迅说,自己总感觉 周围有长城环绕,这长城将人们包围 何时才能不给长城添新砖呢?这伟大而可 诅咒的长城,这显然是鲁迅对长城的强烈 否定和批评。
不过也是在这段时间,许多学者 和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了长城在树立民族精神 上的作用,从而逐渐开始回避长城的落后性 比如孙中山就赞美长城的功成之大,称它是 世界的独特奇观,认为如果没有长城作为防御 中国就会在秦汉时期就亡于满以。
在抗日战争 期间,长城则几乎等同于中国的同义词 象征着抵抗日本侵略者的精神,比如那句著名的歌词 把血肉铸成新的长城,此时长城的负面形象 几乎彻底消失。
1949年后 长城的那种保家卫国的视觉象征开始逐渐消退了 新时期要求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文艺创作的 最高准则,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 代表重工业发展的工厂和火车,以及毛泽东的 偶像符号,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主流符号。而 古代长城则是作为一个就中国的象征,则被有意 无意地边缘化。直到改革开放后,伴随着 思想解放的深入,毛时代的意识形态符号在民间 逐渐破产,国家精神形象开始出现了一些真空地带 于是官方又开始重新捡起长城,作为 填补真空和凝聚精神的新符号,正如1984年 邓小平所提出的那个口号,爱我中华,修我长城 修复长城的精神意义是远大于实际意义的 另一方面,由于官方仍然需要面对西方的 压力,迫切需要一种能象征坚固、抵抗和团结 的符号,以应对被围堵和渗透的焦虑。
因此 长城这个古老的意象,再次被赋予了一种防御性的 民族主义内涵。总之我们可以看到,长城的意义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历史的不同阶段 被不断赋予新的象征和使命,它的符号价值也是 随着国家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变动而流转的 从阻碍现代化的封闭象征,到激发抗战精神 的民族符号,从被边缘化的旧中国遗产,到 重新成为文化自信的核心图腾,长城的形象 始终被现实的政治需要所塑造、重写。
这也提醒我们,在面对那些看似永恒、神圣的民族 主义象征时,我们应当保持一种历史意识与批判性 思维,要区分个人情感和民族情感,不要 很容易感到被冒犯。很多时候,那些被赋予崇高意义 的事物,并不是因为它本身有多神圣,而是因为 它在特定时刻,恰好被用来维系某种特定的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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