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继续来聊一聊中国社会苦难崇拜的文化，这也是我们频道未来会经常探讨的话题。 在7月7号，我们讨论了中国人在学习问题上有崇拜苦难，迷恋苦难的倾向。 当时说到，中国文化里不少耳熟能详的有关学习的谚语、诗句都在强调吃苦，比如雪海无涯苦作舟，不经一番刻骨寒，怎得梅花扑鼻香等等。 似乎中国人对教育和学习的重视，总是要去承受或忍耐生理或精神上的巨大痛苦，这种观念当然也在现代中国社会无处不在。 那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从一个更深的视角去审视这种文化。
我们说苦难崇拜，指的是对痛苦的一种非理性的迷恋，也就是认为苦难、痛苦本身有一种神圣、光辉的意义，是对一个人的成长有着正面价值的东西。 那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有一些痛苦，是达成目的，所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但这并不属于苦难崇拜的范畴。 比如在洗衣机发明之前，一个人要洗衣服，就不可避免地要忍受弯腰、洗刷的乏味和劳累，许多原先要由人从事的体力劳动，未来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交给机器去做。 这些痛苦属于一种必要的恶，是人们所要努力减少的东西，当然不会去崇拜它。 另一些痛苦，可能只是外人看起来很苦，但我们自己更多感受到的是快乐，比如去学习一门语言，一种乐器，去学一门学问，都会或多或少要应付一些繁琐、枯燥的东西，也会导致身体上的劳累。 但那种求知和进步的快乐会压倒劳累感，当我们靠着内趋力在从事这样的事情时，也不觉得那么辛苦了。 但在这里，最有价值的东西是这种发自内心的好奇、 欲望和向往，而非痛苦感。 而我们说的苦难崇拜，指的恰恰是把痛苦视为 一个人成长和成功的主导因素、决定因素，还能锻炼一个人的意志，开阔人的心胸。 因此，在苦难崇拜的文化看来，苦难本身还具有道德意义，教育意义。 正是由于苦难有着这种神圣性，因而，它不仅不会被视为一种必要的恶而加以消除，反而是可以人为制造出来，去检验、教育、提高一个人的，如果没有痛苦，就制造痛苦。 也正因为如此，这种苦难，是绝对不可能获得消除的。 当你将痛苦视为必要之恶时，那么痛苦就是有限的、 可量化的、有边界的，而苦难崇拜下的痛苦，则是泛化的、无限的、扩散型的，甚至是完全违背工具理性的。 而这种思维，则广泛地存在于中国的家庭、学校、 企业和政府之中。 比如，中国有不少学校，为学生提供了糟糕的食宿条件，制定了苛刻的生活规章制度，但很多家长不仅不反对，甚至还称赞其管理严格。 有家长就认为，如果连这种苦都受不了，将来可以面对社会的挑战。 许多中学为了出成绩，将学生的休息时间严重剥夺压缩，以至于到了影响日常生活的地步。 从升学率这个工具理性的目的来说，这么做实际上会抑制学生的做题能力的，但仍然有越来越多的学校迷恋这种做法。 再比如，在中国的职场和政府中广泛存在的形式主义，领导们喜欢制定不切实际的高目标，用文山绘海来占用下属的精力。 在很多情况下，这么做是为了让下属疲于应付，因为中国的领导们似乎普遍认为下属闲下来是很危险的，下达高指标虽然可能导致下属职业倦怠、低效率，乃至工作质量下降，但可以让他们更听话，而这被认为是一项更为重要的素质。 宣传领域也是苦难崇拜的重灾区，经常到了完全反人性和扭曲常识的地步。 比如，我们在3月15日的那期视频里，讲到了疫情期间官方针对女性医护人员集体剃光头的正能量宣传，当时我们说道，这种做法是完全不必要的，官方只是想通过女性抹杀自己的性别特征来唤起大众的悲情的感觉。 诸如此类的操作，都让我们感觉到，中国社会的很多不人道的现象，似乎和其他国家的不人道有着某种区别。 比如，20世纪早期，美国工厂奉行泰勒制，美国工程师泰勒通过科学分析人在劳动中的机械动作，并对之进行严密设计，研究出了最经济且生产效率最高的标准操作方法，从而将工人的工作潜能发挥到极致。 泰勒制在美国被视为剥削工人的奴隶制度，但它是创建在经纪人假设之上的理性博弈的产物，是为了满足企业利润最大化这一现实目的。 而中国社会的很多非人道的做法，比如我们上面提到的，有时候很难用工具理性解释，只能将其归结为一种信仰和宗教的东西。
那么，这样一种文化究竟是怎么来的呢？我们首先把视线落在官方的意识形态上。 从1949年到文革结束，是一个苦难崇拜，逐渐登峰造极的过程。 在去年12月10日的那期关于社会主义新人的视频中，我们提到了五四时期的很多知识分子，都热切地呼唤新人的出现。 所谓新人，指的是能够忘我的工作，克服自我的私情和个性，服从集体和组织的安排，并以当局的意识形态来指导自己生活方方面面的人。 在当时的人看来，只要有足够多这样的新人，中国就能够克服物质条件和技术水平落后的现状，实现对西方国家的弯道超车，而要制造大量的新人，就必须通过思想改造等手段来激发个人的精神意志，信仰力量。 对此，我们在4月19日讲中国国民性的那期视频里有过详细讨论。 当时有这种改造国民性想法的人很多，但只有毛泽东通过整风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成功地将这种思想改造的手段落实，并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在毛泽东看来，只要拥有坚定意志的人，就能创造出任何人间奇迹。 既然新人的关键就在于消灭人作为个体的一面，也就是消灭个人感受，个人利益，个人动机，个人观点，那么苦难在锻造新人的仪式中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因为能否吃苦，恰恰可以做一个人是否真正能够做到摒弃自我，和集体融合的重要判断标准。 由于一个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完全消灭个人感受，因此这种苦难考验就是无穷无尽的，一个人需要每时每刻都在灵魂深处闹革命。 在这种思维下，苦难不再是一种必要的恶，而是本身就成为了目的。 正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说的，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炼，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在这里，苦难具有使人融入大众的道德意义，甚至还能够净化人的灵魂，从而克服因为执着于小我而带来的苦恼。 苦难状态以及苦难所导致的精神上的匮乏，因为缺乏自我而下意识地服从，都被擡高为一种崇高的美德，而在宽裕状态下养成了松弛和自信的气质，则被视为可耻和自私的缺陷。 《阶级，身份和差异》一书中记载，1949年4月，接管南京文化系统的干部，在与南京知识分子谈话时，故意装出一副不文明的样子来，用手不停地抓挠他那双肮脏的赤脚，但其人过去却是大学生的知识分子。 而1949年，许多进步知识分子都像他那样，好像自己是老革命。 1949年后，这种意识形态就被推向了全国，并在大跃进运动中达到了第一个高峰。 比如当时的各个工厂，普遍开展义务劳动、自愿加班以及自愿取消寄件工资的活动。 实际上，这么做不仅仅是出于提高产量的经济理性，一个更加深层的动机是通过这种活动对工人进行思想改造，这种精神上的教化同样是运动的重要目标。 实际上，由于长期加班加点的工作，许多任务人都对大跃进有所不满。 在北京石井山钢铁厂，患各种慢性病的工人已占总数的27%。 然而，各个工厂党委则普遍将工人的不满视为反革命现象，寄希望于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加以改造。 比如，在我们曾经提到的安山钢铁厂，安钢领导们首先以干净大小、有无牢骚怪话、 是否自愿加班来判断一个人是先进还是落后。 下一步就是在工人间开展大辩论，辩论后，工人的思想觉悟和生产自觉性有所上升，但不久又会有牢骚怪话出现，于是就再进行一次辩论。 这也是整个前30年的一个缩影，那就是思想改造越是起不到效果，就越是认为改造的程度还是太轻了，需要一场更加触及灵魂的改造，到文革时期，这种触及灵魂的深度达到了巅峰。 在3月15日的那期视频里，我们曾经提到文革时期官方以铁姑娘为女性模范，号召女性学会忍受各种苦难，正如金一红在文章所说的，在当时，女性爱美不仅意味着喜作小儿女态，革命精气神不足，也可能被认为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南京三八女子搬运班一个爱美的姑娘，因为没活干的时候就换衣服，洗脸，擦雪花膏，对小镜子梳头，学普通话，就被人称为妖精，入了落后分子的令册，一句玩笑话也被勒令写检查。 文革时期另一个苦难崇拜的典型体现，则是将大量干部和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虽然上山下乡运动是出于对当时极端困难的经济和人口问题的考量，但也的确有思想教育的成分，当局认为，使人置身于艰苦的环境下，能够彻底改造世界观。
值得一说的是，这种美化苦难，崇拜苦难，迷恋苦难的倾向，并非中国独有，而是当时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过的。 比如，越南有一个名叫陈德草的哲学家，他早年在法国留学工作，对西方哲学有很深的研究，受到越南民族主义的号召，陈德草曾在20世纪40年代从欧洲回国，自觉接受思想改造。 为了表达自己对于没能与党并肩战斗的愧疚感，他故意不用蚊帐睡在丛林里，让蚊子叮咬自己，最后患上了疟疾，而这是很多越共老游击队员都得过的疾病。 陈德草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表示自己的前程。 在马来西亚共产党的根据地，当时有一个从新加坡来的女性，因为原先在城市居住，受过教育，就成了思想改造的对象，她被要求用手直接清理积粪，而不准用工具或者戴手套，直到她得了皮肤病。 1968年，在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古巴，发起了名为革命公式的政治运动。 卡斯特罗希望到1970年，古巴能实现1000万吨的糖产量，同时也希望这场运动能彻底清理古巴的旧传统，塑造新人，因此，这也可以视为古巴版本的大跃进加文革。 当时古巴全国城乡实行军事化，全国各地各单位都按军事编制组织起来，街头有巡逻队，一旦发现游手好闲者，立刻送进劳动营。 很多地方为了创造出真实的战争气氛，常常故意切断电源，让工人在非常状态下工作。 其他诸如朝鲜、 红色高棉等国家还要更加极端一些。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实践 也吸引了很多第三世界国家。 坦桑尼亚领导人尼雷尔曾经观察到，在坦桑尼亚的一次 关于提高物质待遇的罢课活动中，参加罢课的坦桑尼亚学生 都是在西方国家或其殖民地留学过的，唯有在苏联和东德留学的两个学生没有参加。 对物质待遇的这种不同态度 使尼雷尔得出结论，西方太个人主义了，所有教科书都强调 权力权力权力，没有责任，而东方国家具有非洲需要的东西，那就是对责任的强调。 当然，社会主义国家并非铁板一块，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政治上的非斯大林化，苏联社会开始了对个人利益、 市场机制和物质刺激的探讨。 六十年代的经济改革，就运用了利润、奖金和算等纯经济手段 来促进苏联工业，而不再一味地讲奉献和牺牲。 持改革意见的包括苏联的知识分子 和较为开明的干部，这场讨论松动了苏联的意识形态，在东欧国家引起了很大反响。 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 则立刻抓住了这个松动的缝隙，最终促成了反抗苏联集权统治的布拉格之春。 然而在中国和古巴等国家，对苏联体制的批判 则体现在认为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 大搞物质刺激、经济挂帅、 背叛了斯大林体制。 虽然都是批判苏联，但中国和东欧国家对苏联的批判 是截然相反的思路。
总之，在对待个人利益的态度上，可以很明显地发现，越是落后的国家，往往越有苦难崇拜的倾向。 这是因为越是落后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复杂度往往越低下，人的自我意识和理性水平也比较弱。 正如我们在去年12月10日的这期视频所说，这其实是一种原始心理、防御机制的爆发，在面对外来文明对本国文化的冲击时，后发国家的知识分子们往往捡起来的 是文化当中最保守和传统的那一面，并试图借此来实现对西方社会的弯道超车。 之所以说这很原始，是因为苦难崇拜其实是一种巫术思维的体现。 正如这种崇拜通常也伴随着 对魅力型领袖和神迹的迷恋一样。 由于妩媚化的思维方式在这些国家更有市场，更适合作为凝聚人心的纽带，因而，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往往表现出某种 向更原始的状态倒退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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