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我们探讨了什么是无条件的爱。 我们说，这种爱并不是简单地肯定一个人现有的能力或者性格，而是对这个人内在的复杂性，发展性，甚至他那些未被理解的矛盾，脆弱和阴影面的接纳。
我们探讨了对于接纳的几个常见的误解，其中最内核的误解在于，如果我们真的无条件地接纳自己，那会不会意味着我们在纵容自己的阴暗面？我会不会变得更加堕落，自私，更有破坏性？
在上期视频的最后，我们指出了，这种担忧往往来自一种误解，那就是，我们误将人的想法，直接等同于人的行为，我们对自己产生的一些念头和情绪感到恐惧，是因为我们下意识地联想到。 如果真把这些想法付诸实践，那将造成难以承担的后果。 那这期视频，我们就来继续探讨，这种对接纳内在体验的恐惧背后，隐藏着怎样深刻的文化模式和防御机制。
我们说，个体需要为自己在现实世界的行动负责，承担后果，对于现实的后果，感到恐惧，也是正常的。 然而在自己的内心世界，或者在一个约定好的安全的交谈空间内，人是不需要有对自己念头的恐惧和内疚的，也是不需要为此负责的，那些看起来可怕，不道德的想法，恰恰是我们探索深层需要。 理解真实自我过程中的中介物，他们往往不会指向现实的行为，而是只是某种潜在的内心冲突或未被看见的欲望的表达。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这是一种相当理想的状态，我们不能要求他人为我们提供这种绝对安全，可以畅所欲言的空间，这不是人际关系的一种义务，应该是纯粹创建在自愿之上的。 不过，即使不考虑外部行为和现实后果，许多人还是会感到，自己仅仅在内心里产生某些想法和冲动，比如攻击性的，性欲的，这些东西本身就是不道德的，是需要被谴责和批判的。
虽然我觉得，这种担忧在任何人身上都会或多或少存在，但是中国人在这方面的确面临一个更加压抑的文化结构，这就体现在中国文化对主观自由是完全不承认的，个体的内心从未被当作一个绝对私密、不可审查的空间来看待。 相反，中国文化长期以来具有一种道德外溢的特征，也就是将伦理和法律的评判，不仅施加在人的行为上，更进一步扩展到人的言语、思想乃至情感倾向之中。
这典型地体现在《大学》的那段话里，就是：「古之欲明明得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其其家，欲其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成其意，欲成其意者，先治其之，治之在格物。」 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理解为，人的一念之诚，不仅关乎到他的个人生活、家庭状况，甚至最终会决定天下的秩序，这其实是一种相当夸张和绝对化的滑坡谬误。 再比如《大学》说到，所谓成其意者，无自欺也，故君子必慎其睹也。 曾子曰：「实目所示，实守所止，其言乎。」 就是说，你要对自己内心里的每一个念头，都保持警惕，即使一个人的时候，也要想到，有无数人在盯着你，指着你。
虽然儒家讲的是要真诚和自我监督，然而，这种真诚和监督的标准，并不是自己的理性立法的结果，而完全是以你所在的集体和他人的眼光为尺度的，你是不能去怀疑和否定这种道德的合理性的。 因此这并非自律而是他律，只是中国文化并不承认有独立的自我的存在，所以这种他律，就显得和自律没有区别。
这也是中国人的羞耻感和道德焦虑感极重的根源之一，人没有一个不受窥探和封闭的内心空间，因此，即使你的想法从未转化为现实，也要为此感到恐惧和羞耻。 不承认有独立于外部现实的内心世界，这就会导致了一个可怕的后果，那就是，他人可以合法地对个体的内心进行道德审判。
正如我们在去年9月的这期里所说的，从汉代起，春秋绝育就开始成为中国社会一项重要的司法审判制度。 司法官，当然也包括皇帝，都是拥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的，在遇到无明文法律规定或者疑难案件时，司法官可以不受法律条文的约束，灵活地选择适用法律，追求所谓的实质正义。
正如《银铁论》中说的，春秋之治育，论心定罪，治善而违于法者免，治恶而合于法者诛。 就是说，统治者有义务去审查和评判人的内心世界，如果你的本心是好的，那么，即使你违法了，也可以免罪，如果你本心是坏的，即使合法，也要惩罚。 而一个人本心的好坏，大部分时候，只有依据掌权者对被告的动机、良心的主观推测，有极大的灵活选择的空间。 在严苛而无所不在的道德压力下，中国文化所推崇的，就只能是一种去除了自我复杂性的不发展的人格。
正如我们在1月4日的这期里所说的，中国文化一直有一种强大的倾向，就是推崇无欲无求无知，认为模范的人格，就是像一面镜子一样，可以光明磊落，坦坦荡荡，许多人，会将心思单纯，无欲无求，视为某种道德理想，所谓无欲则刚，没有太多的欲望和需求，就没有分别心，心思就能纯洁了。 这样的人，也确实没什么可向大众隐瞒的，他的一切都可以随时打开，接受他人的窥探和监督。
然而，这种创建在群众监督，或者想象中的群众监督上的真诚，是真正的真诚吗？如果我们是因为联想到，可能遭受谴责，就去压抑和否认自己的体验，那么这种压抑本身是道德的吗？这就好比说，假如你做好事不做坏事，只是为了获得回报，或者避免被惩罚，那么，这种行为本身并不能算崇高的，它只能说是一种利弊考量。
如果我控制自己的想法和行为，只是因为想到别人在审视我，那么这种自律，也不过是将他人的目光内化之后的结果。 它往往是创建在内疚、羞耻和恐惧上的，但中国社会的主流道德观，常常是美化这种内疚和恐惧的。
对此，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电击有过一段评价，就是说将讲诚与道德直接挂钩，这不如说是损害德性和破坏其全部崇高性的，因为它把德性和罪恶的动因置于同一类别，并只是教我们进行更好的算计，但却完全抹杀了这两者之间的特殊差别。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真正的道德，只能创建在自由意志之上，而不应该源于外在的奖励和惩罚。 羞耻、恐惧、内疚的情感，看似是内在的，常常被误认为是我内心的良心和良知，但归根到底，仍然是社会、他者和权威通过文化和制度植入的结果。
我其实并不真正清楚和认同这些观念，它只是我在还没有反思能力和选择能力的情况下，预先被他人灌输的结果。 而当我们处在一个无法看清自己真实需要的状态时，我们首先应当去争取自由，也就是将自己从羞耻和内疚的状态里解放出来，充分地感受自己的体验。
那么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人无法充分感受自己的体验，是不自由的？当我们说一个人是自由的时候，这种自由不仅仅意味着他拥有多个选择，也不仅仅意味着他不受外部强制，一个更深层的含义是，他拥有一个内在连贯、集成、能够承载矛盾体验的自我结构。
自由并不是碎片化地说出我想这样，我也想那样，而是意味着一个人能够在复杂甚至冲突的体验中，仍然保有一种首尾一致的自我感，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自己是谁。 他的各种想法、感受和行为之间，哪怕不总是一致，至少是能够彼此对话，相互理解的。
正如Sullivan在文章的《Lusion of Personal Individuality》所认为的，我们有多少个关系，就有多少个自我，每一个自我，都对应一套不同的体验、记忆、态度和冲动，有些人际关系更重要，比如和父母的关系，那么，与之相应的自我，就是我们的内核自我，而衡量一个人心理健康的程度。 很重要的标准，就是看他的各个自我的不同感觉之间，能否沟通和连接。如果一个人的诸多体验，不能对主要人格所接受和集成，那么这些体验，就会被排斥到边缘地带，各个自我之间，彼此是割裂和断开的，个体陷入了解离的状态，这当然是一种最内在的不自由。
比如，一个人平时非常温和，但喝醉酒后，就说出一些非常激进和冒犯性的话，酒醒后，他却全盘否认，甚至说自己完全不记得说了什么。他无法掌控自己的精神世界，那些被酒精带出来的内容，往往是真实而被压抑的情感，只是他的主要人格，在清醒时无法承认、容纳它们。
当然，生活在世界上，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出现解离，比如，当我们被某种情绪淹没时，我们会暂时将这种状态与主要的自我脱节，否认和切断这部分感觉和体验，但这种解离，通常在事后就能恢复，当事人也能回忆起这些事情，而更为严重的解离，则是持续存在的，且当事人是难以觉察到的。
比如，一个男生从小生活在家庭氛围紧张的环境中，父亲强势、粗暴，而母亲则是软弱、回避的，总是以妥协、退让的方式应对冲突。于是，这个男生极度敏感地观察到父亲那种压迫性和攻击性所带来的破坏，他在心里暗自发誓我绝不成为像父亲那样的人，于是他强烈地认同了母亲，并发展出了一种要温和、要讲道理的自我形象。 这种认同，最初是应对生存焦虑的策略，是对冲突环境中较安全一方的依附，但它慢慢发展成了当事人自我形象的内核支柱。结果是，他不能承认自己的那部分攻击性的愤怒的体验，他把这部分解离掉，并认为任何的攻击性都是危险的、肮脏的。 他需要牢牢抓住自己的温和，作为自尊的来源，即使在人际关系中被严重冒犯，也很难表达愤怒，只能默默自责和内耗。他习惯于把理解他人，当作一种义务，强加在自己身上，认为自己有无条件体谅他人的责任，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自己好像就变成了父亲那样糟糕的人。
然而，这种攻击性和愤怒并没有真正消失，他可能会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当事人在某些时刻会突然爆发，但他事后却认为这不是我。再比如，当事人对于某些能表达自己愤怒的人抱有难以言说的敌意，但无法意识到这其实是自己被压抑的部分投射的结果。当事人主观上认为，表达攻击性就一定是粗暴和不道德的，温和就意味着文明和理性。 然而，这种道德观，其实是相当僵化和绝对化的，它不是创建在真正的认同之上，而是把不兼容的体验分裂出去的结果。 更为严重的解离状态，则是多重的人格，
比如，我有一位女性朋友，她有一个解离程度严重，在情感上非常回避的前男友。 当她追求这位前男友时，这位男士感到很高兴，给了对方很多暗示和回应，然而随着双方的关系越来越亲密，这位男士过去对亲密关系的创伤体验被触发，于是他某一天，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指责女生不断向自己靠近，是在侵犯了自己的边界，当女生指出，该男士也配合和参与了暧昧的互动。 这位男士却说自己是不由自主的，只是为了照顾对方而已，那并不是他真实的自己。 这位男士坚持否认自己投入了情感，而是不断强调一切都是对方的责任，自己自始至终都是不动心的，完全独立的。 但事实上，他的反应越是前后矛盾和强烈，越说明了他其实内心深处的确是触动的，而这种心动的体验会让他感到自己对对方是有所求的，这会怀起他过去对依恋的强烈恐惧。 由于他的真实体验和创伤体验彼此隔离，无法集成，他就会在某一刻，变得像是换了一个人格，不记得或者无法承认自己此前的投入。
那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问，一个人应当怎样减少解离，促进集成呢？正如我们前面所说，一个人解离自己的体验，往往是因为那些体验对重要的人际关系视为是危险的，可怕的。 当事人为了生存和安全，不得不将那部分体验割裂出去，那么解决的办法，就在于寻找一种接纳性的关系，能够最大程度上容许被解离的体验的涌现，追求充分和全面地接纳自己，这恰恰是道德的开始。
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都无法面对和集成自己内心的阴暗面，比如嫉妒、愤怒、占有欲等等，无法面对真实的自己，他在表面上也许可以表现出极为理性和克制的样子，但这种道德往往只是压抑和回避的结果，其实是相当不稳定的，也往往是道貌岸然的。
中国历史上的很多道德楷模，在人格上都是比较扭曲的，他们在关键时刻，或者换一个环境，就会突然黑化，这就是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集成和接纳过内心的黑暗能量，同时，因为他自己就否认自己的阴暗面，于是，当别人表现出痛苦、混乱、矛盾时，他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站在道德高地上去评判对方，他觉得自己是光明磊落、洁白无瑕的。
结果他的道德感，就常常变成攻击他人的工具，中国文化里，常常推崇这样一类人物，就是嫉恶如仇，心直口快，仅凭简单朴素的善恶观，就可以断定人心，对人的复杂性，采用极其简单粗暴的态度，但这只能说是一种相当原始的道德。
